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新中国首位司法部部长，用婚姻法为中国女人撑起婚姻平等

　　中国古代婚姻，一直都有三妻四妾的传统，即使到了近代民国也是如此。
　　一直到1950年，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面世运行！
　　从此，中国真正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度，妇女权利又向前进了一步，男女实行了婚姻的自由平等。
　　促成这一制度的，正是中国第一位女部长——史良。
　　在民国时期，她是大上海著名律师，民族救亡运动、争取民主运动的积极投身者，曾因参加并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入狱，是中国的＂七君子＂之一；在新中国时期，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两届中央主席。她是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
　　史良，字存初，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一个江苏常州的知识分子家庭。因经济拮据，1914年（民国3年），史良一直到14岁才正式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书。但在入校前，已跟父亲习字读书，从学识广博并具有一定新思想的父亲的谈天说地中懂得了许多历史故事，由此萌发了初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在学生运动中，史良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作为常州女师学生会会长，她组织学生串联，到处演讲。
　　史良打破了男女界限，与男师联合，积极响应并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她的演讲慷慨陈词，工人很受感动，听者无倦容。
　　游行示威时，她走在队伍最前面，她手执校旗领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
　　从此，史良在常州名声大噪。
　　伴随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种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史良从期刊和学说中，吸取了养料，初步建立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生观。
　　谁料，爱国运动遭到了封建保守势力的抵制，学校被视为＂革命的大本营＂，要求立刻停办。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开始了。
　　在史良带领下，女师的学生们散发反对停办传单，＂志气坚决，誓不达存留母校之目的不止＂。
　　并公然大闹县署，要求取消停办令，史良还对横握枪支刺刀的士兵大声呵责：＂你们不要给军阀当走狗！＂
　　由于学生的坚决斗争，加上社会舆论的有力支持，护校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史良凭借着超群的胆略和才华，再一次轰动了常州。
　　1925年（民国14年）＂五·卅运动＂中，史良积极参加了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以至被捕，一天以后才被释放。随后还主编了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1926年（民国15年）在法政大学就读期间，史良参加了该校学生反对校长只重金钱不管教学质量的斗争，结果4个同学被开除。史良十分不平，走上讲台，和校长讲理，使校长理屈词穷，史良和100名同学随之组成护校团，那时，正好王开僵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由司法界的著名人士董康为校长。史良和100多名参加护校团的同学便都脱离法政大学进入上海法科大学，以后史良就成了董康的得意门生。
　　1930年，史良领到律师证书，正式开始了律师职业生涯。
　　她天资聪颖，记忆力强，能熟背《六法全书》，深得董康喜爱，一起出庭时，董康总是让她先发言，然后再补充，以此培养她独立工作的能力。
　　在恩师的帮助下，史良以出众的口才迅速跻身于上海滩名律师行列。
　　最初，史良在法科大学一位老师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之后，史良独立在法租界开办了律师事务所。
　　在史良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银盾，上面镌着＂人权保障＂四个大字，以此自勉。谈及旧社会的这段律师生涯时，史良曾说：＂我们在旧社会做律师，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复杂的条文结构，利用矛盾，寻找机会，去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申诉冤屈。我在旧社会的律师生涯，正是抱着这样一个宗旨，努力去做的。＂
　　史良所办理的案件，除了政治性的以外，就是妇女案件，其中较多的是婚姻案件。对于那些正受欺压和冤屈的妇女受害者，史良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她们。
　　史良的名声吸引了许多妇女们来求助，身为女子，史良深知妇女地位的低下和痛苦的处境，总是全力以赴为她们辩护。
　　一次，一位妇女连续几天都在史良家厨房门口哭泣，家中人问明缘由后将她的苦情告诉了史良。
　　原来，这个穷苦妇女没什么文化，被一名已婚男子骗了，生下孩子后才知道这个男人早有妻室。
　　了解情况后，史良决定义务替她辩护，胜诉后，男方终于答应每月付给生活费用。
　　由于经常帮受冤的妇女辩护，她因此被誉为＂妇女代言人＂。
　　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
　　忙于律师事务的同时，史良还积极参与了上海各界民众举行的抗日救国集会，并组织了妇女救国会，这是上海成立的第一个救国团体。
　　一次会议上，人们提及妇女的责任是做好家庭主妇，帮助丈夫，搞好和睦家庭。
　　史良立刻反驳＂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一句话，犹如一剂镇静剂，让史良高大身影深深地印在与会者的心中。
　　1936年（民国2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史良是其中重要一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她曾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于11月22日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在狱中拒绝敌人的诱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直到七七事变后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才被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营救出狱。
　　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还是唯一＂自动投案＂入狱的君子。
　　在看守所，她与六十多个女犯关押在一起。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朝夕相处，倾听她们的遭遇。
　　女犯大多是受尽夫家折磨，从而谋杀亲夫被关押。
　　中国底层社会的黑暗让史良震惊，在狱中，史良没有因为女犯们缺乏文化素养或愚昧无知而瞧不起她们，而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量给予她们帮助。有一个被判为死刑的女犯陈王氏，她原有恋人，却被旧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苦，不能成婚，而被强迫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商人。婚后受尽丈夫欺侮，痛苦至极，终于被迫杀人，去寻奔原来的恋人，案发被捕。史良认为这是一个妇女的惨痛故事，陈王氏的经历反映着千千万万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被牺牲的女性的苦难。她告诉陈王氏怎样申诉，并代她写了申诉状，最后陈王氏在终审时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史良还教女犯认字、读写，教她们唱救亡歌曲，讲抗日道理。史良后来回忆说：＂这次关押，前后七个月，是我一生活动中最忙碌的时期之一。因为我和这些女犯朝夕相处，就很自然地成了她们的义务律师，她们每个人的案情，我都熟悉极了。我帮助她们每个人研究案情，告诉她们辩护的方法。在这些女犯中，有一部分不识字的，我又成了她们的义务教师，许多不识字的女犯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能够大体看懂报纸了。＂她热情地帮助女犯分析案情，教她们读写，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第一任司法部长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鼓励下，史良决定要干一番大事。在一线调研中，她震惊的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广大妇女的权益在很多地方根本得不到保障。
　　有些妇女不能出村，寡妇只能嫁光棍，有些地方还是一夫多妻。
　　在联系到狱中被丈夫百般折磨，最后不得不杀夫的女囚，那种绝望的目光，让史良认识到新中国妇女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
　　因此，史良下决心要改变妇女的权益，她深深懂得，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社会的解放，即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才有可能。新中国的成立，为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这种可能，为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改变社会地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人们有一个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她的主持下拟定了一项让全中国女性至今都受益的法律文件——《婚姻法》。
　　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结婚要领证，离婚也要领证等等。在《婚姻法》的制定过程中，史良认为妇女一方提出的离婚权，要得到重视并予以保障。她曾回忆说，记得讨论婚姻法时，我就从自己长期为妇女办案的切身体会中提出，妇女一方有提请离婚的权利。后来，这个建议受到了尊重，妇女一方离婚权受到了保护。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行。自公布之日起，所有以前各解放区颁发的有关婚姻问题的一切暂行条例和法令，均予废止。《婚姻法》共8章27条，规定：坚决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该法还对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婚姻法》公布后，史良曾发表谈话说：＂这个《婚姻法》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它不是一部徒具形式的条文，而是在实际上积极扶植妇女、保护儿童、摧毁封建主义残余的大法。反封建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男女不平等已几千年了，要从不平等达到平等，绝不是形式上规定的平等可以达到的，必须加倍扶植实际处在不平等的妇女地位，才能真正走向男女平等。＂中国妇女在爱情与婚姻方面，从此拥有了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
　　为了考察《婚姻法》贯彻落实的情况，史良还连续半个月走了数十个县乡村考察，并亲自撰写相关文章，强化法律落实的重要性。
　　1951年9月26日，史良以司法部长的名义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联合发出通知，指出：＂《婚姻法》颁布施行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婚姻法》上是有一定成绩的，但有不少司法机关还存在着普遍性缺点，主要的是：对贯彻《婚姻法》的政治意义和自己在贯彻《婚姻法》中的严正责任认识不够，未把自己看成是积极支持妇女反对封建束缚和虐害正义斗争的骨干力量；对不少妇女在恋爱、结婚与离婚上受到许多的限制与干涉问题，不闻不问，甚至妇女因婚姻问题被虐杀或自杀的血案叠次发生，亦未采取有效措施，以终止虐杀事件的继续发生。＂
　　通知要求＂今后各级人民法院应把自己作为当地为贯彻《婚姻法》、支持妇女反对封建束缚和虐害正义斗争的骨干力量，不仅应及时而正确地处理婚姻案件，且应主动积极地为群众处理婚姻问题（如巡回审判，定期访问已处理之婚姻案件当事人等），并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组织各种力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经她提议，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婚姻庭，专门承办处理妇女婚姻案件，由妇女担任庭长。
　　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时，她提出采取＂分片包干制＂，以做到家喻户晓。＂现在有的女青年要求婚姻自主，有的寡妇要求再结婚，仍然受到干涉和迫害。妇联是妇女的娘家，我们妇女干部要为妇女撑腰，要理直气壮，大声疾呼支持她们向封建势力作斗争。＂
　　有了法律的保障和＂娘家人＂撑腰，受旧式包办、买卖婚姻束缚、压迫的广大妇女纷纷向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从各地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看，1950年为186167件，1951年为409500件，1952年上半年为398243件。此外，自由结婚的数量大幅增加，包办买卖婚姻逐步绝迹，早经父母包办订婚的青年男女也都经见面后自己决定是否同意。经过对《婚姻法》的宣传和对落后婚姻观念的批判，新的婚姻制度、新型的幸福美满家庭开始成长起来。
　　《婚姻法》凝结了史良坚实深厚的法律素养，开启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序幕。
　　毛主席曾经盛赞《婚姻法》：＂有关一切男女的利害，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这部法律在男女平等的发展史上意义非凡。
　　此后，史良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新中国的副国级干部。
　　1985年9月，＂女中豪杰＂史良与世长辞，终年85岁。
　　虽然史良传奇曲折画上了句号，当她的《婚姻法》至今还维护着女性的权益。
　　她不是名门之后，不是名人之妻，却用上天给的天赋和胆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女性之路，将自己活成了女性自强典范。
　　她，值得我们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