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人以辱为荣的厚脸皮是这样养成的

　　明代的士风变化较大。进入明代中叶以后，科举制度弊病丛生，生员不在学宫就学，不受学校教官的约束，加上科举仕进之途受堵，大部分生员流向社会，其行为也就突破了礼制的局限。由此可以看到明代士大夫的困境：在上层，是仕风的低落和官僚的腐败；在下层，是生员学问的鄙陋和无赖化。仕风和士风互相影响，普遍趋下。
　　仕宦官员廉耻丧尽，自然影响到生员的士风；而士风堕落的极端表现，就是生员的无赖化。秀才的无赖化，起源于宋元以来的＂破落户＂，也就是那些破落的旧家子弟。
　　入明以后，秀才不再高尚其志，动辄称＂岂有生肉与我吃哉＂，即不再以从祀孔庙为最高追求，而是一副凶相，被民间百姓称为＂蓝袍大王＂，甚至民间起了争端，也会说＂我雇秀才打汝＂。
　　这种秀才无赖化的倾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士之＂失职＂。士原本以求学学宫，或者以读书仕进为根本职责。士子一旦不再在学校求学，不再受到学校教官的约束，甚至科举仕进之途受堵，士子就会流向社会，行为难免无所顾忌；再加之秀才生活的相对贫困化，更使他们自甘堕落，做出诸多越礼犯分的举动。
　　明代士风由盛转衰的原因，与程朱理学成为科举的核心内容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最为重要的原因。明初立国，朱元璋通过将程朱理学作为教科书的范本，以统一官方的意识形态，其结果则造成读书人思想的僵化，缺乏质疑精神。
　　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科举导致儒家学说的庸俗化。譬如，《论语》中的＂子张干禄＂这一章，按照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应该是士子读书修身，有了声望，自然会受到国君的重视，前来聘用，令其做官，禄自在其中。换言之，读书士子理应修身为先务，而不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但在明代科举士子中，实则已将＂干禄＂一说庸俗化，不再以修身为先务，而是重在干禄，即把读书的目的置于获取功名利禄上。
　　宋代出现的《劝学文》，在明代已经广泛传播于民间，使得读书人眼前所见，仅有＂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一类的现实利益，而不是为了求道，不是为了兼济天下。其极端的表现，就是将读书仕进看作是一场买卖行为，早期的资金投入，必须获得后来的利益回报。如此庸俗的念头，自然是士子不再高尚其志，而是眼眶子变小，甚至坠入钱眼中去。
　　儒学的庸俗化，仅仅是明代士风转向的原因之一；至于另一个原因，则是明代士气遭受了政治强权的三次打击。概言之，明代近三百年的士气，大体上受到了三次挫辱：一辱于靖难之役，再挫于大礼之议，三折于逆党擅权。
　　以靖难之役来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对建文一朝忠义之士的诛锄，正可谓不遗余力。从保留下来的南京刑部及教坊司所记的一些资料来看，明成祖诛杀忠臣之事，确实是惨动天地，即使与对待敌国巨憝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大礼之议来说，尽管不乏以死相争之士，但其结局却是从中产生了一些专以迎合皇帝心思之人，借此得以官运亨通。如名臣赵贞吉认为，议礼之争，直接导致了＂士气卑弱＂＂萎靡成风＂，犹如越地所产之绵，＂不团而软＂。以逆党擅权来说，尽管不乏东林一类的正直之士，起而与之颉颃，但更多的则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而随波逐流，甚至献媚或助纣为虐。
　　宋代对知识分子宽仁，士大夫地位很高。但是，明代皇帝频频对大臣以廷杖相加，它让官员和士人在皇权的凌辱面前彻底丧失了尊严。
　　这样，士人必然出现两分的现象：一是仕宦率多寡廉鲜耻，贿赂请托，公行无忌，甚至以封疆为报仇修怨之具；二是其中的一些贤者，矜立名节，横执意见，只管实践了自己的道德风节乃至志向，却又不顾国家之事，对世变并不通达，甚至好同己植党，其结果就是使九庙陆沉，帝后杀身殉社稷，明朝最终趋于灭亡。换言之，一些士大夫中的贤者都开始出现一种以辱为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