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布于微信公众号＂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五十五，网址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U2ODQwOQ==&mid=2247484443&idx=1&sn=ee9489edabe1e2859cc63cf566ae96ac&chksm=ec0fea6ddb78637b0a5c80d2f5033bf65d8fa767699bd9d0b768721a7cf900c387cd289e7b74&token=1298019512&lang=zh_CN#rd （一）人类兴衰源于自然律的规定 培根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实际上，如果仅仅局限于历史事件的经验性总结，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因为人类的文明史隶属于自然史，不理解自然史，就不可能最深刻的理解人类的文明史。自然史即自然（换成哲学表达即＂存在史即存在＂），文明史即文明。只有理解了自然的发展规律，才能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先有了理解自然（即理解存在的终极、即理解万物的所以然）的智慧，才能站在更高的整体维度上更深刻的理解人类的历史，也才可能懂得大国兴替的所以然。 换句话说，不懂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艺术史乃至更细分的企业发展史、音乐史等。同理，要想在新的人类发展阶段建构更匹配于人类当下生存结构的新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美学理论等各种基础理论，都必须依托于新的哲学。新的哲学思想提供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提供其他所有基础理论的底层逻辑，因为它是所有其他领域具体规律的总规律。由此可见，《物演通论》作为最匹配于人类当下生存结构的最新的哲学思想对于各个领域的理论工作者是何其重要，而致力于新理论建构的人若不知道或者知道了却不理解《物演通论》又是何其遗憾。 因为大多数人只对表层的诸如＂美国为什么衰落＂的具体问题感兴趣，所以会以此为题目来写这篇文章，虽然这篇文章的内核在我的某些其他的文章中、在王东岳先生的大课中、在《知鱼之乐》中、在《物演通论》社会哲学卷的论述中已经用不同的语言很清楚的做过不同程度的交代。 简言之，自然演化包括人类的文明进程遵循递弱代偿的法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生存稳定到生存越来越艰难以致于越来越失稳的方向演化。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相对平等，此后农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越来越不平等，而维系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结构更是越来越难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耦合乃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内部的耦合都会有越来越严重的失匹配问题，加上外部竞争的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崩溃。人类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在经济上表现为越发展贫富分化越大；在政治上表现为因为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必须予以民众越来越多的民主和自由，但越复杂的社会越需要内在的统一力量才能更好的耦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耦合的力量需要匹配于生存结构的文化的统一，也需要政治力量对整体的号召力和统御力；但在文化上，随着分科的日益繁茂，哲学肩负的耦合整体认知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也越来越难，以致于西方哲学在自身的分化中愈发轻浮，完全迷失了哲学耦合或统筹分科认知以追求终极的目标，更丧失了哲学认知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代偿功能，西方哲学因此而没落，科学也因此替代了哲学。直到《物演通论》的出现，才重新实现了哲学的目标和功能。总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后衍文明的内在矛盾愈发尖锐并难以解决，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系统崩溃。而且，所有矛盾和问题可以改善，但不可消解，甚至改善的手段控制不好都会引发更大的矛盾——因为后衍的社会结构注定更复杂、需要消耗资源更多——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文明以趋于失稳的正反馈方式不断滑向系统危机越来越严重的当下。 （二）古文明的兴衰 自然是单向度的正反馈进程，属于自然的人类文明也一样。所以，人类发展的路径和人类灭亡的路径是同一条路径，正如每个人向生的路径和向死的路径是同一路径，向死而生一直是我们求存下的不得已。我们无法选择结局，我们只能选择过程。如果我们懂得珍惜、好好呵护，也许可以寿终正寝，让有限的生命最大程度的避免遗憾；如果我们任性挥霍，生命就是最脆弱的蜡烛，随时熄灭，或如最脆弱的芦苇，随时折断。 人类最早的文明都是农牧业文明，其中草原孕育出游牧文明，大河孕育出农业文明，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了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孕育了埃及文明、印度河和恒河孕育了最早的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前三大古老文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消失了，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所以，基辛格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文明，因为它是与西方文明有着明显不同的存在。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包括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的消失是作为其文明载体的国家消失了。而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国家虽然也消失了，但中华文明在文化上具化为儒家文化，被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国家继承了下来并代代传承——因为农业文明阶段，要维系这块土地上的统治，儒家文化是最匹配的现成文化——因此成为一系的中华文明，儒学因此也被西方称为儒教。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通过学习西方文明，终于从农业文明迈进了商业文明，但因为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结构与西方典型的商业文明结构始终有一定的差异。 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作为农业文明都融入了希腊文明中，但希腊文明在以农业文明为主流的时代因为其开放的地理地貌萌生出了非主流的商业文明素性，成为当时非典型的半农业半商业文明。也就是说，希腊文明中的商业文明属性才是其区别当时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其文化特性是典型的哲科思维并通过文艺复兴缔造了整个西方的商业文明。所以，英国诗人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征服了希腊的罗马也以继承希腊文化为荣，并想发设法让自己的渊源和希腊的渊源挂上关系，以证明二者同出一脉。如奥古斯都屋大维自称是埃涅阿斯（古希腊神话人物）的直系后裔，服务于屋大维的维吉尔还写了《埃涅阿斯记》，其实这不过是屋大维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建设罢了。东罗马最后从多神教的兼容并包到确定一神教的基督教为国教，也是因为帝国越辽阔、文化越丰富，越需要在一个终极画面上展开整体的求存，这是文化或宗教才能实现的统一功能，才能把零散的个体乃至组织在意识形态上耦合成一个整体，否则帝国更是一盘散沙。 古印度文明的消失则完全源于自身的过度发展，与今天的印度文明已经全然没了关系。古印度文明特指哈拉巴文明，其遗址在1922 年被国际考古界在印度河流域发现。它发生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距今已经四千五百年，但它在那时已经有了刻在印章上的象形文字，有了规划完整的城镇建设，而且其城镇建筑有完善的给排水系统，且都是火烧砖建筑。火烧砖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这是中国哪怕在盛唐也很少建火烧砖城墙的原因，因为木材成本太高。不难想象，哈拉巴文明的城市建设消耗了多少森林，而随着大量的森林化成砖块，自然生态被破坏，水土流失，城市被淹没也成了必然。所以，哈拉巴文明的消逝归根到底在于自身发展与自然的对接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因为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导致自身崩溃。其实，人类社会的建构无论如何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与自然对接，都是为了在自然中生存下去，因为人类社会本身也是自然的产物，社会内部的复杂化包括开始自发的生产、建设、重塑自然，都是因为无法直接与自然对接（只有采猎文明才是享自然之天成的与自然直接对接）而间接与自然对接的不得已。我们自身本是自然生态循坏中的最末一环，当我们以破坏生态的方式求存时，必然同时从根本上破坏自身的求存。这是一组永恒的矛盾，需要人类用极高的立足于社会整体视角的智慧去调和。 显而易见，任何文明，无论农业文明还是商业文明，其社会结构都遵循自然律，都会在发展中出现同样的根本矛盾、根本问题，只是商业文明作为更后衍的社会存在，其矛盾和问题的爆发必然更迅速、更尖锐而已。 有些人常常在具体事项上拿罗马与美国对比，找寻他们兴衰的共同原因。但更深刻的探讨，可以让我们明确世界上所以国家兴衰的共同原因。正如具体的人各不相同而最基本的人性相通，所有社会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根本问题都相通。简言之，任何国家之所以能兴，在于其政治、经济、文化能有效的匹配于它的内外生存结构，这种匹配的状况大致相同；任何国家之所以衰，也是因为其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不匹配于它的内外生存结构，不匹配的具体状况各有不同。 如宋朝重文抑武源于唐朝毁于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混乱几百年也都是武力割据使然的经验总结，它有效防范了内部政治结构的崩坏，却无效于外敌武力崛起的变化。经验的最终无效就在于此。换言之，经验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更大的国际环境或背景性存在是不变的——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经验无效导致的衰亡在鸦片战争的中国开始同步上演，这时表达的是中国文化经验的无效。中国文化（尤其是担当了社会建构功能的儒家文化）因经验上的有效而一直被沿用，因为文化遮蔽的力量无法实现自我的突破。几千年经验造就的文化优越感更是傲慢的无法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看到彼此的不同和自身的不足，最终只能通过新文化运动这样激烈的变革才能与变化了的外部生存结构相匹配。西方的问题在当下也是一样的，作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的典型性和遮蔽性注定其前途的丧失，因为美国典型的商业文明素性和主流进步论的惯性思维无法实现人类全球化结构的良好耦合，本公众号最近论述美国和文化的相关文章都在说明这一点。 （三）美国的衰落 从经济的层面看，任何国家在建国之初面临的都是建设问题，就好象一个公司在草创阶段关注的只是基础的求存问题，能赚钱能生存是第一步。此时，因为国家尚不富裕，所以贫富分化问题是潜在的，尚未能显化成社会矛盾。但除了最早的氏族社会结构相对平等，后衍的社会结构注定都越来越不平等。孔子的儒学能成为显学就是因为它尊卑有序的观念能有效的匹配和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具有建构功能。一旦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分化的问题就开始显现并日益严重。中国几千年王朝由盛转衰在经济上的重要标志都是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开始失去土地，国家因此而税收减少，政治、经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政治的力量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就必然被经济影响，并因此衰落。如张居正改革缓解了当时明朝在政治、经济上问题，为明朝有效续命，可惜人亡政息，到最后政治能力不足的崇祯皇帝仍然对付不了地主，解决不了土地兼并问题，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崩溃。商业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比农业社会爆发的更迅速、更严重，直接以经济危机的方式表达出来。1929年10月29日，美国金融崩溃，胡佛总统秉持自由民主的原则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经济危机继续恶化。罗斯福总统加强了国家专政的力量才遏制住了经济危机。也就是说，能被金钱操纵的美国代议制民主虽然比罗马的贵族公议制民主好一些（罗马贵族在历史上为维护自身利益会直接杀掉平民推举的保民官及其支持者），但在商业文明阶段，总统无力干预上层利益集团的利益，或因为自己的上位就来源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支持而无法改革，本质上就如同农业文明社会的君主无力干预土地兼并。国家政治力量的不足，无论在商业文明社会还是农业文明社会都会导致经济乃至国家的崩溃。所以，贫富分化是经济结构必然导出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依赖于政治结构。 从政治的层面看，政治结构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旦政治力量不足，国家就面临崩溃的可能。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君主专权，还是与士大夫共治，必须能履行为国家服务的政治功能，否则，一旦国家沦为宦官集团、军事集团、地主集团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就离灭亡不远了。但随着经济发展，政治腐败几乎和贫富分化一样难免，权与钱的力量常常交织在一起，以致于很难说清是政治腐败导致贫富分化，还是贫富分化加剧了政治腐败。事实上，美国大选的角逐，包括国家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利益集团间经济利益的角逐，底层老百姓貌似有民主的权力，实际连参与的份都没有。不管民主还是专政，只要政权捍卫的不是国家（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包括整个社会结构）利益，而是特定某集团的利益，就必然出现问题，就必然越来越不稳定。所以，无论民主还是专政，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民众缺乏政治素质，选不出好的领导人；掌权者若一心为国为民，也必然能造福众生，甚至为国为民放弃权力。因此，全球化下代表未来趋势的民主，更需要民众拥有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文化素质，才是有益的民主。 美国放弃制造业是金融集团、是资本最大化逐利的必然结果。但放弃制造业让国家的内部循坏成为不可能，必须依赖外面的产品供给，也就有了被外部牵制的可能。习惯了通过金融轻松获利的人都不再愿意踏踏实实搞生产，但金融本身是最后衍的代偿，其利益和风险是一致的，当所有人不得不使用美元时，美元可以剥削所有人，但谁都不傻，当所有人绕开美元的时候，就是美元崩盘的时候。 从文化的层面看，美国的衰落其实代表的就是西方文化的全面衰落。哲科思维是一个整体，科学不断分化，而哲学功能缺失，使得西方主导的工业化挟持着全人类狂奔，急速耗尽自然的生态资源。所以，王东岳老师在《人类的没落》中根据＂生物多样性＂的受损指标直接把当下视为全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在途，工业时代更是加速期。所以，大尺度上看，真正让美国衰落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具体的经济结构内部的空心化和政治上因为资本置顶导致的金钱专制，更重要的在于美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已经与当下的全球化求存需要不匹配，不代表未来，而其自身的文化遮蔽性已经失去自我更新的力量，无法孕育出能统一全球、能抑制人类疯狂的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新文化。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颓势、人类认知确定性的丧失，全球化的反反复复，都在表达这一点。 西方的主流文化不代表未来是因为西方文化是典型的商业文化，越典型越只能成为文明发展中的侧枝盲端，这就好比中国的国学是最典型的农业文化，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文明发展中的侧枝盲端，使得中国无法靠自我的文化更新步入商业文明。最后，只能通过新文化运动才能更新换代。同样的道理，西方也很难通过自我的文化更新步入全球化需要的新时代。未来新时代需要的是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化，是能让全球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即意识形态）达成统一认可的新文化，而《物演通论》缔造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是目前最匹配当下生存结构的新文化，是人类未来社会的文化基础。 人类既往的所有经验都是没用的，人类面临的将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从未遇到过的大变局，即在人类的系统危机面前（如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人工智能武器、自然生态全面破坏等），人类必须万众一心，才有一线生机。人类科技越发达，越拥有摧毁人类自身的力量，限制这种力量本身就是维护人类的求存。 如果没有新文化的广泛深入，人类的改变几无可能。如在新文化的指导下，人类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可能得以改善，新的经济理论会把评价经济的指标从GDP、从产能和增长率改为经济结构的稳定程度（由此决定贫富分化的红线指标）、资源的利用率等。其实，人类目前创造的财富已经足以维系所有人良好的生活，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死于饥馑、战争、瘟疫，是因为人类全球化社会整体政治结构的无力，是极少数所谓精英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在西方商业文明的资本逻辑下，经济危机卖不出去的商品只能销毁，而不能抵达真正需要它的人；私有制决定了资源浪费的合理性，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对临期商品的处理很多都是宁肯销毁也不留给流浪汉和乞丐，以避免任何节外生枝。但人类社会整体求存最后的归结点就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不断增长的资源消耗之间的矛盾。如何缓解这个矛盾，依赖于新思想新文化重塑的价值观、经济观乃至政治观。全球化的政治结构需要代表全球人的生存意志，维护全球的和平，安顿全球人的生活。 事实上，最好的食品都是当季当地的食品，最深刻的认知也不源于你走遍天下而是你善于选书、精于读书和思考的结果。每个人汲汲以求的幸福并不在人类社会的无限发展和商品的极大丰富中，那是一条死路，文化与心灵赋予人的平静、自足、美好才是真正的幸福之源。人类社会的新文化应该给所有人正确的导向，惟其如此，当个体素质汇流成集体素质时，才能让经济、政治的发展朝向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