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出发，什么时候都不晚

　　他长得很有喜感，笑得古灵精怪。
　　他是新东方创始人，与俞敏洪、王强并称为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共同影响和激励了一代青年人。
　　38岁时，他还是一个混迹在国外的披萨外卖员；40岁时，他决心回国跟着兄弟一起闯荡；如今，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引爆海外游子回国创业的热潮。
　　新东方辉煌了徐小平的40岁，真格基金开启徐小平的50岁。
　　他说，40岁之前，我还生活窘迫，一无所有。
　　他说，出发，什么时候都不晚！
　　◆有人说，人生如果不规划，离饿死就只有三天，但是人生真的能够被设计吗？
　　◆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讲，该怎么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目前从事的工作，是不是自己心中真正的那个梦想？
　　◆中国式的合伙人，该如何面对离散的结局？共同拼搏换来的友谊是否能够天长地久？
　　1 中国式合伙人的矛盾与成功
　　当时《中国合伙人》剧组在选演员的时候，本来选的是另外一个演员，来演这个孟晓骏（邓超饰演），那个演员据说是黄渤！
　　后来我说：＂黄渤？＂
　　剧组的领导看了我一眼，说：＂黄渤比你不丑到哪里去啊！＂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真实形象是什么，竟然不如黄渤！
　　这部电影里面邓超的形象，他在新东方做的工作是咨询，就是我本人做的工作，但是他那种刚正不阿、坚持原则的性格，实际上是新东方的另外一个合伙人——王强老师的性格；
　　而佟大为呢，能够在朋友之间调节关系、润滑气氛，这个是我的特征，但佟大为在电影里面演了一个教美国口语的人，这又是王强老师所做的工作。
　　这部电影借助了新东方创始人的原型，但是把这三个人物类型化了：一个是土鳖，坚持奋斗，不顾一切地战胜困难获得成功；一个是海归精英，自命不凡，和土鳖重装合作，然后实现了理想；还有一个呢，是那种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外国的诗，知道很多西方的音乐，而且还顺便泡了一个洋妞，但是最终呢，他成了一个文艺愤青。
　　所以说，海龟精英和愤青两个人配合着一个土鳖英雄，创造了一份事业。
　　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以新东方故事为原型而演绎出来的一个愤怒的故事、一个友谊的故事。
　　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经过了努力，在友谊的支撑下，在梦想的信仰下实现了自我，达到了人生一定阶段的成功。
　　有人问我，中国式的合伙人是不是真的公司和朋友不可兼得。
　　在电影里面，王阳（佟大为饰演）说：＂不要和你最好的朋友做生意。＂
　　其实，王强这个原型曾经讲过无数次，一开始一定要和你最好的朋友做生意，只不过一定要把这个生意的规则锁在笼子里面，遇到问题我们就讨论，讨论不行就投票。
　　但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商业文明才二三十年，非常短暂，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
　　当年，有一群特别著名的企业家在一起合伙，最后陷入矛盾大家痛苦得要死，最后一个人从外面回来，告诉他们有无数种解决方案。
　　这个故事很有名，叫作＂万通六君子＂，是一个美好分手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和有共同理想的人在一起，追逐你们的共同目标，这样才能够更快地到达事业的顶峰。2 走完最美好的10年
　　回想起来，我自己的一生有着许多迟到的参与。我对自己人生每个阶段都不是很满意，总觉得有问题。
　　但是可能恰恰是这些问题，这些失误甚至错误，阴差阳错地导致了某
　　种幸运的结果。
　　所以，当你自己觉得倒霉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丧气，因为更大的倒霉会接踵而至，而两个倒霉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一个幸运。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2006年的时候，新东方上市。我和俞敏洪一起去了纽交所，按下了上市的铃声。
　　那天早晨我是第一个到达华尔街的，那是一条很小的街，我在心里祈祷今天不要爆发战争之类的，否则的话，我们的上市就要推迟了。
　　上市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它既是你过去奋斗的一个终点，更是你未来梦想的一个起点。
　　全世界都认可你过去的奋斗，用他们的资金来支持你，为你开启下一段征程，这就是上市的意义。
　　所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是，我完全没想到，接下来的事会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那么多负面的影响！
　　当历史的车轮支撑着事业的火车前进到2006年9月的时候，我作为早期的创始人因为种种原因必须下车，让更有专业力量的人来把这列火车开到下一个站口。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太好了，你既有钱又有时间，又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这个时候似乎你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却陷入了一个低潮。为什么呢？
　　因为我整个人生最宝贵的岁月就是1996年到2006年，新东方的10年。
　　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激情和梦想，都倾注在这个事业里面，日日夜夜和俞敏洪、王强在一起，吵也好闹也好，笑也好哭也好，那真的是人生中最最美好最最充实的时刻了。
　　突然之间失去了这一切，我依然可以跟老俞、王强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但是我们再也没有需求来共同商量新东方的战略和新东方的愿景。
　　其实我可以重新出发攀登珠穆朗玛峰，还可以去北极，还可以登南极，还可以去征服五洲大洋嘛！但是新东方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是我激情的全部，也是我友情的全部，所以那个时候我极度不适应，经常去新东方大楼，跟老俞聊天，跟老王聊天。
　　但是，当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一起来攀登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轻松，而＂轻松＂的另一曾含义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啊！
　　就在这个时候，许多上过新东方的同学，很多都是学成回来后找我：＂徐老师，我上过新东方。＂
　　我说：＂挺好！＂
　　他说：＂这个还不够好，我还要你支持我。＂
　　我说：＂我支持你，支持你干嘛？＂
　　＂支持我创业。＂
　　＂我支持，我支持！＂
　　我在新东方的工作就是做学生咨询，考研、留学、签证、出国、
　　求职、谈恋爱……许多事都是我在帮学生做。
　　他说：＂口头支持不够，你要给我钱！＂
　　我说：＂我凭什么给你钱？＂
　　他说：＂我当年给过你们钱！＂
　　我当时感到一种责任。这些学生相信什么？
　　在他们上学时，将零花钱给了新东方，我觉得我们就承担着这些年轻人追求梦想的某种责任。
　　所以，我就把钱给了很多人，有留学生也有没有出过国的，有上过新东方的也有没有上过新东方的人，给他们投资。
　　就是这个2006年，这个郁闷中开始的一个事儿让我走到了今天，成为一个专业的天使投资人。
　　有人说，你可以去做房地产，去做实业，去美国买股票。但我不喜欢，房地产也不一定需要我这点小钱。
　　但是，当一个学生从哈佛、耶鲁、斯坦福毕业的时候，他就需要这10
　　万美金。
　　我看到的是一个需求，我通过满足这个需求，我也去做梦。
　　事实上，我的第一笔投资，花10万美元投的那个公司（兰亭集势）就在2013年6月6日上市了，10万美元创造了几千人的就业，这就是我看到需求并且满足需求带来的成果。
　　我们投了很多很多企业，也非常非常成功，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几万个就业岗位，创造了近百亿的销售额。
　　我又找到了自己的新的事业，这中间经过了艰难曲折，有亏损，脸
　　上强颜欢笑给人家钱，心里流着血，这种时候很多很多。
　　但是，我认准了这条路，因为中国的未来要靠青年人的创业创新，要靠青年人敢于冒险，去追求他们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
　　新东方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相信，这一代人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成长起来了，俞敏洪啊，王强啊，还有我，更多的创业者们已经把这条路走过了。
　　而我们帮助新一代人走的时候，如果可以把我们的经验、资金、智慧，包括一些经验教训，跟他们来分享的话，我们就能够创造新的奇迹，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梦实现！
　　3 直到40岁，我还一无所有
　　事实上，在我每一个生活的转折点都有危机潜伏，我是在1983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大的，在那儿认识了俞敏洪和王强，跟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但是我去北大的时候，已经整整27岁了，我是22岁上大学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18岁的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你想想18岁求知欲那么旺盛却没有大学可上，人生该多么郁闷啊！
　　我中学毕业以后在剧团里面工作，拉手风琴。现在，我跟我小儿子讲：＂你知道吗？爸爸拉过手风琴，是专业的手风琴演出家。＂
　　我以为我儿子会让我签名，可是没想到他只是笑，笑啊笑啊笑倒在床底下就起不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手风琴在西方孩子眼中——我儿子在国外——在这些从小玩吉他玩电子游戏长大的孩子眼中，是那种街头小丑玩的乐
　　器。
　　所以他就笑死了，说：＂没想到爸爸也做过小丑，像麦当劳带着红鼻子的那个人。＂
　　在座的每一个同学，你们可能难以想象，我在从中学到大学这之间的四年，读书是多么艰难。
　　那时候真的没有书读，我们只要找到一本书就能把它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没有老师给我们讲，后来才知道这采取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传统的学习法——死记硬背。
　　但就是这样，在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居然已经准备好了，就直接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所以，我22岁上大学是因为特殊时期，而不是因为弱智。
　　5年以后，我去了北大，遇到了王强。
　　我说：＂王强，你是几岁上的大学？＂
　　王强说：＂16岁！＂
　　我一听就崩溃了。
　　后来过了好久，我遇到老俞，我说：＂老俞，你是几岁上的大学？＂
　　老俞说：＂我是21岁上的大学！＂
　　我当时就很开心，紧紧地拥抱他，因为我知道老俞21岁上大学不是因为特殊时期，这是新东方最经典的一个笑话。
　　毫无疑问是中国式的一无所有，不拼爹，不拼官，不拼财富，也不拼形象——当然老俞认为自己形象不错——绝对是当代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的一个榜样。
　　当年，我的梦想是这样的：我想在北大团里做文化部部长；做得好，就可以到北京市文化团做文化部部长；再做得好呢，就到北京市政府做文化部部长；假如再做得好，就是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了。
　　这是我当时的梦想，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要是做得再好就做副
　　总理了。
　　我当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同志，怀有从政的梦想，这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
　　但是，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句话，我不适合做这件事儿，我没这个能力，这个发现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
　　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并不喜欢音乐，也许是我没有音乐才华。
　　所以，当我去北大从政结果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陷入了迷茫和困惑。
　　迷茫来迷茫去，中间我还考过两次研究生，考过一次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失败了，考过一次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也失败了，几条路都被封死了，我就想出国吧。
　　那时候跟王强在一起，老俞也想出国——众所周知，老俞没能出得去。
　　后来，我拿到了加拿大一个大学的奖学金，拿到签证去留学，没想到我签证也被拒了两次，这也为我后来到新东方做签证咨询埋下了伏笔。
　　终于到了加拿大，我最初以为自己是留学生又是天之骄子。结果到了那儿，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个大学虽然一般人不知道，但是有500个中国学生，全是硕士博士！
　　所以当你发现身边所有的人跟你一样，都拿着奖学金，都在那儿苦苦奋斗的时候，你一点儿优势都没有。
　　最严重的是等到我拿到硕士学位，发现一个更灾难性的问题，找不到工作。
　　我找工作找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我太太说你考博士吧，我朋友说小平你可以学法律，将来可以辩论。
　　我一想，我用英文辩论肯定不像中文那么好，所以要学法律也要回中
　　国。
　　我在加拿大做过一份工作，就是送披萨饼，就是外卖员，这个经历给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美好品格。
　　现在我在北京，无论谁送什么东西来，我一定要本能地给他一点钱，有时候对方说我拿了你的钱我就要被开除的，那我一定要亲自给他打开一瓶可乐或者打开一瓶水，向他表示我的一种尊重和敬意。
　　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无论是在餐馆工作还是去送披萨，心里想的其实就是：20块钱的披萨饼，那个人能不能给我2块钱小费。
　　有一次，我送了一个人家，送得很晚很晚，找了半天没找到，最后打了七八个电话才终于找到那儿。
　　因为洋人的消费者权利意识非常强大，你要是送晚了他就会很愤怒，这个时候店里甚至已经承诺他说这个披萨是免费的。
　　但对方却没有责备我，给了我5美元，这使我终生难忘，回去以后就感到无比的温暖。
　　在《中国合伙人》这个电影里面，孟晓骏打工时，一个老太太给了他20美元，这是陈可辛的真实经历。
　　大家知道陈可辛并不强壮，十几岁在美国清扫桌子，那个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这20美元给他的意义远远超过他今天挣的100万人民币。
　　在他人生最倒霉的时候，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告诉他人间还有真爱，人间还有关怀，告诉他你的未来可以更加美好，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放到电影里去，让这个细节变得不朽和永恒。
　　在当时，我已经40岁了，人生的压力无与伦比，那个时候我真正陷入了一种困境。
　　但是我想，我要加入什么值得大家学习的东西，在这一瞬间仅存的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信念。
　　我觉得自己可以做更好的事，可以做更多的事，只不过这个机会还没有到来。
　　我没有再等待，更没有放弃。
　　那个时候，我大量练习英文写作，然后看电视看电影读各种各样的英文书，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以至于我后来回到新东方，老俞称我英文写作非常好。
　　这给我巨大的鼓励，因为新东方这个地方，每个人的英文都是顶级的，英文写作也为我后来帮学生做签证咨询和写签证申诉信打下了强大的基础。4 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出发
　　就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
　　这是1995年的9月18日，我们聊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就去了蒙特利尔、纽约、波士顿，然后是旧金山。
　　那个时候老俞第一次出国，他整整在加拿大、美国待了40天，然后又回到温哥华，我们又在一起聊了三天三夜，共度了圣诞节，吃了好多温哥华的龙虾，以及温哥华中国城里好几瓶绍兴老酒，然后也说定了，我要跟俞敏洪回新东方创业。
　　如果不是1995年年底俞敏洪来到温哥华，我现在说不定还在餐馆里洗碗，顶多带着一群伙计一起洗。
　　在加拿大，即使我赚的财富超过新东方，我也没有今天的这种成就感足感。
　　俞敏洪是1995年12月28日回中国的，我是1996年1月10日——也就是十几天以后，就回到新东方。
　　我在加拿大或许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等不及了，因为在1996年的1月10日，我已经进入了生命的第40个年头，从创业的角度来说已经很晚了。
　　其实，那些所谓少年得志的人，只不过他们比较早地发现了自己的激情、爱好，并且把这种激情变成了对他人有用的东西。
　　所以，你得趁早知道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并且不被他人干扰。
　　王强在北大是杰出的英语老师，到了国外为了生活读了计算机硕士，然后进入了贝尔实验室。
　　但是，当俞敏洪到了美国后，王强见到老俞在用教英语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时侯王强的梦就被唤醒了，所以他就勇敢辞去收入达七八十万元人民币的工作。
　　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王强也看到了他的人生是为做教育而生的。
　　在我的记忆里，我也对老俞发过狠。
　　2000年的时侯，大家辩论要不要跟联想合作，搞联想新东方教育在线。
　　当时所有人都反对，而我在这个时候绝对非常狠，我一拍桌子说：＂如果你们不跟联想合作，老子不干了，而且我的股份也不要了。＂
　　我知道他们不会拿我的股份的。
　　后来他们一个个来讨论，最后每一个人都说＂好，有道理＂，因为他被我的决心所影响了。
　　所以，吵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炽热化的辩论，说到底它还是辩论，是不同思想的冲撞，我觉得这也是我对俞敏洪的友情最了不起的回报，也是我对新东方的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假如这个朋友配得上你，他会跟你辩论到底。
　　当然，妥协也是一种艺术，程序更是一种游戏规则。我自己特别知道，在俞敏洪灵魂深处，他一定是希望徐小平、王强跟他在一起干的。
　　这是我永远不变的一个信念。
　　我写过很多关于自己生活细节的文章，而我写作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无论在什么状态下，即使是倒霉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有许多最爱你的人对你有无限的期待和关切；
　　当你成功的时候，那就更不能忘记，你有责任为依然在挣扎的人贡献力量，让他感觉到因为你的存在而获得一股力量、一丝温暖、一份信心。
　　只有这样我们一代一代地传承这所谓的正能量，每一个人才能够获得这种生活的力量。
　　不要放弃自我，不要放弃信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可以重来，到达更好的目标，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小撒说
　　如果演讲也分类型的话，我给徐小平先生的演讲，命名为＂摇滚式演讲＂，从肢体语言，到语言的速度，再到语言的力度，当然最后回归于演讲的主题：从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
　　徐小平先生的这种人格魅力，在演讲当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热情和积极性。
　　我感觉到，徐小平老师说的人生设计，如果按我来理解，它的概念应该叫＂人生催化剂＂。
　　它实际上是点燃你心里的激情，点燃你自己原有的可能没有被你自己所发现的那份梦想。
　　而真正后面怎么出发，怎么结尾，还是得靠你自己。
　　编辑：钱蔚
　　来源公众号：月夜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