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人生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本可相互温暖，却各自飘零

　　说到民国才女，张爱玲是绝对绕不开的人物。她的才华，她的精致，她的新潮，让张爱玲年少成名，进而享誉全国。然而与她过人才华同样著名的，还有她的凉薄。
　　张爱玲唯一的亲弟，那个她笔下＂很美＂可＂没志气＂之人，名叫张子静。他1997年去世，庸淡了一生，平凡到要＂低到尘埃中去＂，后半生更是贫困不堪，终身未婚，无儿无女。因为贫穷，一直住在＂那时简直就是乡下的乡下＂的上海浦东，栖身于父亲与后母最后留下的14平的小破屋里，靠业余偶尔给人补习英文谋点生路，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
　　1988年，张子静误信报上所传张爱玲病逝的消息，终于打听到了姐姐的住址，寄出了一封信件时，已30多年未曾联络的姐弟俩终于再度＂接头＂。在随后的一则通信中，痛感自己＂风烛残年、来日苦短＂的张子静按耐不住，曾请求姐姐在经济上施以援手。他说，自己60多岁了，想找个乡下人做老婆照顾自己，度过余生，但苦于没钱，希望姐姐帮衬一把。
　　张爱玲立即拒绝了。回信很委婉礼貌，又很生疏客气，自云＂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似感意犹未尽，她又补了一句，＂其实我也勉强够用＂。不仅一分钱不愿出借，言语中也未曾有一句关爱之语，更从不提及是否要见面之类。
　　至此，张爱玲也再无回音，俩人再次失联于茫茫人海。
　　那时的张爱玲真的缺钱吗，真的＂也勉强够用＂吗，显然只是一句托辞：实际上，1980年代后的张爱玲，再度名动四海，版税源源不断，身后遗产单存款就有270万，可称＂富婆＂。这些钱，她立下遗嘱，全部留给了好友宋淇，是宁给外人也不愿拉扯把血亲，对弟弟只字不提，似乎从不存在一般。同一个秋千架上的童年，继续走完截然两种的人生旅途。
　　每个人的成长，都脱离不了他们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的幸福与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性格。正所谓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而不幸的童年却要用一生去治愈。然而很可悲，张爱玲的童年是十分不幸福的。
　　众所周知，张爱玲出身于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她的祖父张佩纶是光绪年间的高官，她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大女儿。她的外公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而外婆则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
　　从小，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张子静便过着锦衣玉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然而，富贵并不意味着幸福。父母的矛盾以及重男轻女，让张爱玲的童年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张爱玲的父亲思想陈旧，对社会、家庭缺乏责任感，说他仍停留在清朝（特别在子女的教育上）还没成熟，并不过分。
　　他学了一肚子无用学问，不过中英文根基尚好，做点事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一辈子只就职两次，加起来也不到十年，在职务上他也没干好，将吃喝嫖赌、抽鸦片、娶姨太太当作正务。家庭生活上他也不会处理，对有新思想的妻子、妹妹极仇视，用不供生活费的办法逼妻子就范，好让他为所欲为。对子女，他仿佛很喜爱，张爱玲姐弟俩从小就各有专职保姆，可说是生活在锦绣堆中，但他本人又花了多少心血？
　　对子女的教育，更反映了他头脑顽固的一面。从天津时起，他就请先生来家教书，让张爱玲姐弟俩＂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完全是私塾式的教育。搬家到上海，这套教育仍在继续。从国外回来的母亲不得不像小偷一样，将张爱玲偷偷带到一所新式小学报了名。弟弟就没有那样幸运了，仍跟着老先生读古书，做什么《汉高祖论》之类的文章，直到十三岁才被送去学校。
　　子女进了学校，他也很少过问。令张爱玲痛心的是每次都要在鸦片榻前向父亲要学费。按母亲要求，张爱玲跟一位白俄太太学钢琴，就因为父亲不肯付学费而停辍。他一边花天酒地、抽鸦片，却一边与后娶的太太大诉什么学校收费贵之类的苦经，实在想象不出他是有钱还是没钱。
　　张爱玲的父亲在维护封建家长式的专制和诗礼传家的门风上是不遗余力的。妻子、子女在他看来，不过是延续家族的工具，他自己没有上过新式学校，不是活得很好！他的父、祖辈更没有上过学校，不也一样当官！这种逻辑的推演必然是家塾传统不能丢，新学不见得比旧学好，他宁愿花钱请老先生来家教古书（可能花钱更多），也不愿子女接受新式教育。
　　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则是一个经受过近代教育的新新女性。黄素琼素来心高气傲，对于这场包办婚姻，早就有诸多不满。见到丈夫烂泥糊不上墙，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因此夫妻之间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一开始是动嘴，到了后来竟互相投掷花瓶。而张爱玲姐弟则畏畏缩缩地躲在墙角，泪眼婆娑地看着犹如仇人一般的父母。父母之间矛盾的加深，也在不断摧残着张爱玲姐弟的心灵。但相比于弟弟，张爱玲总是故作坚强。
　　进入暮年的张子静，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声音依然不住地颤抖。他说：
　　＂我不知道姐姐会不会害怕，可是现在想起来，她应该也是和自己当初一样恐惧吧！＂
　　与那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子不同，黄素琼可不会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婚姻。就像娜拉一样，黄素琼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踏上了出国留学的道路。而与她一同前行的，还有她的小姑子——和她一样鄙夷张志沂为人的张茂渊。
　　黄素琼走时，张爱玲和张子静抱住了她的腿。虽然依依不舍，但是黄素琼依然决定走自己的道路。她狠狠心，撇下了一对儿女，提着箱子坐上了前往港口的汽车。这一年，张爱玲4岁，张子静3岁。
　　张爱玲十四岁那年，她弟弟十三岁，张志沂为张爱玲姐弟添了一个后妈，然而后妈的到来，却彻底引爆了张家表面平静的生活。
　　张爱玲后母孙用蕃，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张爱玲的命运
　　孙用蕃嫁到张家，为显示自己会持家，又要摆阔气，把家搬到一座老式洋房里去，这所洋房也属于李鸿章给祖母的嫁妆，很宽大，有二十多间房，张爱玲就出生在这座房子里，不过分家时归了伯父，尽管房租贵，孙用蕃还是怂恿张志沂搬了进去。孙用蕃立志搬家，还有一层原因，原来住处离爱玲舅舅家太近，怕受黄家影响。孙用蕃主持家政后又将老用人——特别是爱玲母亲用过的老用人解雇，以孙家带来的用人补上，所有这些显然出于私心，她要清除爱玲母亲留下的所有痕迹。
　　张爱玲那时住校，只在星期六回家，她对后母折磨弟弟及老佣人很不满，但无法改变局面，所以表面上还能维持一段平静，与后母保持着礼节上的尊重，偶尔也有一些关于天气和日常生活的对话。
　　家中最难熬的是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张子静长得很像母亲，更成了孙用蕃心头的刺，张爱玲亲眼看到原先活泼可爱的弟弟消瘦下去，变得越来越没有生气。张子静回顾姐姐不在家的日子，说他很孤独，＂有的只是永远烟雾迷蒙的家，一堆仆人侍候着我那吸大烟的父亲，以及我那也吸大烟的后母＂。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在已经回国的母亲的影响下，张爱玲也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然而张爱玲的这个想法，却招来后妈的冷嘲热讽。让她与父亲后母彻底决裂。
　　和父亲一样，后妈也是个瘾君子。由于坐吃山空，张家的财富早已不如从前。如果张爱玲去留学，夫妻俩哪有钱抽大烟呢？张志沂是不会同意张爱玲出国的，圣玛利亚女中的六年就够他负担的了，前妻回来又要出新花样，更激怒了他，他恨前妻，由此又迁怒到爱玲身上，多少年来跟着他，被他养活，他付钱教育她，临了心还向着黄素琼，使他怎么忍受得了？爱玲偏偏自己出面向父亲提出了留学要求，又不善表达，平日在父亲面前讨学费都感到羞耻，这次要去留学，要花更多的钱，以是讲得更期期艾艾。这件事已然引起了父亲和后母极大的不满，不仅如此，后妈还用尖利的语气讥讽张爱玲的生母：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她迟了一步，回来也只能当姨太太。＂
　　后母的讽刺，让张爱玲怒不可遏，也最终加深了两人的冲突。1937年秋天，后母故意找茬，抽了张爱玲一巴掌。回过神的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结果后母却让两个佣人架住张爱玲，而自己则恶人先告状，说张爱玲殴打自己。
　　黄素琼
　　怒不可遏的父亲不由分说，从楼上冲了下来，对着张爱玲拳打脚踢。若非老佣人不顾一切将她护住，张爱玲才没有被父亲打死。
　　随后，张爱玲便被父亲软禁了起来，片刻不能出门。然而到了1938年初，张爱玲趁两位警卫换班的空挡，离开了这个万恶的封建家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而弟弟张子静呢？却继承了父亲的懦弱，每次挨打，他都像没事人一样。但是姐姐出逃，也激发了张子静潜藏在内心的叛逆，他也想逃出去。
　　张爱玲逃出家庭后，投奔了自己的母亲。而此时，黄素琼已经花光了自己的财产，生活十分拮据。负担张爱玲一人的学费，已经让黄素琼捉襟见肘了。
　　不久后，张子静也找到了母亲，希望他能收留自己。然而黄素琼却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张爱玲一人。张子静回忆那天，他身上所有的，只有他用废报纸包着的一双篮球鞋，这是他最心爱的礼物。
　　母亲的拒绝，让他的心彻底凉了。他紧紧抱着自己的篮球鞋，呜呜地哭了起来。父亲不疼、母亲不爱，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也只是偶然掉落几颗眼泪。能够抚慰自己的，只有那双篮球鞋。
　　为此，他只能再回到父亲家里。
　　黄素琼
　　相比于张子静，张爱玲有着惊人的天赋，她也确实做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誓言——事事都比弟弟要强。在英国留学时，张爱玲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姑姑张茂源曾不止一次拿张爱玲和张子静比较。她对张子静说：
　　＂你看你姐姐，随便拿一本书，都能用英语读出来，哪怕是物理和化学。＂
　　或许张爱玲是天生的天煞孤星，继与父亲决裂后，她又和母亲的关系也破裂了。让母女决裂的导火索，还是在钱财上，母亲黄素琼长期无职无业，又周游世界，出入名流场，到处交外国男朋友，出手阔绰全赖娘家那箱古董及一些股份，对女儿的拖累是有计较的——黄那时有个外国男朋友，本计划一起去国外生活，就因女儿才被迫留在国内。她时常念叨女儿的到来，让她费了很多钱，也让张爱玲心理上倍感＂磨难＂。
　　张爱玲至死都无法忘怀的是，她为了省钱蜷缩于校宿舍，暑假也没路费回家，其母却住香港最贵的浅水湾饭店；她在港大读书期间，窘迫到连根自来水笔都没有，好不容易得到800元奖学金，满心欢喜拿给母亲看,却被母亲偷走，一个晚上全输光了。＂800元事件＂，也成了母女决裂的导火索。
　　在张爱玲心中，这笔钱是证明自己过人才能的象征，甚至是自己一张＂生存许可证＂，是＂这世界上最值钱的钱＂。然而，黄素琼却不经她同意拿走了这笔钱，还输在了牌桌上。在张爱玲看来，这无异于背叛。
　　对于女儿的愤怒，黄素琼感到不可思议。为了张爱玲的学业，她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区区＂800元，又算得了什么？
　　母亲无所谓的态度，让张爱玲下定了与母亲背离的决心。张爱玲说：
　　＂二婶（生活中对母亲的称呼）怎么想我不管了，母亲花在我身上的钱，我一定要一分不少地还回去！＂
　　经由这次＂背叛＂，张爱玲的心灵愈发封闭。在她看来，亲兄弟要明算账，最好的情况就是两不相欠。后来，张爱玲靠写文章发了大财，经济日渐宽裕，屡屡提及要还母亲的养育钱，不欠这份恩情。胡兰成听说后，给了她一笔钱（后来胡逃难，张爱玲给了一大笔钱，也可视为＂还钱＂，是钱情两讫）她马上做成两根金条掷还母亲。据说，黄逸梵接到金条时，泪流满面至为哀戚：
　　＂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
　　因此，黄素琼退回了金条。
　　张爱玲在亲情方面两不相欠，也反映到她与弟弟的关系上。与姐姐一样，张子静也想通过文学出人头地。
　　他十五岁才小学毕业，接着上了光华中学，中学毕业后进了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张子静虽上了当时上海最洋气的名牌大学，但自幼身体就弱，少年时又无人关心，以致不能坚持学习而辍学在家。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大环境不好，家中小环境又差，其心情苦闷是可想而知的。1943年几个光华中学的老同学为排遣苦闷，张子静和同学合办了一个名为《飙》的刊物。当时，上海正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张子静希望用自己的杂志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一场暴风雨。编辑对张子静说：＂你姐姐是上海滩最当红的作家，哪怕她写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
　　张子静一听有理，于是前往张爱玲的住处，找姐姐约稿。面对弟弟的请求，张爱玲却只是呵呵冷笑：
　　＂你们办的这种不知名的刊物，我不会给你们写稿，这样会败坏我的名声。＂
　　说完这句话后，她又指着桌上的一张素描说：＂这张拿去吧，你们可以做插画。＂这幅素描是张爱玲自己的作品，在她看来，这样也对得起她和张子静的姐弟情了。
　　张子静了解姐姐的性格，也从小被张爱玲拒绝惯了。虽然沮丧，但他也知道多说无益。回到家后，他自己写了篇小文——《我的姐姐》，然后配上姐姐亲手绘制的插画，算是给编辑交了差。
　　1944年10月，这篇短文在《飙》的创刊号上发表，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一开始，张子静还担心张爱玲会对此文不满，以她的尖刻性格，肯定会在报纸上反驳。后来，张子静将自己的＂处女作＂交给姐姐审阅。张爱玲只是看了两眼，也只是不置可否，最终才让张子静放下了心。 这篇文章以弟弟的身份，观察张爱玲性格特点，很能捕捉外界所不知道的细节，是研究那时张爱玲的可贵资料。《飚》出了两期就由于印刷费、纸张费高昂，以及学生们无法筹措到资金去换取发行执照而宣告停刊，张子静的狂飙美梦就此打住。
　　以后的日子是更冗长的苦闷。张子静说，那时他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既无大的欢乐也没有悲哀，仿佛只是日复一日麻木生活。
　　同年，已在上海大红大紫的张爱玲写了一篇《童言无忌》的散文，共五个标题，最后一个标题便是《弟弟》。张爱玲这样介绍她的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都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东西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童年无忌》中，张爱玲还写了两人一起做游戏的情景，称＂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玩的自然是英雄好汉的故事。开幕时永远是黄昏，金家庄两员骁将月红和杏红，一个使宝剑，一个使铜锤，加上许多虚拟的伙伴，饱餐一顿后便翻山去攻打蛮人，偶尔也会杀两只老虎……弟弟有时会不听调派，于是便争吵起来。张爱玲有时也让弟弟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被老虎追赶，而人跑呀跑……没等听完故事，张爱玲就笑倒了，在弟弟腮上吻一下，把弟弟当小玩意儿。
　　其中还写了一段令她感到剜心似的悲痛的事，自然与弟弟有关：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门，无声地抽咽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私语》中还提到弟弟因为老生病，所以必须扣着吃，弄得他非常馋，看见人嘴动便叫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一次病在床上还要吃松子糖，大人没法子，只好在糖里加上黄连，他大哭，将拳头伸进小嘴里，又在拳头上搽上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张子静读了后都没有悲哀，他的神经已经麻木，而当时他才二十三岁。
　　与张爱玲的光辉夺目相比，张子静即使毕业于名校，但是依然黯淡许多。和决绝的张爱玲相比，张子静始终脱离不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经济上无法自立；也痛恨这个家，他知道＂在我们那个没落了的、颓靡的家里，是看不见一点儿希望的＂。
　　父亲张志沂对待他，连起码的父母心也没有。此时他由于投资失败和吃喝嫖赌，早已穷困潦倒。为了省钱，父亲不愿为他置办婚礼。张子静在父亲既不负责任又滥施淫威的管制下，在后母的虐待中，不仅身体垮了，精神也垮了。他只是在踽踽地小心踱步，走过一天天的日子。
　　张子静性格内向，手上也没什么钱。童年的阴影，让他惧怕婚姻。害怕自己的生活，将像父母一样不幸。就这样，张子静的一生竟就这样被耽误了。
　　不仅如此，父亲还会借助各种名目，找张子静要钱。一次，他从扬州回上海出差，父亲见他带了很多出差经费，却以保管的名义要了过来，然后花了个精光。
　　张子静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父亲又是个甩不掉的包袱，他的日子一天天的蹉跎下来。而张爱玲呢？早就抛弃了家庭，甚至连父亲去世都懒得回去看一眼。
　　相比于对家人的吝啬，张爱玲对待爱人却能一掷千金。张爱玲曾和大汉奸胡兰成结婚，两人大部分的花销，实际都由她来承担。后来胡兰成出轨护士，张爱玲甚至不惜当掉自己的银镯子，给情敌打胎。后来，张爱玲与胡兰成分道扬镳，她竟毫不犹豫地给胡兰成30万元的分手费。
　　1948年，张子静久未谋面的母亲出现在上海。得知此消息的张子静欣喜若狂，他专门从无锡赶往上海，想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然而可悲的是，对于张子静的热情，黄素琼却选择了冷漠和沉默。不久后，黄素琼抛下儿子再次出国，最终在1957年死在了伦敦。
　　母亲走了，接着姐姐也走了。1951年，张子静最后一次看望姐姐。在言谈中，张爱玲表达了自己的悲观。因为她落后于时代、写不了革命文学，而且她与胡兰成的交往，已经成为抹不去的污点。
　　1952年，张子静成为一名教师，在浦东乡下教书。8月时，张子静回到市区，想去看望一下姐姐。但是到了她的公寓，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原来，张爱玲早就搬到香港去了。
　　最后一位至亲也走了，张子静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对于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冰冷、多么孤独的悲惨世界啊。他走下楼，嚎啕大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得她说衣服太呆板，她是绝对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也没有回来。＂
　　时光流逝，张爱玲后来去了美国，和一个美国人有了一段短暂的婚姻。她曾想通过自己的笔重塑辉煌，但她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的文章并不被美国人欢迎。中文对于美国人来说，实在太小众了。
　　就这样，张爱玲过了一段相当困窘的生活。她几乎每个月都在搬家，都在为吃饭和住宿而发愁。
　　但是到了70、80年代，事情却有了转机。原来张爱玲的作品在香港和台湾再次火爆了起来，一时间她的小说洛阳纸贵，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稿费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张爱玲又成了腰缠百万的富婆。
　　而此时呢？张子静仍守着自己40平方米的房子，和姐姐过着同样孤独的生活。然而张子静除了孤独，还有贫穷。
　　过了一段时间，张子静突然听到了＂已故作家张爱玲＂的传闻。于是他疯狂地询问姐姐的下落，虽然多年不联系了，但是血毕竟浓于水啊。在侨务人员的帮助下，张子静好歹还是取得了姐姐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并洋洋洒洒写了几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她的问候。
　　然而信寄出去后，却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直到半年后，才收到姐姐的回信。在信中，张爱玲表示：
　　＂消息闭塞，有些话是这样离奇，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能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些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
　　姐姐的回信，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然而，张子静的心依然暖洋洋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姐姐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在回忆中这样说道：
　　＂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是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改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1995年9月18日，张爱玲孤独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中。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她在美国居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按照遗嘱，她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自己好友——宋淇夫妇。至于弟弟张子静，她并没有考虑过。
　　实际上，张爱玲当然可以帮助自己的弟弟，然而她始终不愿这么做。即使弟弟穷困潦倒，孤苦一生，自己的娘家从此绝后，她也满不在乎。或许从小到大，她被伤得太深了。张子静说：
　　＂她的心灵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
　　而这些性格，也注定张爱玲不会成为兄弟的助力，更不可能成为现代人经常讥讽、鄙夷的＂扶弟魔＂。虽然这点让很多人感到不快，但是张爱玲有权这样选择。未受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张爱玲死后，张子静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姐姐的著作。而巧合的是，手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眼泪再次落了下来。他说：
　　＂书中＂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张爱玲辞世后，张子静写回忆录，对姊姊倒无一句责怪，言语中反处处都是温情。他人到中年以后，其实一直在心底默默地记挂天涯之外的＂天才姊姊＂，不断地读她的书，缅怀过往种种。他与人合写的自传，不仅反复强调那一句＂我不如姐姐＂，对她漠视自己也百般维护，＂姐姐有她的自卑，也有她的自卫＂。他在结尾中如此说道：
　　＂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再往后的岁月，早已退休的张子静独自住在自己40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当到了白天，无论多冷，他都会把小屋的门敞开。他希望自己的邻居们路过时，能探过头看自己一眼。他希望自己离世后，能被人及时发现。
　　1997年，张子静也走了，走得是那样的悄无声息。不知他走时，是否像姐姐那样冷清。虽然没有文字表述当时的情景，但我依然希望他的葬礼能够热闹一些。对于他来说，世界已经足够冰冷和无情了。
　　张爱玲的人生，以及她的弟弟，无疑都是一首人性悲凉的挽歌。她对家庭、对至亲，心情都是绝望的。她身为作家，半生辉煌，可生而为人，着实是＂我很抱歉＂那种：糟糕的童年，坎坷的感情，单薄的友谊，孤单的晚年，几乎归结了她的一生。这样的性格和经历，对原生家庭、对弟弟冷漠，也可以理解。
　　张子静一生孤独，张爱玲也是，他们本来可以相互温暖，终究天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