唐朝的大龄剩女，没钱是很愁嫁的

　　虽然说，相比于其他封建时期，唐代对于女性的束缚相对少一些，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不容乐观。
　　唐代的婚龄观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元年，太宗曾下《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明确规定：法定婚龄是男20岁，女15岁，迈入生理成熟期的门槛后，官府就有责任催促其尽快婚嫁。并且，太宗还将地方的婚嫁率与官员的政绩挂钩。若是结婚率比往年有所下降，官员就要接受惩罚。由此可知，唐初，政府对待晚婚晚育的态度是不赞同的。
　　即使在这样的政策努力下，到唐朝进入鼎盛期的开元年间，人口数依然不容乐观。据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中所统计，开元二十二年，唐全国有7861236户，45431256口，仅与隋炀帝统治时期持平。在小农经济主导下的封建社会，人口和土地是关乎国家发展的两大基本要素。因此，统治者下诏鼓励生育便成为了最便捷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手段。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
　　虽然男女婚龄界限一次比一次低，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极其有限。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男子三十而娶是常态。《霍小玉传》中，霍小玉就对情郎李益说：我今年十八，你二十二，还可以纵情欢乐八年。等你到而立之年，再遴选高门之女为妻也不晚。杜甫、白居易、崔知温等，都是30岁之后成的婚。
　　女子二十岁嫁人也不算晚。《玄怪录》中记载了一位京兆韦氏之女，及笄之后，求亲者络绎不绝，但她都一一拒绝了。直到20岁那一年，进士张楚金上门求娶，才终于松口允嫁。期间，家中长辈并无急切催促之意。
　　贫女愁嫁
　　有一点要注意，前文所提到的，都是出身世家大族、有着极高素养的女子，即使晚嫁甚至不嫁，她们所拥有的金钱、地位、权力，都是保证安逸生活的基础，就像今天社会话题中被反复提到的＂大龄剩女＂，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使婚姻不再成为她们的必需品。
　　然而唐朝不是只有有钱有势的贵族女子，更多的还是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贫家女。玄宗末年，社会进入动荡时期，士人们饱尝人情冷暖，与底层群体接触增多，贫家女的悲惨境遇更是使他们怜惜，大量的诗作和文章出现，我们才能真正走进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
　　《北梦琐言》中就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昭宗光化年间，一个叫刘道济的人在天台山国清寺借宿时，每晚都能梦到和一个美丽的女子结为夫妻。醒后苦苦寻觅，才知道这个女子已经生病死了，生前虽相貌美丽，却因家贫而无人娶。只能以入生人之梦的形式将自己嫁出去。
　　为什么唐时会出现贫家之女婚嫁如此艰难的情况呢？这要从唐时特殊的社会结构说起。
　　在唐代，一个男人，特别是读书人要结婚的话，有很大的讲究。首先要看门第，其次要看对方的经济条件（门第好的不愁没钱），最后才是两个年轻人之间其他个人条件的匹配，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门第。
　　魏晋六朝时期门阀士族曾经把持着社会上层：政治上，他们垄断了官场中的清要之职；经济上，他们世袭官爵、免除徭役、占有大量土地；文化上也有家传的经学、玄学等贵族文化圈。为了维持住他们这批少数人的特权，士族不与寒门通婚，久而久之，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而到了唐代，门阀士族虽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大大衰落，但是贵族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领域还是有很强的根基。旧士族势力依旧很强大，这些士族的结婚对象依旧不俗。他们以婚姻为纽带自成一个小圈子，并拒绝其他势力的加入与分享。
　　由于初唐时期科举还未成熟，选官时仍首重＂资荫＂，寒门士子很难跻身官僚统治阶级，即社会上的寒士与贫女的处境无太大差距，双方婚姻仍可算作＂门当户对＂。但自唐立，统治者在不遗余力的打压士族门阀的同时，大力推行科举，两修谱系，倡导以官品定优劣，弱化了姓氏出身带来的政治影响。尤其在武则天上台后，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与关陇贵族集团和山东士族集团抗衡，加大了科举取仕的力度，重用寒门庶族，为广大寒门学子提供了跻身上层的青云之梯。昔日士族若想保持自身的政治优势，就只能与寒门学子一起参加科举，这使得其自身原有的阶级特征逐渐消失。
　　唐中后期，科举制的地位日益稳固，成为了国家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男女婚嫁选婿也由重门第资财随之转变为重学识前途。皇家为公主招揽驸马时，门第已经不是重点，＂选公卿、大夫子弟及文雅可居清贯者＂。达官贵人也将进士作为女婿的首要考虑人选。据《唐摭言》中所载，放榜之日，有设曲江之宴款待当科进士。人们为了围观，几乎半个长安城都走空了。士族公卿之家更是会趁此良机拣选东床快婿，以至＂车马阗塞＂。有时太抢手，甚至会出现＂榜下抢婿＂的情况。
　　因此，贫寒士子不再因出身而感到自卑，反而有时会因才学而得到富贵人家的＂提前投资＂，娶到高门之女。如吕諲，就是＂少孤贫＂，穷到几乎无法养活自己。然而他因＂志行修整，勤于学业＂，得到蒲州富豪程楚宾的青眼，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并陪送了丰厚的嫁妆。靠着妻子和岳丈的资助，他得以考完科举，顺利进入了仕途。
　　然而出身贫寒的女子却并没有科举这项青云梯来改变命运。她们出身和经济上的劣势无处弥补，就只能默默忍受婚嫁上的不公平待遇。毕竟她们嫁入高门富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与她们出身同一阶级的寒门学子，也大部分会选择在功成名就后与高门之女联姻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接受商贾富户的＂投资＂，以应付科举过程中的巨额花销。所以，当财婚成为风尚，也就意味着贫女难嫁成为了现实难题，只能滞留在家无法出嫁。即使她们心灵手巧，貌美如花，却也无法跨过嫁妆这道天堑。如王贞白在《妾薄命》中所感叹的那样：＂薄命头欲白，频年嫁不成。秦娥未十五，昨夜事公卿。岂有机杼力，空传歌舞名。妾专修妇德，媒氏却相轻。＂一辈子枯守在家，郁郁而终者不知凡几。
　　在唐朝中晚期，＂贫女难嫁＂成为一个热议的社会问题，许多诗人都在作品里反映过这一现象。
　　贫女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秦韬玉的《贫女》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嫁不出去的女子，她出身寒门，从来没有见过绮罗（富家小姐穿的高档服装），也从来没有媒人给她介绍对象，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出不起嫁妆。尽管擅长女红，身怀一技之长，却始终无人问津，最后孤独终老。
　　蚕女
　　养蚕先养桑，蚕老人亦衰。
　　苟无园中叶，安得机上丝。
　　妾家非豪门，官赋日相追。
　　鸣梭夜达晓，犹恐不及时。
　　但忧蚕与桑，敢问结发期。
　　东邻女新嫁，照镜弄蛾眉。
　　司马扎笔下的养蚕女，也是个苦命之人。官府赋税沉重，养蚕女通宵达旦的加班，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由于家境贫寒，没有适龄的男青年愿意娶她，看到领居家的女孩出嫁了，就感觉非常无奈：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呀！她此时此刻的心情，与现在受天价彩礼困扰的男青年一样，跨越千年的共鸣。
　　负薪行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
　　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
　　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
　　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
　　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杜甫的《负薪行》，为后人描述了一位凄惨的女人。她四五十岁了，还没有嫁出去，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却梳着处女的发髻。按照目前形势，估计她以后也嫁不出去了。夔州当地有风俗：男的在家里当家，女的到外面干活。这个女子就天天去野外砍柴，拿到市场里卖了，换点钱，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由于饱受风霜，常年辛劳，面部留下了道道泪痕，衣服单薄，根本无法抵御严寒。巫山女子并非天生就那么丑，王昭君就是这一带的人呀，是生活压力把他摧残成这样的。
　　＂更遭丧乱嫁不售＂，道出了贫女难嫁的重要原因。自安史之乱以来，人口锐减，社会动荡，男人往往被朝廷或者其他势力征用，派到前线打仗，有的战死；有的长期戍边，无法返回，杜甫的《石壕吏》就揭示了官府强行抓丁的恐怖。男性人口大幅下降，女性人口过多，性别比例失衡，在此背景下，贫家女子想要嫁人，就比较困难了。男性处于优势地位，根本不愁娶，谁提供的嫁妆比较多，就优先考虑谁。寒门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无法像贫苦书生一样靠读书实现逆袭。在农业社会，女性到田地里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也力不从心，只能做做家务、带带孩子，发挥的作用有限，很难为家里创造较高的经济价值。男子娶妻，相当于多养活一个人，既然如此，当然是要选嫁妆多的、家境好的。
　　在唐代社会，人分为四种：第一等是贵人（官吏，有特权），第二等是良人（农工商贾白丁，这类人是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第三等是贱人（杂户、官户、部曲、客女），最低等是奴隶（可以被自由买卖）。
　　唐代的婚姻法即《唐律疏议·户婚律》有规定：＂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客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违律为婚，杖一百。谓客户亦隶诸司，不属州县，亦当色婚嫁，不得娶良人，违者亦杖一百。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合徒一年半。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则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罪论……知情娶者,与奴婢罪同。＂
　　也就是说：＂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即殊，何宜配合。＂如果不按照阶层婚娶，那么就是违法。
　　总体而言，唐朝的大龄单身青年群体成分不算复杂，单以男女而论，可以愁嫁不愁娶来做大致区分。而不像现今社会未婚群体，受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