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我又想起来父亲那双打人的手

　　父亲常年漂泊异乡，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多，父亲打我的时候却比较多。
　　由于打得太多，要说具体挨打的次数也说不上来了，光记得那火辣辣的滋味。
　　儿时家贫，起先我的父母都在一家铁合金厂工作，后来厂子突然倒闭了，又历经了一番波折，父亲只得戴上了电瓶头灯去煤矿厂打煤矿。那些年月，村里一般的人家但凡能吃上饭的哪儿会让男人去打煤矿？打煤矿是常常要死人的。
　　我记事以来挨的第一顿打就是带着煤渣子味儿的。  过年的时候，大人们都忙着杀年猪、磨豆花、祭祖先，小娃娃们就结着伴儿街头巷尾地挨家挨户凑热闹。我那时还太小，跟不上大孩子们跑，就坐在自家门槛上用竹条编我的＂咩咩羊＂。大孩子们跑到旁边吴奶奶家门口喊我，吴奶奶家是开小卖部的，大我两岁的文强叫我去拿铺子上的橘子水。哪知我刚拿起来，他们便大喊道：＂偷东西咯！有人偷东西咯！＂
　　父亲从里屋跑出来，又赶忙跑回去寻摸出四毛钱作赔，方才把我领走。彼时我并不懂什么叫＂偷＂，我跪在大门口，父亲边打边告诉我：＂你这就叫偷，我们穷但不能没得志气＂。我吧嗒吧嗒地掉眼泪，父亲以为是他的巴掌太重打痛了我，却不知是他手心毛笋壳一样的茧子刮得我疼。
　　等我上小学的时候，社会提供给农民的生存空间更大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涌进城市务工。我的父母也赶上了这趟谋生活的＂快速列车＂，而我与父母后来长达十余年的分离也就此开始了。
　　父亲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见到的人和事也越来越新奇，他的大脑和胸怀都快速地开阔起来。我长期寄宿学校，从周一便开始盼望放周末。一般是周五下午一放学，我便立马奔到校门口的杂货店的座机前，拨通父亲的手机号，父亲先给我挂掉再回过来。十岁出头的我和三十岁出头的父亲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一通电话要打一两个小时。聊什么呢？什么都聊，外面的世界气象万千，聊人生、聊处世、聊未来，直到在我心里聊出一个大窟窿来。
　　归根结底，父亲就留给我一句话，  人一辈子要做大事  。如若哪天这个大事做成了，我心里的窟窿便能填上了，要做不成的话，到死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每到寒暑假，父亲就会来接我，一家人便能团聚上几十天。这样的日子却是让人又爱又恨的，父母在身边，爹疼娘爱的日子是甜的，但挨打也挨得多了。我生来是个泼皮猴儿，细致灵巧的事总做不好，写字算一个，偏偏父亲又写得一手好字且极看重写字，父亲说写的字什么样人就是什么样，在这事儿上我挨了不少好打。
　　那时候，父亲在重庆一家铁合金厂做技术厂长，对生产和安全负全责，他盯着我的方方面面仿佛盯着那些工业材料配比一样，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重庆的大夏天，热，且多蚊，父亲监督我练字常常在晚上，亮着灯，开着门窗。父亲说，字都练不好，能成什么事？练字，得专心，人要有意志。所以练字的时候，任由汗水流进哪只眼睛、不论蚊子如何撕咬，我当  岿  然不动，动则挨打。倘若还练不好，父亲便请我去车间＂工作＂，厂里的各色矿石、焦炭  哪样  我没铲过，再用小推车推到冶金炉子前去加料。一天下来，黑得像块碳，手也磨破了，脚也起了水泡。父亲这会儿也不打我了，光是笑嘻嘻地问我，钱好挣不？
　　父亲常说，不打不成器，且总在打完我之后说。后来，我眼看着我的小弟终于长到能挨打的年纪，眼巴巴地看着他什么时候能挨打。从前，父亲打我的时候，母亲总在一旁说，打得好。有时候把我打哭了，他们又会来安慰我，放心，以后你弟挨的打肯定比你还多。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弟挨打着实比我少太多。我和我弟都认为父亲是个脾气不好的人，可母亲却对此很费解，母亲觉得父亲是世上脾气最好的人。我想了好几年才想明白这个原由，父亲把最好的脾气都留给了母亲。
　　后来父亲打我打得少了，我们聊的也越来越少了。  等父亲不再打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开始独自面对世界了。  我能做什么大事呢？
　　大学毕业后，我快速收拾行装，乘了火车、汽车、三轮车，颇有千里奔袭的架势去往月亮城西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比发射火箭卫星更大的事？我要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火箭！
　　乡里乡亲都知道凌洪的女儿在西昌发火箭，奶奶说的。父亲批评奶奶，火箭卫星是国家秘密，哪儿能到处乱说？平日打电话，母亲稍微多问一句工作上的事，父亲就立马打断，问那么多干嘛，要去当间谍吗？母亲有时候跟我抱怨，别人在外面都是夸自己的孩子如何有出息、如何好，就你爸有＂个性＂，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问怎么夸你，他就两句话，不清楚、也就那样。我听完总是笑得肚子疼，每次发射成功，父亲都是朋友圈里第一个分享的，我可知道父亲在想什么。
　　过年回家，父亲也懒得跟我说太多细细碎碎的话，出门逛街也是带着母亲过二人世界，做足了一副＂嫌弃＂我的模样。
　　等假期结束，我要返回单位的时候，他又大包小包、吃的喝的用的塞一堆，非要我带着上路。我要是嫌麻烦落下一样，他又要生气了，父亲总是这样。
　　天冷了，我又想起来父亲那双打人的手，不论何时都像火炉一样温暖。
　　作者四七，就职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