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溥仪不退位，不签退位诏书，历史走向会如何？

　　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由此为自秦始皇以来在中国延续2133年的皇帝制度画上了句号。溥仪就这样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被定格于历史中，然而这时只有6岁的溥仪显然无法独自做出退位这样的重大决定，事实上这时的溥仪甚至可能不知道退位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退位诏书是以溥仪的名义发的，但退位这件事和溥仪委实没太大关系。退位实际上是整个清朝统治阶级所做出的集体决定。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由于光绪生前未能留下子嗣，于是由慈禧太后做主安排光绪的侄子溥仪入承大统。此时虚岁三岁的溥仪显然无法担负起治国理政的重担，所以光绪的皇后隆裕遵照慈禧的遗诏垂帘听政，与此同时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实际总揽朝政。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开始共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可这时的隆裕和载沣都缺乏慈禧那样高明圆滑的政治手腕，而清王朝的江山此时却已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这时清朝统治集团已意识到原来的统治秩序已无法继续维持了，所以要保住大清江山就只能推行新政，可一旦推行新政又势必会触及到满清八旗贵族们的既得利益。宣统元年摄政王载沣下诏要推行新政立宪，然而载沣又不敢动摇皇亲贵族们的既得利益：载沣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载洵回国后被任命为海军部大臣，载涛回国后被任命为军谘府大臣。
　　载沣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清朝亲贵。这些亲贵们多系权欲极重的庸才。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载沣试图以此显示自己实行宪政的决心，然而新内阁名单人选中皇族和旗人占了大半，所以这个内阁被人们指斥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打破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幻想，于是许多本来支持君主立宪的人纷纷转投革命党阵营。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风潮立即蔓延全国，这时载沣才发现这帮八旗子弟争权夺利在行，可要让他们领兵出征未免把玩笑开大了些。无计可施的载沣不得不委曲求全去请当初被自己赶走的袁世凯出山，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四天后载沣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这时载沣在革命军的浩大声势之下已将袁世凯视为清王朝最后的救命稻草：载沣一再提升袁世凯的权势，试图以此换取袁世凯出山。
　　到最后包括载沣本人在内的八旗贵族子弟掌握的所有军政大权一股脑全都让给了袁世凯。交出了所有军政大权的载沣也卸去了监国摄政王这一头衔，不久之后他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此后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隆裕太后并不是像慈禧太后那样权力欲旺盛的人——事实上在此之前隆裕太后一向是不过问朝政，然而在这种形势下她也不得不勉为其难过问起朝政来。隆裕封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并对袁世凯说：＂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
　　隆裕此举实际上相当于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袁世凯。隆裕希望袁世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挽狂澜于既倒，从而使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得以延续命脉。然而袁世凯在取得权力之后就和革命党谈起了条件，最终袁世凯得到了只要能让皇帝退位就推举他为民国大总统的许诺。袁世凯在得到革命党方面的许诺后就回过头来劝隆裕太后下诏和平退位。隆裕在重重压迫之下召开了决定清朝命运的御前会议。会上一些宗室大臣们极力反对共和，一再要求隆裕拿钱出来犒劳军队，让他们与革命军血战到底。
　　这些大臣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然而隆裕对国库的空虚、军备的废弛却是心知肚明。隆裕知道和平退位实际上已成为清皇室唯一的出路。《清帝退位诏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在我国自秦始皇嬴政一统华夏以来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政体的终结。从此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江山，而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公器。民主共和的理念自此深入人心，之后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闹剧皆无疾而终，这说明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帝制独裁的年代了。
　　《清帝退位诏书》在结尾写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这句话充分证明了东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从而直接确立了我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法理依据。网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清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嫁妆＂。其实清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疆土，而是确立了完全彻底的大一统制度。
　　要说东北是清朝入关带来的＂嫁妆＂，那么明朝在东北所设的奴儿干都司算什么呢？东北不是清朝带来的＂嫁妆＂，而新疆、西藏等地也同样不是：早在汉唐时期就曾在西域、漠北地区设置过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等行政管辖机构。如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显然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中国的领土扩张和西方国家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扩张是通过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自然实现的，而不是向西方国家对待印第安人那样直接用武力征服。
　　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扩张也曾采取过军事手段：汉唐鼎盛时期就曾创造过封狼居胥、燕然勒功这样的赫赫武功，然而这种军事征服的方式会随着中原王朝势力衰弱时出现强烈的反弹。因此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扩张更多是通过政治攻心、经济革命、文化交流的方式实现的。诸葛亮对孟获等南中少数民族首领的攻心策略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例子：通过攻心手段使这些少数民族首领自愿归顺中原王朝。这种扩张模式是通过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这比起西方国家那种用赤裸裸的武力进行扩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模式。这种潜移默化的模式其实比武力扩张更有力量：如今美国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亚裔各族群之间依然泾渭分明，然而中国各民族之间却能实现大团结。这是因为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在自然融合，而美国的各族群是在不到两百年时间里强行捆绑在一起的。潜移默化的确比武力扩张更有力量，但潜移默化的作用要生效却需要漫长的过程。中国用了数千年时间才把版图塑造成今天这样子。
　　相比之下西方列强在近代用武力扩张的方式就能在短时间内塑造一个个殖民大国，然而这些殖民大国由于没能理顺内部关系大多都在二战后分崩离析了。中国这种自然融合的扩张方式不仅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见效，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不断出现反反复复。像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强盛之时就曾在漠北、西域等地设有安北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等行政管辖机构。到了两宋时期不要说效法汉唐开拓漠北、西域，即使连中原王朝传统固有的燕云十六州都丢了。
　　汉唐全盛时期中原王朝的版图一度向北推进到贝加尔湖、向西推进到咸海，可随着后来中原王朝的日益衰弱又不得不放弃这些地区。直到明代中原王朝的北境又退回到了长城阴山一线。由此可见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直持续拉锯的状态。这种拉锯状态最终在清代发生了变化：清朝本身就是崛起于东北森林中的渔猎民族。像满人这样的渔猎民族本身就和蒙古这样的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清代最终得以彻底解决之前明朝200多年都无法解决的蒙古边患问题。
　　在清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领土不断出现变更：汉唐时期曾开拓漠北、西域，可那时东北、西藏等地并不在其版图之内；明朝在东北设有奴儿干都司，可漠北、西域又不在其管辖之下。总之在清代之前还没哪个王朝能完完全全同时控制今天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领土。清朝不仅完完全全实现了对东北、台湾、新疆、西藏等地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清朝实现了对上述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统一，所以清朝对这些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度远远强于之前历朝历代那种松散的羁縻统治。
　　清朝在东北、台湾、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都直接派驻了官僚、驻扎了军队，与此同时这些地区与中原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乃至人口的流动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然而清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中原内地并不相同——实际上清朝皇帝是以不同的身份治理帝国的各部分：在中原汉地他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在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在蒙古他是大汗；在藏区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当时的蒙古王公、西藏活佛、回部穆斯林宗教领袖看来他们臣服的是满清爱新觉罗家族。
　　在孙中山先生的早期构想中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满清王朝赶出山海关、恢复明末的汉地十八省。不过最终南方革命党和清政府的和谈结果却是清帝退位后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就从法理上明确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之部分，从此这些地区由满清皇室的私产变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神圣疆域。这个法理问题尽管表面上看是虚的，可在当时列强环伺的环境下完全可能变成实的。
　　纵观世界各国之革命：荷兰独立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无不经历长时间的战争。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之时革命党是做好了打一场长期内战的准备的。这虽然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但任何一场内战最终受伤害的始终是老百姓。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列强各国虎视眈眈，如果内战扩大谁也无法预料对中国早已图谋不轨的日本、沙俄等国会有什么举动。不过这场想象之中的内战最终并没爆发。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不过短短四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清军和革命军之间确有交锋，却终究没演变成英、法革命那样的全国大规模内战。清帝退位诏书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这个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王朝和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政体的结束。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当时清朝皇室不退位会如何呢？当然在袁世凯的枪杆子摆在那里这种状态下隆裕太后肯定是要交权的、溥仪也肯定是要退位的。不过交权退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和平的；一种方式是暴力的。
　　最终清政府选择了和平退位的方式，可如果当时清政府要是选择鱼死网破负隅顽抗呢？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导致爱新觉罗家族被灭，然而与此同时这也会导致内战的扩大化。最后的结果无非不过是拥护满清皇室的保皇势力和反对满清皇室的势力之间斗个两败俱伤，那么受伤害最大的无疑仍会是被动卷入到这场政治动荡中的无辜百姓。与此同时列强对中国人的内斗可是乐见其成，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打着支持某一方的旗号乱中取利。
　　像清帝退位这种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颇为罕见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着残酷的战争：东汉末年的战乱、瘟疫导致黄河流域成了＂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两晋交替时期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导致上千万人口的死亡；隋朝末年的动乱导致伊、洛河以东苍茫千里；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也都导致上千万人死亡；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中国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近2亿人死亡......其实在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这种和平过渡的例子也不多见。
　　英、法、美、俄等国的革命无不经历过长期的流血战争，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在推翻德川幕府时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历史转折关头和中国清朝皇室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于公避免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漩涡，于私避免使自己的家族在战火中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因此曾对德川庆喜给予高度评价：＂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
　　权力之手握紧容易，然而要松开可就不容易了。历史上多少枭雄豪杰为争权夺利落得满门身死的下场。政治家在登上历史舞台时需要过人的勇气，然而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还必须看清历史发展的形势，必须知道自己该在适当之时以适当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而这同样需要过人的胆识。在晚清时代那种内忧外患的局面用和平交接的形式使中国完成从皇权专制政体向共和政体的过渡是颇为难得的。隆裕太后在决定退位的最后关头曾说过：＂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清帝逊位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内战，杜绝了列强趁内乱干涉中国的可能性，从而为中国日后的发展保留了一丝元气。然而和平退位在清朝遗老遗少眼中却成为了葬送大清江山的愚蠢之举。事实上任何王朝的覆灭都必然是其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固有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们今时今日的人作为旁观者反而更能看清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已是无可救药了。和平退位不仅使国家得以避免一场内战，而且也保全了遗老遗少们的身家性命。
　　然而这些人却并没因为自己得以保全身家性命而有一丝一毫的感恩之心。清帝退位以后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等人就成为了遗老遗少眼中的千古罪人。生前被遗老遗少们视为千古罪人的隆裕太后却在死后赢得国人的同情与尊重。隆裕死后民国总统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政府官员穿孝服丧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之外还特意于2月26日休会一天。袁世凯亲自臂戴黑纱参加了隆裕的葬礼，全国各地也纷纷召开追悼会并派代表前往北京参加隆裕的葬礼。
　　出席隆裕葬礼的人数达5万人之多，一些外国驻华使馆也下半旗为隆裕致哀。在生前从未得到一丝半毫称赞的隆裕在死后竟被称为＂女中尧舜＂，还被夸为＂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1925年2月早已闲居在家的前清摄政王载沣在醇亲王府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正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革命领袖与被革命推翻的前朝皇族权势人物会面本身就已足够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
　　载沣当年的行为在遗老遗少心目中是自弃江山的糊涂行为，然而孙中山对载沣当年的行为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载沣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在国家民族面临历史转折的关头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隆裕、载沣等人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的和平退位决策使一场内战消弭于无形，从而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和平过渡为统一局面。他们在百余年前做出的抉择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民生的安泰远比政治人物个人的权力更为重要。
　　溥仪不退位、不签退位诏书，民国政府将会非常麻烦。甚至，临时政府和南方革命能够坚持多久，都是个问题。而历史的走向，将会非常不确定。
　　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中国可能爆发全面内战，甚至会出现大分裂。
　　袁世凯的枪杆子摆在那里，隆裕太后肯定要交权、溥仪也肯定要退位。但是，一种方式是和平的，就是签订退位诏书、和平退位；一种方式是暴力的，就是鱼死网破，溥仪被杀、爱新觉罗被灭。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隆裕太后带着溥仪逃回东北，这时候日本人必然要插手。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早把出关的路给封死了，逃跑几无可能。满清当初是拼了命地要入关，终于入关成功了，但现在拼了命地要出关，却真心出不去了。
　　所以，暴力的方式很容易被激化出来。
　　南方革命党闹得沸沸扬扬，北方大清朝掐得你死我活。接下来，就是举国无政府状态，然后只能是各方势力互相搏杀，先杀出一个强者来，然后再强者定章程。至于这个章程到底是共和还是帝制，那就无所谓了。所以，革命很可能会退回原点。
　　即便是这样，还是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是中国遭遇列强肢解，千年来的大一统可能不复存在。
　　这时候，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问题了。因为列强虎视眈眈，肯定要插手。沙俄一直惦记蒙古和新疆、日本一直惦记东北、英国也一直惦记西藏。大清末期，各地全是列强的租借地，这些租借地要政治能力有政治能力、要军事实力有军事实力。所以，列强插手，那就太简单了。只要大清够乱，列强就一定能够乱中取利。
　　这些非常麻烦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
　　这就要从民国革命的逻辑说起。民国革命有三个逻辑起点：
　　第一个逻辑起点，肯定是孙中山这些热血青年提出的，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那共和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主权在民，也就是人民主权。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人民是谁。
　　第二个逻辑起点，是章太炎提出的，简单凝练成一个口号，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主要包括中原的汉族以及朝鲜、越南和半个缅甸。因为这些地区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至于满蒙回藏，他们愿意加入就加入，不愿意加入就悉听尊便。
　　第三个逻辑起点，跟章太炎相反，是杨度提出的。杨度认为中国人民就是大清统治下的全国人民。简单说，大清统治到哪里，民国就要统治到哪里，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要继承大清的全部政治遗产。大清就是再坏，你也不能把大清这个历史时代给否定了。
　　这三个逻辑起点里，第二个和第三个，肯定是矛盾的。革命前期肯定采取章太炎的观点，因为成功就要走极端，只有极端的口号才有最强的动员力。但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就必须接受杨度的观点了。如果按章太炎的逻辑走，中国把满蒙回臧全都不要了，那就等于全给了列强。到这个时候，中国还剩下啥？从大利益的角度来说，革命就不是正义的，还不如满清。而且只是剩下中原地区的中国，那就更等着被列强宰割了，连个战略缓冲都没有。至于朝鲜、越南和缅甸，那就真心想也别想了，早成了列强的殖民地。
　　所以，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的主权在民，只能按照杨度的观点来定义。如：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第一条）；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第三条）；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第十八条）。
　　但你这个临时约法是谁写的？就是你们一伙南方革命党在南京开了个会，然后就把国家和人民给定义了。当然，南方的革命地区一定会认，但其他地区和人民呢？甚至连个开会的代表都没有，人家怎么可能认？关键是满蒙回臧这些人和这些地区，人家只认大清皇帝和大清政府。
　　所以，临时约法只是民国政府的一个法统，但这个法统的效力有限，根本难以覆盖全国。特别是满蒙回臧，人家完全可以不接受。
　　但溥仪退位、签订退位诏书，就不一样了。因为退位诏书成了民国政府的第二个法统，补足了它的先天不足。
　　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大清皇帝和大清政府正式退位，然后将自己的全部政治遗产交给民国政府。但前提肯定是南北能够议和成功。
　　没有退位诏书，临时约法根本管不了满蒙回臧，甚至连北方都管不了，所以人家闹独立，你也没法管。但是，有了退位诏书，满蒙回臧以及大清治下的全部人民和地区，就失去了闹独立的基础。你们可以不认临时约法，但必须得认清帝退位诏书。
　　如果溥仪不退位、不签退位诏书，民国政府就无法解决这个法统问题。法统问题，看似是虚的，但在当时情况下，虚的法统问题立即就会变成实的战争问题。法统问题，看似是远忧，但列强环伺之下，远忧立即就能变成近患。
　　因为民国革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质的不同，复杂指数要高太多。
　　满清到民国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革命既是改朝换代的问题，又是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转变的问题。因此，必须把这个人民主权的人民给界定清楚。但临时约法做不到，能做到的只有清帝退位诏书。
　　如果出现溥仪不退位、不签退位诏书的问题，历史走向将会非常不确定。
　　甚至大分裂也不是没有可能，元明清几百年打下的版图基础将会直接退回到宋朝的面貌。当时的列强，根本不可能允许一个宋朝的中国存在。大清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殖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量太大，谁也吞不下去。而成为宋朝的体量，那就真心不好说了。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下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以上是1912年2月12日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的退位诏书，整篇诏书大部分都是清朝的自夸自卖，当然这诏书有一点内容却为中国的完整做出巨大的贡献，那就是＂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可以说就是因为这句话中华民国才能从法理上将蒙古、东三省、青海、西藏这些原不属于汉地十八省的领土继承下来。
　　事实上众所周知在清朝之前东三省、蒙古等地实际上并不属于中原王朝，可以说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纳入到中原的统治中，完全就是清朝的功劳，若不是它的存在恐怕这些地方也不会成为中原王朝的领地。而在清末年间由于列强的入侵，虽然东三省、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并没有被列强控制，但是列强却早已对其虎视眈眈，他们始终都想将这些地方纳入到自己的殖民地中，日本看上了东三省、俄国看上了蒙古、英国看上了西藏和青海，可以说他们无时无刻都不在渴望着这些地方。
　　比如在当年的新疆，若不是左宗棠力排众议率军前往镇压阿古柏的作乱，恐怕新疆早就被沙俄给夺走了，要知道当年的阿古柏之所以能够在新疆建立所谓的＂洪福汗国＂，其背后就是有沙俄的支持，而在当时沙俄甚至直接出兵占领了伊犁。所以说想想看，如果在当年宣统皇帝不在诏书中声明＂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这点，恐怕就算中华民国能够继承清朝的正统性，对于西藏、蒙古、青海这些地方列强也会以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并不属于中国的借口来让它们分裂出中国。
　　实际上在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都会在说＂为什么在当时明明袁世凯有足够的实力让清朝下台，为何还要给清朝如此丰厚的条件让他们主动退位呢？＂。其实在当时让清朝皇帝自己自愿下台是最好的选择，其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答应下台才能保证整个清朝的领土能够完全的继承到中华民国的手中。
　　我们要知道在当时清末所面临的环境与中国历朝历代的末代王朝都不一样，清末时期清朝早已被列强所掌控，整个中国都被英法日德俄美意等列强划分成一块又一块的势力范围，虽然此时的他们并没有办法将整个清朝全部变成殖民地，但是一旦让他们找到借口能有机会去分裂中国的话，他们绝对会去做。毕竟列强虽不能去占领整个中国，但是去占领一块地方倒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试想看如果袁世凯当时用武力去逼迫清朝的皇帝退位的话，清朝的皇室必定会狗急跳墙。而一旦让清朝的皇室丧失了理智的话，他们势必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比如以割让领土的代价来获取英法德意日等国的支持，那么以列强的实力就算袁世凯的实力有多强，他也不会说列强的对手，到那个时候恐怕中国民国能不能建立都会是个问题了。
　　即使就算当年的袁世凯能够用武力逼迫清帝退位，并且在当时的清皇室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成年后的溥仪的做法就知道了，要是当年没有那份退位诏书，恐怕那个时候的溥仪就会以西藏、蒙古、东三省等都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借口，向列强提出用这些领土来换取重新让他复国的条件。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列强还巴不得有这个借口来让他们有理由的去霸占这些地方呢，所以真到那个时候恐怕整个中国会变得更加的乱。
　　所以说其实当年袁世凯以丰厚的条件来换取清帝自愿退位，并签下退位诏书的做法对于当时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说溥仪不退位，不签订退位诏书的话，只能说最后的结局我想谁都不知道，中国到底会朝哪个方向走去也是扑朔迷离，或者会变的更好，亦或者变得更坏，到底如何都只能是全凭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