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长（兼评邪不压正和我不是药神）

　　原文于2018年7月19日发布于微信公众平台＂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三十八，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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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邪不压正》将7月13日上映
　　（一）不同形式下表达的成长
　　姜文，是我喜欢的电影人，所以对姜文的电影始终是抱有期待的。《邪不压正》在长城脚下首映后，看到的影评俱为好评；正式上映后，看到不少观众差评，认为是抗日神剧。这让我有了强烈的好奇心，决定亲自观看、亲自判断。看完之后，唏嘘不已，那些把《邪不压正》当做抗日剧来看的应该是完全没看懂的。这正如读一本书，虽然思想是通过文字、情节来表达的，但书的灵魂是思想，没有思想的书根本不值得读，有思想的书，如果没读懂其思想，就等于没读懂。姜文电影的可贵就在他每部电影都是有思想有灵魂的——当然，这是相对于电影和文学作品，而不是作为思想本身的哲学——艺术能承载的思想性总是有限和间接的，但永远是最好的传播方式。
　　从《鬼子来了》被禁以后，姜文对于自己想表达的话不再通过现实题材的方式来表达，更多的是通过超现代的荒诞、浪漫、唯美、梦幻来艺术而精致的表达，这样，观众能看懂多少算多少，至少自己的表达能通过。这时候，姜文电影的表现形式都是理想主义的了，＂北洋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都是以故事为外壳而表达了姜文自己的诸多思考，而这些思考不仅仅是靠历史与现实非真非假、亦真亦假、虚虚实实的对应细节展现，更是靠大量的对白实现，所以，都说姜文的上部电影《一步之遥》对白冗长拖沓，但我却觉得对白精彩。电影的表现形式更不用说，能在《太阳照常升起》用一辆汽车的钱做一双绣花鞋的姜文，对每一个细节的考究都是不惜金钱的，这成就了姜文电影的精致与浪漫。所以，能看懂内容的可以挖掘内容，看不懂内容的哪怕只看表现形式也值回票价了。
　　姜文说《邪不压正》是关于成长的故事。是的，抗日只是外壳；成长，才是内核。把影片看成抗日剧实在是没进入内容。李天然13岁亲眼目睹师傅全家被杀，一方面报仇的意识无比强烈，另一方面，创伤应激障碍PTSD造成了内心抹不去的潜意识恐惧。事实上，任何人生经历的重大变故，尤其是信仰被颠覆的变故都会成为人的创伤应激障碍，而如何才能痊愈与克服，非经历者不知道它的难处。缺乏自我觉知和反思的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有创伤应激障碍，而意识到的人就算理性上理解了自己的潜意识，但在事实面前也常常改变不了自己。如一个孩子幼年被陌生人伤害至深，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再建立起对陌生人的信任；如一个曾经把爱情视为信仰，在经历了背叛、欺骗终于彻底崩塌以后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在爱情中的安全感。那是潜意识中的东西，固化为我们的某些感知模式和行为方式而不自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认知格局不难，而每个具体的个体，战胜自己的潜意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不是靠着理性就能完成的，更多的依赖于后续的人生经历。正如冉阿让能被教父救赎，靠的不是理性认知，而是切切实实教父的爱。所有心灵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现实中爱的缺失导致，也只有爱能从根上解决。爱，本身就是一种能量，被无私的爱过的人等于被赋能，从而自身也焕发出爱的力量，才能真正抚平内心的创伤，变得勇敢、坚强和无私。
　　李天然的爱情赋予他无穷的力量，是帮助他快速成长的路径。在关巧红给根本一郎下了战书后李天然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实现了自己的复仇。但复仇中最关键的是他问师兄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师傅同意把山庄给你们种鸦片，你还会杀师傅吗？＂师兄朱潜龙答到＂不会＂。李天然这才一枪崩了朱潜龙。杀师傅全家之仇是私人恩怨，而是否种鸦片是国家利益，所以，这句回答奠定了李天然杀朱潜龙的正当性是高于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邪不压正》之＂正＂的层级递进就是个人成长的路径。家、国、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维度的扩张；从一家之爱，到一国之爱，到天下之爱，是一个人随着自身认知格局的扩张而拥有的情感。
　　所以，《邪不压正》中最触动我的镜头是姜文饰演的蓝青峰一脸泪水的对李天然说我们见了六面，见的太多了！他知道自己开车送李天然去北海琼岛，很有可能就是送李天然去死；正如同他把自己两个亲儿子送上不同的革命战场很可能就是送他们去死而且确实都死了。蓝青峰这样的硬汉应该是面对自己的死亡也不会流泪的，牙被拔光了也不会流泪的，但他还是人，就会对家人、对朋友有感情，就还是会流泪。这是他最不得已的无奈。因为他有更大的历史使命，在蓝青峰那儿，是救出张将军（隐喻张自忠）以抗日，所以，＂邪不压正＂中的＂正＂，或者说蓝先生那儿最大的行为正当性就来源于帮助张将军抗日。当个人情感与使命所在发生矛盾时，蓝先生总是舍小爱而取大爱的。那是他认知层级行为模式下的无奈。
　　李天然最后没有继续追问蓝青峰杀了自己的养父亨德勒的事，是因为蓝青峰是自己的上级，所以他相信了蓝青峰。但我想他成熟以后知道了真相，在百般纠结后最终应该还是能原谅蓝先生的。因为蓝的行为不涉及个人私利，只是为了革命需要。面对每个不为私利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同样的理想主义者是最能理解的。唐凤仪的纯粹是面对爱情的纯粹，当确定了朱潜龙并非真爱自己，而李天然爱的是关巧云以后，唐凤仪仍然因为爱向关巧云通风报信救助李天然。最后北平陷落后，自己的爱情也毫无指望后，唐凤仪一死殉情。这是以爱情为信仰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关巧云是纯粹复仇的理想主义者，只是看到仇人老迈而一脸慈祥的牵着小女孩时，没能下得了手，这是她此时此刻基于当下的善良。
　　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认知层级，构成不同人的行为模式和理解能力。价值观一致的朋友万古不移。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在一般人眼里难免疯魔。有道是不疯魔不成活，所有理想的实现首先是遵循自己内心的理想选择了自己认为必须走的路。
　　《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就不过是遵循自己的内心选择了自己觉得该走的路。法律与道德若不能呵护生命，其价值又何在呢？法律与道德本身就是维护社会整体求存的，而整体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组成的。当看着一个个具体的没有药就会凋敝的生命，不能维护生命的法律与道德或者基本制度都需要修正。人为本，法律和道德不过是为了人的求存而服务的。所以，程勇跟着内心的指引选择的路是正确的。
　　《我不是药神》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表达的核心思想也是成长。生活原型中的陆勇本身就是慢粒白血病患者，买仿制药始终都没有以盈利为目的。电影为了表现男主角程勇的成长，把他换成健康人，且最早是为金钱所迫而卖药；后来目睹了好友的离世，直接感知到仿制药对于白血病患者的求存意义，故开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甚至最后亏钱的卖药行为，也就是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成长。老子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当程勇不为自己的利益而卖药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程勇被抓时，被警察摁在地上的程勇一脸坦然。看到病友又返回被一起拘捕，才痛苦了起来。
　　成长，很多时候不是来源于理性的认知，而是鲜活的现实经历以及自我对灵魂的拷问。任何事，过自己这关是最重要的。只有良心过得去，才能活得坦然。《邪不压正》中的朱潜龙杀了师父全家也难过良心这关，就自欺欺人的把师弟当做凶手，一方面骗大众，一方面骗自己，骗久了，连自己都差点信了。所以，世间的许多真假，外人都是看不清的，《邪不压正》中取材于历史的人物与对白内容，有得对的上，有的对不上，大量的信息都是点到即止，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给你答案，因为这些虚实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真实的面对自己以及拥有理解别人的更高的层级认知。
　　许多事情，如果我们不曾经历；许多道理，如果我们不懂；那么，一切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当你经历了，当你懂得了，你就有了必须做些什么的责任。正如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死，但我们面对具体的人要自杀，一定会责无旁贷的去阻止。正如《物演通论》的读者，如果你读不懂便罢了，如果你读懂了，如果你明白了这本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如果你明白那是人类存续的下一个文明的奠基，你就必须力所能及的做点什么。能做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什么都不做，这是对自己的一个交待。
　　最初的程勇是小我的，迫于金钱的需要而卖药；但是，当他置身于被大家需要的环境、设身处地看到生命的凋敝，内心总会被触动，被触动了，就不能不管，否则没法对自己交待。无论是因为感情还是理性被触动，触动本身就是自觉。没什么伟大与崇高，只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明白的道理，在此时此刻，有了来自内心的触动，从而自觉到自己该做的事，那就去做吧，那可能就是每个个体生命因缘际会下被赋予的意义。
　　大多数父母教育子女好好读书将来找个好工作，那是父母赋予孩子的学习的意义。周恩来却是为从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是自己赋予的学习的意义。自觉，是坚持一件事、做好一件事由内而外的最大力量。所以，不断的反思自身，拥有不断自觉的力量，就是永续的成长。
　　电影最后，李天然穿着关巧红为他定做的一袭白褂，在经历了三个爸爸的教育、呵护与关爱后，一个人在屋顶上（屋顶世界是影片中美好的理想世界的表达）面对看着未来，何去何从，取决于他后来的成长。国破之际，个人何为？国家崛起，个人何为？一个国家又该如何成长？整个人类又该如何成长？这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邪不压正》和《我不是药神》虽然表现手法不同，但其思想内核在我看来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观众基本没看懂前者，却都能看懂后者，所以《邪不压正》的票房惨败于《我不是药神》就很正常了。
　　姜文在窦文涛的《圆桌派》访谈中有一段话让我感觉他类似电影中的哲学家。他把每个人比喻成一根线，大多数人的活法是参与社会，共同织就社会这块布，每根线难免憋屈。但还有一种活法就是不参与编织，做一根不被织布的线，远远一个人隐着，才能看清一切。用王东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冷眼旁观看世界＂，或者做懒蚂蚁之喻中的懒蚂蚁。懒蚂蚁之说源于王东岳先生第一次在无用空间的讲座中的一段论述：蚂蚁社会如同人类军队一样有着非常强的组织性，可是生物学家惊奇的发现在蚂蚁庞大的族群里面，经常有个别蚂蚁什么活都不干，独自在外面游荡，生物学家把这种极个别的蚂蚁称作＂懒蚂蚁＂。但是它们的＂游荡＂实际上是在为种群寻找现有资源以外的其它食物来源，即为整个蚂蚁群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这种现象被生物学家总结为＂懒蚂蚁现象＂。＂懒蚂蚁＂就是蚂蚁群里的哲学家，它们不随蚂蚁军团行动，处在外面游移状态，看起来懒惰，不参与正常劳动，却肩负着蚂蚁族群后续的生存与发展。它们因为脱离群体安全度极低、向没有资源的地方探索，非常孤独和危险，但正是它们成为整个蚂蚁种群最终能否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它们就是蚂蚁群体里的务虚者。
　　通过姜文的电影能看得出姜文的电影追求：1、电影形式上要好看，甚至精彩，这样才对得起观众，所以，姜文电影的画面、音乐等都是上乘，当然还需要故事串起这一切；2、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大量的细节和对白，需要观众自己去慢慢品味，而这才是最主要的内容，是姜文的灵魂。这正如王东岳先生用自己的思想解读一切文化现象，如何解读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一个人的思想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二） 正与邪、法与情
　　《道德经》五十八章指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通俗的说就是人生祸福难料，如果追求到终极的话，所有相对的正确与错误将不复存在。因为任何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都是有前提条件的。普罗大众历来看不到或看不懂这些前提条件。所以圣人有原则，更懂得原则的前提，不会割裂原则成立与否的前提条件，而是以终极视角看待一切，棱角分明但不会因此而伤人、坦诚直率但不会因此而放肆、光明磊落但不会因此而张扬。
　　放在《邪不压正》里，就是老百姓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就有可能不真实。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都是主观的真实。如果李天然没有死里逃生，自己就永远的被朱潜龙污蔑成凶手了，连辩解的机会都没，而真正的凶手却成了忠孝的英雄。正如根本一郎杀了黄包车夫然后污蔑其为汉奸一样，当权者、掌握话语权者是可以随意把英雄歪曲成汉奸，把汉奸塑造成英雄的。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正邪是特定政治结构下的社会维护自身而产生的道德标准，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每个人在不同的认知层级上也有不同的正邪观。如大明刚刚沦陷的那段历史，反清复明是仁人志士，过了三代还反清复明就是笑话了。一切正当性都是有时效的、有层级的。如在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时候，帮助犹太人甚至是触犯国家法律的，但面对无辜的犹太人，总还是有人站在更高的人类主义的角度或者仅仅是出于人性本能去尽力救助犹太人，甚至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正邪是一组辩证的相对存在，正如《我不是药神》中的法律与人情、与人性中的相对矛盾，只有在终极的最底层，才能打破彼此相对的界限，找到其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人类终极的＂正＂就是能维护其求存的理念，每个人行为的终极底层逻辑就是维护生命本身，不管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生命的尊严与平等，生命的健康与存续是每个人应该去捍卫的，比其他一切包括道德、法律都值得捍卫。
　　无论是浪漫主义的《邪不压正》还是现实主义的《我不是药神》，表达的核心思想都是：有些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基于不同的前提，正邪未必能分清，对错未必有定论。但让生命得以延续和存活，是最根本的正念或正确。抗日无非是捍卫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电影中朱潜龙面对帕梅拉案中抓到的嫌疑犯的态度是：日本人放掉，韩国人打两下放掉，中国人枪毙。由此可见中国人当时的卑微生存处境了。程勇所做的，也是在其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捍卫慢粒白血病人的生存权。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本心就是他当前认知下做人做事的底层逻辑，有时我们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和底层逻辑，那么我们不妨遵从本心，至少是真诚的。当我们不断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底层逻辑时，也许有一天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专制一定邪恶吗？希特勒正是通过专制解决了本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民主一定正义吗？苏格拉底正是通过民主投票被判处死刑。
　　法律一定代表公正吗？曾经表达着种姓制度的印度法律何谈公正？《邪不压正》中更是两次讽刺诉诸法律：一次是李天然的养父亨德勒说现在一切需要诉诸于法律，李天然说朱潜龙本身就是警察局长，他咋能自己枪毙自己；一次是李天然和朱潜龙对决，朱潜龙打不过要求诉诸于法律，观众都笑了。
　　情感一定是糟糕的冲动吗？那是大自然历经漫长的时光才赋予人类的维护生存的手段。如果法律不能呵护人最基本的感情，不能顺乎人性，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情感是最基本的人性，文明就是人性的流淌，法律正是人性之上的伦理建构，不能维护人性，就失了法之根本。这就是《我不是药神》能感动千万人的基础，因为抽象的法律与我无关，鲜活的生命与我相关，尊重与爱护生命是最底层的逻辑，不能因法律而置之不管。
　　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专制会让被禁锢的人活的憋屈，人性不得舒张，个人的力量无法施展；民主会让激烈的内部竞争消耗掉自身的元气，物质利益的无尽追求只会加速人类社会的失存进程。所以，在不断拓展的认知中该如何选择，是个人、国家、民族、社会都需要成长并在成长中探寻的答案。《物演通论》或许给出了这个答案：正邪都是相对的，唯有在终极的＂道＂上有终极的＂正＂，就是以维护人类整体求存为前提，一切合乎人类整体求存的理念为正念。否则，整体倾覆之下，一切免谈。但达成人类整体求存的路径只能以普遍的自觉为前提，以民主的自愿为前提，因为构成人类整体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维护整体最终也是为了维护具体的个体。如果个体活的压抑、憋屈、没有自由，生不如死，活着也没啥意义。
　　最初，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为了最大化维护个体和整体的求存，东西方基于不同的生存结构，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和法律，有着不同＂正＂与＂邪＂的文化界定。但生存结构一直在变，全球一体化下，东西方的文化和法律都已经滞后，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类社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求存问题，维护人类求存的新文化需要一点一滴建构，《物演通论》正是这个新文化的奠基。当人类系统危机爆发而进退无路时，表达着＂危存主义＂的递弱代偿思想可能是人类唯一的选择了。如果人类思想文化在底层上能达成自觉的统一（表层一定是越来越多元的），也许后科学时代会更早的来临，人类才得以靠着下一期文明走好最后的求存进程。
　　整体求存与个体求存的矛盾在现阶段归根到底是认知的矛盾，是人类进步论文化下个人欲求无止境与人类整体生存气数有限的矛盾。人类超生理的满足感都来自于精神文化领域而不是物质领域，所以物欲的需求刺激其实是人类求存的伪命题。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个通过智质分化不断缔造需求的历史。科技发明了什么，就慢慢形成人类社会的实体结构，成了人类离不开的基本需求，电灯、手机、网络，皆如是。社会结构由此不断叠加、复杂、失稳、最终失存。所以，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是被你所处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同时，每个人的体质和古人没任何区别，所以基本的日常需求其实不会更多，太多反而是一种戕害，如吃的太多太好带来的糖尿病、肥胖症等各种富贵病。如果你不去逛淘宝、不去逛商场，生活中缺什么买什么，你会发觉你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大多数人买东西更多的不是基于需要，而是因为被新产品或广告刺激到而激发出拥有的渴望。商品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刺激你欲望的社会，由以形成当下的社会意志，导致当下社会整体的高速发展或高速趋于失存。而站在人类整体求存的尺度下，许多正邪需要重新界定。如保护环境比发展经济更＂正＂，人类主义比国家主义更＂正＂，人文教育比科技发展更＂正＂等等。
　　（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邪不压正》不抵现实主义的《我不是药神》，是因为《邪不压正》中观众第一感受是艺术的美感，而《我不是药神》直接导出观众的反思与现实求存不易的共鸣。中国电影人不敢直面现实久矣，这也是历史政治环境下电影人的生存艺术。但年轻的导演少一份历史的阴影，多一份胆量与豪气，拍出一部直面现实、与观众生活贴近、反映观众最关心的医药问题的电影，获得大众支持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有的艺术，从大类上分，无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用《物演通论》中的表述，浪漫主义以脱离现实的方式回归现实；现实主义以回归现实的方式脱离现实；故而二者皆有同质的美感。
　　虽然，《邪不压正》讲着历史或非历史的真真假假的故事，但描述的人性、人的认知、人的成长都是万古不变的东西，所以是以脱离现实的方式回归现实；《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现实、反映的是现实，但拔高到成长的角度是脱离现实的另一层理想主义。无论以浪漫为皮、现实为核还是以现实为皮、浪漫为核，都是虚实平衡的艺术，让我们在艺术的创作中有所触动。
　　浪漫主义的作品中，我们感受着纯粹与唯美，渴望现实之上的理想，那是我们灵魂中超越现实的形而上的部分。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我们感受着沉重与不甘，也生出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情怀。
　　所以，我们活在现实中，但又不能仅仅活在现实中，才真正活过，才不枉活过。
　　这是生命的特质！也是生命存在的方式！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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