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只是明朝的一个附属国，为何对大明死心塌地？

　　朝鲜半岛与东亚大陆往来，远可追溯到箕氏朝鲜（东夷出身的商朝移民所建）时期，其后是汉人卫氏朝鲜，所据之地仅有半岛北部，西汉时设四郡管辖该地。而在半岛南部，存在马韩、辰韩、弁韩三大土著部落联盟，半岛称谓中的＂韩＂字从此而来。
　　明清时期，朝鲜人通过官方派出的燕行使节团来到中国，是他们来华的主要合法途径。除了明初定都南京的一段时期外，朝鲜使节团的目的地大多是北京，或是沈阳，所以朝鲜留下的燕行录中往往记录的是东北、北京一带的见闻。
　　明清时代的中国曾有一套与周边国家互动的游戏规则，学术式的称呼是＂朝贡册封体系＂，也就是经由中国承认周边国家的政治主权，周边国家名义上向中国效忠，相互允诺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缘此制度，朝鲜必须履行外交义务，逐年向中国派遣使节团。因此，朝鲜人在中国的旅行像是惯常的风景，他们穿梭于贡道上，从中国带回最新的情报。这条路线是通向世界的窗口，主要向朝鲜展开。
　　朝鲜使节团是浩大的巡礼，成员约三百人，按例连年向中国开拨。明清是传统中国的盛世，人口众多，百姓富足，制度精良，皆曾缔造文化的伟业，很难想见欧洲国家能够统领如此巨大的帝国，并各维系二百余年。朝鲜使者是亲历中国的见证人，他们约需耗费四十至六十日，走过一千二百公里，才能抵达北京。根据几幅朝鲜人绘制的地图，可知路程贯穿辽东，他们先是穿越崇山峻岭，见识沙漠荒野，然后目睹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接着走进最繁华的北京城。
　　朝鲜使臣在北京有固定的居所，也就是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因为就在玉河桥旁，俗称玉河馆。在明代，朝鲜贡使停留四十日，然后踏上归途。相形之下，清代较为宽松，使节团可以停留两个月，间或有超过的例子。从朝鲜人的世界图，谈至朝鲜使节团，实是因为使节团的成员值得一提，其中不乏朝鲜思想界的著名文人，他们来回往复中朝之间，塑造朝鲜的世界观。
　　朝鲜素称礼仪之邦，自号＂小中华＂，也就是最像中华的外邦， 朝鲜王朝（李氏朝鲜）是明朝的属国，长期以来一直向明朝称臣纳贡。而朝鲜又长期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
　　明朝初期，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的100年左右，中朝两国关系非常友好。明朝和朝鲜建立起点大致相当（相差20多年），两国太祖确立的立国原则都是＂睦邻友好＂。明太祖朱元璋在《明皇圣训》明确的15个＂不征之国＂中就包括了朝鲜。朝鲜太祖李成桂登基之初也确定了＂事大主义＂国策，上书朱元璋请求天子赐予＂朝鲜＂国号。明朝要求朝鲜的朝贡＂三年一朝＂，而朝鲜则主张＂一年三贡＂，实际上平均每年朝贡次数有6至8次之多。朝鲜历史上一直以＂属国＂自居，尊历代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他们最心悦诚服的是明朝，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明廷的忠诚。
　　加之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两次入侵朝鲜之时，明朝曾调集大军赴朝救援，结束了朝鲜历史上的壬辰倭乱（我国称＂万历朝鲜战争＂），这使双方发展成＂恩同父子、义则君臣＂的密切关系。
　　1592年，丰臣秀吉率领10多万大军越过对马海峡，登陆朝鲜釜山。朝鲜军队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一溃千里。短短两个月，朝鲜全国八个道（相当于地市）已经被日军占领七个。朝鲜王室吓得一路逃到中朝边境，向宗主国大明朝求援。
　　万历皇帝立刻发兵五万援救朝鲜。明朝军队装备精良，进入朝鲜后，和日本人打成胶着状态。朝鲜军民也奋起反击日寇。同时，朝鲜的海军名将李舜臣，训练了一支精锐海军，装备先进的 龟船 ，在海上不断歼灭日本舰队，切断日军的补给线。尤其闲山岛一战，击沉日本战舰60多艘。这样前后夹击，日军节节败退。丰臣秀吉被迫在1593年求和。
　　灾星 刚退，朝鲜朝廷开始大搞内部斗争。丰臣秀吉大喜，在1597年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朝鲜只得再度向明朝求援。于是，万历皇帝再度派出明军援朝。
　　到了1598年，明朝水军统帅陈璘、大将邓子龙率十余万大军入朝。日本军队败局已定，丰臣秀吉一命呜呼。1598年11月，明朝和朝鲜联合水师，在露梁海域围攻逃亡的日本舰队，击沉敌舰数百艘，歼灭日军二万人。
　　李氏朝鲜靠着明朝帮助，没有被日本吞掉。他们对明朝感恩戴德。
　　这种情况在清代突遭巨变， 17世纪的东北亚地区，风云变幻。由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强势崛起，努尔哈赤不仅逐渐完成着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更于1618年开始兴兵进攻明朝。而在明朝与后金交战的过程中，统治朝鲜半岛的李氏朝鲜政权成了双方争夺的一枚重要棋子。
　　代明朝而起的清朝不是汉人政权，而是源自东北，被朝鲜视为＂夷狄＂的＂女真人＂。 后金在1618年与明朝对抗之前，已考虑拉拢朝鲜。但是秉持小中华思想的朝鲜，十分尊崇华夷秩序，将从事渔猎生活的女真人视为＂蛮夷＂。加之壬辰倭乱中明朝的倾囊相助，面对后金四度致书拉拢，朝鲜方面仍然恪守臣节，对后金伸出的橄榄枝嗤之以鼻。
　　清朝代替明朝兴起是对朝鲜最严重的打击，他们一方面咀嚼明朝灭亡的悲伤，另一方面思索何去何从。小中华如何自处世界，是数个世代朝鲜读书人的疑惑。然而，对于这些身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人而言，＂清国是胡虏夷狄＂的观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已亡，指责清代的汉人不思念明朝。于是朝鲜使者在中国的旅程，像是寻访明朝的过往，为了凸显自身的文化高雅，朝鲜官方拣选颇具威望的高官，以及擅长汉文诗赋的文臣，担任使节团的要职。他们穿着明朝样式的服装，走在前往中国的道路上，处处彰显汉学素养，体现东国有人的尊严。朝鲜自1392年开国后，仿效明朝制度，科举同样使用儒学经典，是一个处处复刻明朝的国度。理解这一层，才能想见朝鲜使臣履及中国土地的喜悦与振奋： 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宗主国，更是文化母国，前往中国的使行不唯是政治任务，更像是朝圣问道的实践。 他们凭吊逝去的文化母国，即使政治上服膺大清，内心却未曾退让一步。
　　朝鲜读书人对大明怀抱期待，＂愿见中华＂之心促使他们参与前往北京的使行团。赵宪的日记名为《朝天日记》，许篈的称《朝天记》，从这种命名方式即可一窥朝鲜使者的想法。他们认为前往大明是朝见天朝，即使如前述所言，他们对中华上国感到失望，甚或起而批判，大体上仍同意大明是天朝，使行即朝天。相形之下，清代朝鲜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词，即使偶一为之，意义也全然不同。简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称，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与＂朝天＂可谓天壤之别。
　　这场朝堂之争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前夕达到了顶峰。面对后金八旗悍卒，远道北上的明军要求朝鲜参战，多数朝鲜重臣认为应当助明以报恩，但统治者光海君李珲却存有疑虑。
　　此时朝鲜已先后经历倭乱和党争，精锐兵力和补给基础相当有限。面对朝臣的一再进谏，光海君选择反复拖延，最终只是派姜弘立率1.3万朝鲜士兵加入了明军一方，讨伐后金。
　　1619年，朝鲜军队开拔渡过鸭绿江，加入到明军东路军中。
　　萨尔浒之战的结局众所周知，东路军最后被努尔哈赤在阿布达里岗大败，而姜弘立率领的5000朝鲜残兵，也不得不投降了后金。
　　然而和投降的明军士兵待遇不同的是，这些朝鲜将士没有被杀害或拘押。后金设宴款待他们之后，竟将陆续将他们释放回国。努尔哈赤还修书一封给光海君，明显是为了拉拢朝鲜。
　　萨尔浒之战后，光海君越发坚定地推行中立外交，周旋于明金两国之间。然而，光海君的这一系列决定却使他和朝臣间产生了分歧，不仅执政的大北派故意抵触他的政令，而因征兵、饷银而破产的人们要么流离失所，要么落草为寇，这使得他进一步丧失民心。
　　终于在1623年春天，朝鲜宫廷爆发政变，史称＂仁祖反正＂，朝鲜仁祖李倧继位。而李珲则被仁穆大妃以废母杀弟、大兴土木、背叛明朝等罪名，判处废除王位、发配流放。
　　光海君执政的后期，后金已攻陷了明朝的辽东，并不断向辽西地区渗透。在后金迅猛的攻势下，明军节节败退，为数不多的胜迹是1621年毛文龙率部从海上成功袭击后金的要塞镇江（今辽宁丹东），取得＂镇江大捷＂。
　　但毛文龙随后遭到后金军队的追击，逃入朝鲜，开辟了皮岛基地，从敌后牵制后金。努尔哈赤多次要朝鲜交出毛文龙，但是朝鲜仁祖铁了心要帮助大明，始终不为所动。
　　1626年秋，皇太极继位，眼看朝鲜冥顽不灵，便开始着手用兵南下。第二年，他命阿敏、吉尔哈朗、阿济格等贝勒出征朝鲜，一路势如破竹，在攻取义州后分兵进攻毛文龙部所驻的铁山（今朝鲜铁山郡）。
　　毛文龙部兵败后，逃至身弥岛。后金军进而攻破定州，攻至安州。朝鲜方面尽管在安州组织了近3万兵力进行殊死抵抗，却仍不敌后金大军，之后后金在进攻平壤时，民众听闻安州被后金屠城的消息，纷纷逃窜。
　　朝鲜军队在北方的败报传来，首都汉阳（今韩国首尔）民众也争先恐后地出逃。连朝鲜王室也决定将江华岛作为避难地，并在后金军队进至平山时主动请和。经过一系列的斡旋和谈判，仁祖最终还是接受了后金方面的基本条件，与后金约为兄弟之国，并向后金缴纳岁币，史称＂丁卯胡乱＂。
　　但是这只是表面文章，待后金军队一撤，朝鲜仁祖便向明朝奏请称，与后金媾和实属被逼无奈的城下之盟。而朝鲜方面又以边地残破等理由，一再拖延边境开启，并瞅准一切机会缩减对后金的岁币和供数额。
　　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在称帝前皇太极遣使团将此事告知朝鲜，但仁祖却拒不接见后金使团。在这年4月的登基大典上，朝鲜使臣更是拒不下拜。
　　皇太极对朝鲜的这一系列行为极为恼怒。这年年底，他以朝鲜违背盟约为由，亲率12万清军进攻朝鲜。这次清军的攻势更为迅猛，定州、安州等城望风而降，清军更是趁着冬季临津江结冰直接驰骋渡江，攻占汉阳。
　　而这一次，李倧遣送王室、妻妾等至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文武百官据守在南汉山城，等待各地军民的驰援，并派出崔明吉等赴清军大营谈判，以拖延时间。
　　虽然其后全罗道、忠清道等地的援军赶到，但是也未能扭转朝鲜的败局，多尔衮更是攻破了江华岛，俘虏了朝鲜宗室、朝臣等76人。
　　李倧见大势已去，只好接受皇太极的条件，于1637年正月出城投降，史称＂丁丑下城＂。朝鲜不甘愿地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接受清朝的册封，断绝与明朝的宗主国关系，此后按例向大清朝廷派遣使节团。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朝鲜官方恪守规章、依时履行此类外交义务的文献，证明朝鲜绝无二心。朝鲜官方备妥礼品，拣选使臣，一如既往地处理使行事务，仿佛一切如旧。 遣子李溰、次子李淏则随清军赴沈阳做人质，依例向清朝纳贡，并禁止修筑大型防御工事，还在三田渡地区建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尽管制度延续，朝鲜满足了清朝的要求，然而在政治制度的表象下，清朝无法控制朝鲜读书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应该注意朝鲜配合清朝的一面，也要思考他们拒绝妥协的一面，两者相互矛盾，却相生共存。
　　自1644年明朝灭亡后，朝鲜读书人有的放弃科举当官，自闭于家门；有的逃入深山，自绝于尘世，悼念此剧变。今人可能难以理解这些举动的意义及影响，试想一位准备国家考试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读书人，因为＂外国＂的政治变动放弃一切，并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余生，这是多么深刻的生命抉择。当代少有人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做出如此张力十足的＂表态＂。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朝鲜读书人通过今日难以理解的举止，宣泄他们的愤恨与哀愁。
　　许格 （1607—1690）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许格正直有为，且文章颇为出名，1637年他正好年满三十岁，算是前途看涨的青壮年。许格风闻清军围朝鲜仁祖于南汉山城，急忙召集义兵，希望勤王护驾。不旋踵，仁祖南汉出降，战事终了，许格知道消息后，痛哭失声，赋诗曰：＂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指责朝鲜君臣居然背叛崇祯皇帝，提醒朝鲜百姓可还记得万历皇帝的恩德。于是他自绝于世，终身坚持不看大清颁布的历书，因为上头已非大明年号。当他知道有人将出使大清，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使者，内容是：＂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无帝子谁朝？＂意思简单明了，中国没有皇帝，你去朝见谁呢？在他心目中，爱新觉罗家族永远不是中国皇帝。
　　朝鲜读书人为＂明＂守节、自弃终身的故事，听来或许令人诧异，但许格并不孤独，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例。郑栻 （1683—1746） 出生时，距明朝灭亡已有四十年，但他的行为一如许格，厌恨清朝，＂浮游海岳，以终其身＂，墓碑上只愿刻＂大明处士郑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时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仅以这两位＂大明处士＂如何自处于世，即可明了朝鲜读书人对清朝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大明的依恋不舍。我总觉得，明朝灭亡后，才真正在朝鲜存在。
　　不论愿意与否，担任使者是政治任命，是外交礼仪，是务必恪守遵行的任务。有的读书人或许可以避免使行，仿效许格和郑栻游山玩水以遂己志，讽刺他人＂域中无帝子谁朝＂；有的却无从选择，只能踏上燕行之路。在这些使节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他们表示＂此路朝天前日事，遗民思汉至今悲＂，或是＂今行非复朝天路，随遇空为感旧吟＂ 。颇能道出对时代剧变的感受，明明路是同一条，心理状态却已迥然有别。这就是从朝天到燕行，朝鲜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朝鲜在制度上学习大明，文化上仿效中华，仔细端详他们的穿着便一目了然。朝鲜官服的衣制一如明制，可以说是标准的＂大明衣冠＂。朝鲜读书人对此的自豪溢于言表，衣着打扮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也承载了一套文化。按大明的礼仪应对进退，同时搭配这身衣裳，才得以匹配＂小中华＂的称誉。因此，清代《燕行录》频繁地记录各色人物的穿着，仔细到几近繁琐的程度，这必须考虑到朝鲜人借此凸显自身＂有文化＂的心态。在大清宫廷中，朝鲜人事后的记述，揶揄讽刺蒙古人、俄罗斯人、越南人，着眼点常以衣着为题，道理正源于此。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使者身上的大明衣冠，像是中国一道少有的风景，别具意义。清人入主中原后，改正朔，易服色，中国人的穿着、发式不再沿用明朝制度。仰慕明朝、敌视清朝的朝鲜人，身穿大明衣冠，履及辽东的贡道，步入北京的宫阙，不啻历史安排的巨大讽刺。在中国的土地上，思念明朝的人来自朝鲜，他们是最能表彰中华的外邦人。
　　1645年，清人入关的第二年，朝鲜派出使节团前往北京，正使是朝鲜仁祖的儿子李㴭 （1622—1658） ，书状官是成以性 （1599—1664） 。这时统领大陆南方的大明势力仍存，鼎革尚未结束，南北对抗仍持续不断。大清朝廷于1644年颁行剃发令，并申斥务必穿着本朝衣冠，后因阻力过大而收回成命。成以性一行人前往北京期间，恰逢清廷官方第二次颁布剃发令。当时信息传递的渠道不若今时，成以性在辽东仍发现＂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可见剃发易服尚未严厉执行，汉人的打扮依旧，一如昔日。
　　这种情况很快改变，清廷为贯彻剃发令，不顾百姓起义抗争，全力镇压，不再复见坚持穿着旧衣冠的人。短短四年后，即1648年，担任书状官的李惕然 （1591—1663） 行经沈阳，曾有一段奇妙的遭遇。他发现汉人都被驱逐到沈阳城外，于是路旁到处都是汉人。他们就这么穿过人群，继续使行任务，那些汉人就这么看着朝鲜贡使。必须指出的是，朝鲜人在贡道上行走时，官员均穿着正式服饰，也就是大明衣冠。当李惕然与同行朝鲜人的双眼对上汉人时，汉人举起手，抚摸头上光秃秃的部分——那被剃发的地方，并露出感慨惭愧的表情。
　　以＂小中华＂自居，文化相对昌明的朝鲜，却在明清争霸中沦为渔猎民族王朝的藩属国，让朝鲜人在情感上一时难以接受。清朝定鼎之后对朝鲜报复性的征敛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最终使得思明反清成为当时朝鲜社会思潮的主流。
　　1649年，因哥哥李溰(ái)去世而意外获得王位的李淏(hào)即位，是为孝宗。他登基后，响应了国内反清复明的思潮，重用了一批以宋时烈为代表的反清派官员。朝鲜君臣时常感念明朝对朝鲜的再造之恩，对大明倾覆真诚痛切。
　　他们的暗中抵抗体现在历法纪年上，便是朝鲜在明面上用清朝年号，内廷和民间百姓仍然大多使用明朝崇祯年号。而仁祖李倧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李朝实录》，只写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这就是＂崇祯后＂纪年仍流传至今的缘由。
　　李淏还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计划扩招10万大军，用于＂复明＂的北伐大业。但是由于朝鲜困难的财政状况，其扩军计划并未能实现。
　　李淏与朝臣还深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常常将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势力、台湾郑成功、蒙古准噶尔部等反清势力全都寄以厚望，暗通款曲策划夹击清朝。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朝鲜、日本和南明联手组建军事同盟的计划最终被清朝觉察，顺治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史称＂六使诘责事件＂。
　　1654年和1658年，清朝为了对抗南下的沙俄侵略者，还两次征召了朝鲜的火枪兵前来助战。李淏尽管十分不情愿，但也把这当作练兵机会，两度调发枪手协助清军扫荡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他们表现出色，给清军留下深刻印象，也一度给李淏带来了北伐的信心。
　　然而朝鲜这边积极备战，流亡的南明却在被各个击破。李淏逐渐认识到单凭朝鲜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对抗江河日上的满清王朝。
　　顺治十三年 （1656） ，李㴭再次出使中国，某次刚离开紫禁城，使节因为参与朝参，必须穿着正式的朝服，同样是大明衣冠。李㴭注意到，市街上的平民百姓看到朝鲜人经过，发现他们穿的居然是明朝衣冠，有的人甚至落泪。根据李㴭的经验，＂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在李㴭的时代，中国百姓每见朝鲜贡使的服饰，无不动容落泪。
　　1659年，年仅40岁的李淏在病重之时，令宋时烈书写遗诏，曾悲叹道＂日暮途远，至痛在心＂。
　　朝鲜士人自然是鄙夷清朝官服的，朝鲜正祖 （1752—1800） 曾明白表示：＂夷狄乱夏，四海腥膻，中土衣冠之 伦 ，尽入于禽兽之域。＂意思是：女真人祸乱中国，导致中国大陆由文明转为野蛮，中华服饰的制度全都消失，国人成为野蛮人的样子。朝鲜正祖的话听来大义凛然，痛斥中原陆沉，这是朝鲜士人的共识，明代服饰象征更高阶的文明，然而意在言外的是，这已成为朝鲜独有的文化特权。
　　不过仍有人能穿戴大明衣冠，即使他不是朝鲜使节。朝鲜贡使发现，北京城内那些在戏台上登场的各色人物，当演出涉及前朝的故事，允许穿着旧衣冠。乾隆四十三年 （1778） ，李德懋 （1741—1793） 在北京听戏时，注意到台上的角色各有装扮，其中就有明式衣冠，不由得感叹：＂礼失而求诸野，汉官威仪尽在戏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于此，可悲也。＂
　　1662年，南明政权彻底灭亡，朝鲜国内的北伐思潮开始退潮。
　　1683年，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南明最后余脉灭亡，彻底断了朝鲜君臣的念想。与此同时，康熙帝也一改父祖的强硬态度，对朝鲜以招抚为主，使得一些朝鲜民众开始认可清朝的正统地位，而高举＂尊周思明＂的宋时烈等朝臣则逐渐在朝鲜政坛中被边缘化。
　　最终，随着大清国日渐隆盛，而明朝逐渐在人们的记忆里消散，朝鲜半岛虽仍着明衣冠，却也不再真正思量反清复明之事，成为了大清卧榻边安静的附庸国。只有像郑蕴宅邸这样的遗迹还在坚持把明朝纪年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朝鲜使节的中国旅行无异于一场＂缅怀明朝＂的盛大演出。他们一路上身着大明衣冠，沿途关注各式敏感的文化物品、历史遗迹，在日记中不时自问——＂大明衣冠今何在？＂清代朝鲜人的使行，像是对大明王朝的致敬，他们尝试捕捉某种熟悉感，体会一个已然消逝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