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与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四）

　　杨沫与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四）
　　——摘编于《文史春秋》2008年第2期
　　斗转星移。杨沫在与张中行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琐事的费心操劳，情绪烦躁起来，两人的摩擦有增无减，不断吵架。
　　这正像后来她在一份材料中所说：＂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1932-—1936）中，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1933年到1936年，渴望革命的杨沫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但那时共产党还是秘密组织，即使真的共产党员也不公开承认。
　　有时候，杨沫也想与张中行谈论国家大事，可是话不投机。张中行几次提醒她说：＂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
　　然而，杨沫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与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告诉他，两人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
　　张中行尽管对杨沫有些不满，但还是深爱着她的。一次，杨沫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阻断，一时间回不到北平。
　　张中行急坏了，寝食难安，形瘦容悴，还写出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杨沫返回后，很受感劫。
　　但是，杨沫仍然为自己的处境很苦闷，为此曾经向白杨坦陈心迹。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算了，她说：＂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杨沫内心很矛盾，因为张中行在她陷入绝境时帮助了她。
　　白杨劝说：＂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个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是我的话早与他分手了。＂
　　白杨的话在杨沫的心里慢慢激起了共鸣。
　　1936年春，当张中行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时，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可是，杨沫仍然不愿靠张中行养活，想出去工作。
　　经过努力，张中行作出让步，杨沫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在这里，她遇见了男教员（共产党员）马建民，寻党心切的她与他交往逐渐多了起来。
　　这一切引起了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的怀疑，便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
　　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坚决要求杨沫辞职跟他一起回天津去。
　　张中行的说法是，他收到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若还想保全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回天津。
　　张中行听从了这位朋友的话，先是写信，后又是亲赴香河劝说。杨沫觉得好不容易有个工作，还未干上两个月就回去，决意不从。
　　但张中行苦口婆心地劝说，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花，何必非要辛苦工作而两地分居？
　　在张中行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杨沫只得随张中行回到了天津。杨沫回去后仍然暗暗与马建民通信联络着。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子蒸气弥漫。杨沫一气之下，立即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
　　谁知没过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哀求杨沫跟他回家，杨沫心一软，又随他返回了天津。
　　此时，杨沫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学究妻子和围着锅台转的生活。
　　终于，1936年6月的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不久，杨沫就与马建民结了婚，并于11月，生下了她与张中行的孩子，是个女儿。杨沫与马建民将她抚养长大。
　　建国后，张中行与杨沫见过面，与杨沫相比，他的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仅拿几十元的工资；杨沫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
　　幸好他在政治上还可称得上是平安无事的，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杨沫在《青春之歌》中以张中行为原型创作的余永泽，随着各种形式的文艺载体的传播，家喻户晓。
　　张中行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无形中，张中行被杨沫的《青春之歌》搞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
　　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丑化了他，让他背上了落后分子的帽子，但他对杨沫的评价却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无半句怨言。
　　甚至别人在一旁都看不下去了，好心劝说他写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反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张中行尽管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强，然而，由于社会大气候（特别是政治因素，学术政策、体制和机制使然）及自身曲高和寡等种种原因，却长期不受重用。
　　运动一来，他率先受审查。＂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经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期间，遭到三次批斗。
　　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
　　之后他又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张中行仍旧毫无名气，未能受到公正的待遇。
　　但是，张中行却始终没有指责过杨沫一句，每每对人提起杨沫时，他总是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晚年，张中行曾经私下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被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得很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