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kyoblue

　　有至少十分钟，易烊千玺在街道上消失了。
　　这条路被一条铁轨隔开，每几分钟就会开来一辆火车。行人也是一拨一拨的，他们等火车开过去，然后再安静地穿越铁道。我们提防着那些有可能会围观的人，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东京的天没有下午那么亮了，此时连续两天的封面拍摄马上就要结束。我们那几辆通勤车的车门都敞着，大部分的行李已经装运上车，等着收工后立刻开去机场。司机们从车上走下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千玺呢？谁看见他了？＂
　　我往铁路相反的方向走，边走边向站在马路旁的同事（们）询问。他们开始也不知道的。忽然，摄影师从我面前的商店冲出来，她看上去既放松、又紧迫，那是一种奇妙的表情。
　　很快，不知道她是朝我喊，还是朝着另外的什么人喊，但当时整条街只有她在说话：
　　＂快把自行车拿下来，快！＂
　　回头路
　　如果任务没有完成，我该怎么办？
　　去年十二月，参与创刊的任务就确认了。我被告知，时尚集团将要推出新杂志，距离该集团上一本刊物创刊，时隔十二年。新杂志是一本＂做给年轻人看的季刊＂。谁是年轻人？我立刻就怀疑：年轻人还看杂志吗？如今大小时尚杂志都在拍年轻艺人的封面，是否还有＂给年轻人看＂和＂不是给年轻人看＂的区别？
　　那个时间点上，我已经离开杂志社三年，日常工作完全在新媒体范围内。我自己在写公号，不再是传统媒体编辑，理论上还是一家新媒体公司的合伙人，因此遇到了身份认同障碍：互联网已经要进入 5G 时代了，我自己做得有多糟糕，才会决定回传统媒体公司做一本杂志？
　　这是一条回头路。＂不要回头啦。＂王锋找我去公司商量，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分两次告诉自己：＂不要回头啦。＂
　　你看过我过往的文章，知道我喜欢杂志这个行业。我喜欢纸张、围绕杂志散发出来的一切。但对我目前的生活来说，做一本新杂志，风险太大了。
　　当天，我们都不再谈论杂志的必要性。这是一个理性的结论：杂志已经不再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媒介。类似的结论还包括：无论通过拍摄什么样的明星封面导致杂志卖得好，这都没有错。杂志广告卖得好，没有错。只有内容没做好，才是错误的。
　　＂我可能不是很想做杂志。但是……＂我鬼鬼祟祟地拿出几本杂志，＂我想请您看看这几本杂志……我不是说我要做杂志……但是……这些杂志多好……＂
　　我非常兴奋，有几次，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我突然不说话了。
　　告别的时候，我还在思考，应该怎么委婉地拒绝这个邀请。我想到，过往传统媒体人离开杂志后，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人才市场上，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新媒体行业。去做一本新杂志，已经不可能找到合适的新同事。我（自作聪明地）决定：＂等我发一个招聘启事，看情况再说啦。＂
　　深夜，创办新杂志的招聘启事被我发在微博。第二天，这条微博被转了五百多次，我打开邮箱，看到近四百份简历。
　　我就忘记了过往的自我劝告，开始了杂志编辑的面试。
　　第一天
　　新杂志的封面拍摄安排在四月初的东京，这个城市最美的季节，也是机票最贵的时段。一行近二十人来到东京，都是新团队，有一半的人我从来没见过。
　　视频拍摄被安排在第一天，场地是一间只有二十平米的办公室。所有人都挤在里面，化妆师，摄影师，记者，赞助商，新刊的编辑、总监、摄像们，助理和实习生，还有艺人，艺人团队，制片……在这个封面项目里，除了摄制组的导演，其他人和我都属于第一次合作。
　　我站在屋子中间，既不知道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也不能通过他们站立的位置判断他们的职业程度。
　　我祈祷着，至少大家都可以全情投入，不要出什么问题。（哭腔）
　　艺人结束了纽约的工作，直接飞往东京，这已经是他此行在东京的第二个拍摄，妆发完成后，他尽自己所能，拿出最好的状态，他是最投入的人。我看到，摄制组的机器都架在准确的位置，下午的光线慢慢转为金黄，窗外的新宿御苑也开始发光。夕阳洒在年轻艺人的脸上、衣服上，每个人都期待着，这将是一组完美的镜头。
　　然后，服装出了问题。协调过后，造型师为他更换了服装，继续拍摄。然而，金色的光线已经消失了。
　　封面拍摄地原定在日本南方的岛屿，那里有自然的景色，足够宽阔的视野，整个方案我们筹备了一个月。后来因为时间紧张，没有成行，我们选择了交通更为便捷的城市。
　　＂户外＂是我个人坚持的拍摄场所。并不是因为室内或者影棚不好，而是我个人的偏好。我在自己的书和文章里，一直鼓励读者可以走出室内、去探索。当然也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艺人过往拍摄了很多室内照片，我们希望和他一起合作出不一样的风格 。
　　但城市之中，哪里才是开阔的？为了避免人群（你也知道在人群中拍摄一个明星会遇到哪些麻烦），我们只好把场地局限在了天台。
　　制片方找了二十多个天台，我们最终筛选出来的不过五个，后来因为使用时间的局限，最后只剩下一个天台可以使用，遗憾的是，唯一能用的天台，也只能等第二天中午才开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来到了室内。
　　在大家停下来吃工作餐的间隙，我和制片商量，务必要找到另一个户外场地，她提议，自己某位朋友家的天台或许可以，但那是个私人天台，实在太小……
　　＂赶紧过去，还可以抢一下后面的光线，蓝色的光。＂导演说。
　　为了把握好时机，即使得知是很小的天台，转场的决定也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大家很快动身，工作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开走了。
　　我最后出发，匆匆去了一趟洗手间。谁会想到，等我出来，电梯门已经被锁住。其他人都上了车，去往下一个拍摄地。
　　与此同时手机的信息也不断弹出来，我看到，有人突然发现我＂没在车上＂，开始询问我的方位；有人决定开车回来接我，但附近都是单行线，还需要等很长时间。在这些信息里，我看到一条天气预报的截图，上面写着：明日东京有雨，大风五级。
　　我想起，第二天的平面拍摄地点是某栋大楼的户外天台。刚震惊了三秒，很快又被眼前的景象打击：不知道为什么，只过了一会儿，城市变得很暗。
　　最后的蓝光也消失了。
　　消失
　　我决定分享一些关于创刊和封面拍摄的细节，已经预料到，曾经作为杂志从业者的你，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但是，随着时代——我忍不住说这个词——不断演进，这样的细节最终会消失。
　　实际上，内心深处，我已经开始怀疑：如今的大学是否还在为杂志出版业培养人才了，因为新媒体是一种更实际的就业方向。
　　最初，我们从两次面试的编辑里选出的杂志编辑团队，只有五个人，媒体文章里提到的真正的千禧一代。我留意到，和那些在杂志社工作了五年、八年甚至十年以上的编辑相比，这批编辑的多媒体经验显然比杂志经验还丰富一些。他们因为爱好，看过很多杂志，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也有充分的纸媒热情，但是：
　　最初的一些专题和拍摄就没有达到（印刷）要求，我们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反复考虑，如果一张图片放在手机上就能达到最好的浏览水平，为什么还要印出来？如果细节和精度无法保证，＂纸张触感＂就只是一厢情愿。我们考虑，撤销掉杂志里所有版块，目的是为了让杂志更像一本书，而不同于市面上的大多数期刊杂志；我们还考虑，当读者打开杂志、面对一块更大的＂显示屏＂，应该看到更多的细节——只有图片和文章是不够的，要往版面里添加更多的信息。甚至还考虑，杂志的差异性，不是靠一个封面、一个大专题达成的，而是靠那些堆积的细节，以及读者遇到那些细节时不断获得的，内心的感受……
　　我不断警告：光凭热爱已经做不出一本好杂志了。
　　你该不会以为这些突然出现的理论是什么新的东西、值得炫耀的东西。事实上它们都是五年前、十年前杂志编辑的手艺。作为手艺，它们通过训练就能获得，获得一种职业的素质——杂志，首先是工作，然后才是理想或者别的什么。
　　真正出人意料的事情包括了，很多品牌不愿意给新刊借（用于拍摄的）衣服，我不得不私信给从前认识的公关，请求帮忙；又有一段时间，新刊编辑们不得不和主刊的时装编辑求助，后来还惊动了时装总监陈博，＂你们想借哪家的，把名单列给我，我一封一封邮件发去问问。＂总之表达了对新刊的支持。除此之外，很多摄影师、年轻艺人一听是＂新杂志＂，表明了＂非封面不拍＂之后，就不了了之。
　　新刊广告部的同事，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和十个品牌（客户）见面，那时候我们一张纸都还没有印出来。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让人相信这本连一页纸都没有印刷出来的杂志呢？
　　春节前我去上海出差，私下见了几位客户，他们首先表达了对我和这份工作的期待，然后不出所料地，纷纷表达了担心。我不止一次被问到：
　　＂那么多杂志要（突然）创刊，大家都要做给年轻人看，你们拿掉 logo 之后，跟它们有什么区别？＂
　　＂现在只有粉丝才会买杂志的呀，对不对？我听说他们买回去，把艺人的内容剪下来，其他的都扔掉，对吗？＂
　　如果我认识的人这么做，我可能会当面跟对方扭打起来。
　　就算我不这样做，杜强会不会？因为新刊的编辑很少，我还要和《时尚先生》特稿组借人做报道，杜强是特稿负责人，他在截稿期还有四十多天的时候，介绍了一位记者。
　　这篇报道将是当期杂志中最重要的一篇特稿，它将记录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如何通过互联网借贷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消费世界。
　　这本杂志的主要受众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必要加入特稿吗？我们一起见了记者，愉快地聊了整个下午，并且肯定了杂志的方向：我们的读者不仅看得懂、还应该看到和他们息息相关的杂志报道。我们预计，这篇特稿最困难的地方将是如何通过视觉来呈现，因为只要时间充裕、采访了足够多的样本，稿子就会水到渠成。
　　我们期待着这篇重要的稿件。我忘了具体日期，那时，截稿期已经过了好几天，杜强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们的记者失踪了。＂
　　腕表
　　因为东京交通堵塞，制片赶回办公室还需要二十分钟。等待期间，有保安上楼了解情况，由于语言不通，他放弃了对我的盘问。我找了张沙发坐下，然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我要吃饭。
　　之前买回来的便当只有很少的人吃过，我快速吃了两份。最开始，我还生气地想：他们怎么会把责任编辑忘了？但我吃了第一口饭，就彻底变得积极起来。我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过于投入。
　　我到了那个小天台的时候，拍摄已经快结束了。因为站在高处，看到四周的民居和远处的大厦，视野开阔。我看到，千玺面朝天台外，为了获得正面照片，摄影师范欣骑在护栏上，半个身体则往街道外面倾斜，助理抱住她的腰，非常惊险。我已经被眼前的工作场景吓坏，急忙说道：＂杂志是小事，人命关天啊。＂
　　……结果并没有人理会。
　　夜色里，艺人继续扑在天台的护栏边，身子往前探，手里的腕表闪着莹莹的光，我认出那是一块宝珀五十噚。
　　1952 年，宝珀创作出世界上首款现代机械潜水腕表——五十噚。并于 1953 年正式投产上市，它为潜水腕表行业树立了行业标杆，是专业机械潜水腕表鼻祖。
　　我曾经拜访过宝珀在瑞士的工坊，当时感兴趣的是另外的系列，对这个系列的了解不深，直到三月份时，我在另一本杂志的封面上见到了其中一块。当时的封面人物也是易烊千玺，我很快对封面上的那块手表产生了兴趣：很明显地，年轻人戴着它居然很好看，也许我也可以拥有一块。
　　这样的想法，很能说明问题：经过时间的锤炼，历史悠久的传统腕表品牌，带着这些精美绝伦的腕表进入了新一代的视野。
　　我曾经那么担心，杂志封面拍摄那些最受欢迎的年轻艺人，是否意味着销量的保证，意味着封面之外的内容被削弱，意味着只有很少的、粉丝之外的人能够看到杂志，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浪费，（＂现在只有粉丝才会买杂志的呀，对不对？我听说他们买回去，把艺人的内容剪下来，其他的都扔掉，对吗？＂）……是否会让人觉得杂志失去了真正的内核？
　　杂志行业都在担心这些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过，可能听上去有些夸张：这些问题在我的工作中最终烟消云散，完全得益于那一块腕表的出现。我认为，如果我通过一个封面、一个年轻艺人，看到了一个传统品牌，那么其他人也一定会看到。
　　杂志也是一样的。我还记得，来东京的前一个晚上我还是忍不住和朋友透露了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对方问我：＂你担不担心只有粉丝会看到这本杂志？＂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如果粉丝将会成为我们事实上的读者，我们就做一份他们看了就会喜欢的杂志，除了他们自己喜欢的艺人的内容，也会喜欢上其他内容。＂
　　无论拍摄了谁、对方获得了怎样的成绩，粉丝因为自己喜欢的艺人买了杂志，这也没有错，但我们要让他们在同一时间看到其他的内容、对更大的世界感兴趣。相信所有的读者，因为本质上说，这关系到我们对＂读者＂的定义。
　　当他们拿起杂志、看到媒体生产的视频和图片，无论是粉丝、同一行业的人、是身边人，还是陌生人，只要＂不把读者定义成消费者就好＂。
　　天台
　　真正意义上的封面拍摄是从第二天开始的，我们在涉谷找到的唯一一个可供拍摄的天台，位于二十一层楼顶、一百多米的高空。
　　天气预报显示当天多云转雨，中午 12 时往后，下雨从 60% 一直递增。风非常猛烈，上午我和摄影师去买道具时，总是互相提示：这块板子可能会被风吹下楼，那个棍子可能会被风吹下楼……我们被告知，人也有可能被风吹下去。
　　不过我们没有把那只皮卡丘玩偶当成道具，这是宝可梦公司的嘱咐。我们拿到了东京地区最大的皮卡丘玩偶，尺寸是唯一的，也是第一次和内地杂志合作，通过制片人和对方负责人沟通的时候，被告知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日本卡通形象之一，这只玩偶需要被好好对待。
　　对方发过来的注意事项包括了：不能弄脏、弄坏；要被当成 VIP 演员对待，在箱子里在袋子里的时候不能拍摄，搬运的时候不能被偷拍，周围环境不是太整洁的时候不能拍；拍摄的时候，最好别把皮卡丘直接放地上……
　　虽然我和摄影师讨论方案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了艺人和皮卡丘一起出现的画面，却没有想到这样的执行标准，随后几次沟通，目的是顺利说服宝可梦把玩偶借过来，也非常磨炼意志。
　　那个时候，摄影师范欣也是刚知道我们的方案发生了突然的变动，我很怕她突然决定不合作。（＂你放心吧。＂她说。）我没有和她合作过，却提前听她自己说，＂我拍东西的时候可能会骂人＂，实在让我心情忐忑。
　　为了防止她骑在天台护栏上的景象再次出现，我决定站在一旁盯着。
　　事实上，所有人都来到了天台，神情紧张地站在各个位置。风实在太大，艺人身上的衣服被风吹得呼呼作响，他做了几个向前扔棒球的动作。
　　艺人敬业、配合，根本不会开口拒绝摄影师的要求。他的团队尽管担心，还是要信任、支持媒体、摄影师的方案，不敢贸然打断，而是把我叫到一旁商量。胖虎（艺人助理）则时刻保护着他，不让他太靠近天台边缘。我们刚惊魂未定，摄影师又希望他往前走，或是借来一辆自行车，让他骑一会儿……
　　最后还是被我们劝了回来。
　　＂一本杂志而已，＂我说，＂实在不需要付出这么多。＂
　　我确信，摄影师和我的同事都听到这句话了。我感到非常难过，一方面，并不只是这个封面的创作过程让人忐忑，我相信，很多杂志的拍摄背后，都凝聚一些惊险的时刻，但是似乎在出刊的时候，这些过程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我又开始怀疑，只是为了一张图片，包括摄影师在内，所有人都全情投入，我担心，最后的作品是否能够对得起每个人的工作？
　　换句话说，人们还相信杂志吗？
　　相信
　　昆明湖边的柳树还没有开始变绿的时候，迪奥邀请新刊到颐和安缦采访设计师 Kim Jones 先生。我带着采访提纲来到现场，在所有问题结束之前，我重新说明了这是一本全新的杂志，问他：＂你还看杂志、你还相信杂志吗？＂
　　他说：＂《System》杂志是我的最爱，里面的对话都很有深度，而且有趣。我认为，杂志最重要的是呈现好到足以成为历史档案的内容，这样下一代读者才能从中得到启发，比如我经常翻阅旧杂志，然后惊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内容编辑是关键……当然啦，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负担得起印刷的东西，但他们总是能买得起杂志的。＂
　　这可能是我最受鼓舞的回答。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在杂志工作中摇摆不定的人来说，任何人的鼓励都至关重要的，更何况是 Kim Jones？
　　那个时候，我刚到杂志办公室不久，每天要和各个部门的人打交道。你可以想象，一个心高气傲的博主，同时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却因为突然空降到一家杂志社，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应对职场的复杂。
　　但最困难的事是让所有人相信。对外，销售要让客户相信，（一个字都还没有印出来的）新杂志是不一样的；对内，新编辑需要让其他部门相信，为了新刊做的任何一种改变和设计，都是有效的。
　　例如，新编辑们拍摄了全新风格的时装照片，但是那些照片和传统时尚杂志相比，显然过于古怪，我不得不和公司领导说，是时候和＂传统＂告别、带给读者不一样的东西了；例如，我们建议，新杂志的纸张尺寸最好是 230*300mm，看上去比普通杂志大一些。但兜兜转转，杂志开本的争论持续了两个月，有时候情绪非常激动。王锋当过我好几年的老板，知道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让他助理潇雅帮忙处理。
　　于是最后我去又找了她，我和她说：＂很多人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去争取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一些无意义的东西，但恰恰是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造成了我们的差别，是我们成为我们、你成为你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无关紧要的什么。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正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用了书面语，说得非常坚决。
　　＂我相信你。＂她决定支持我，再去找公司领导商量。＂如果大家都相信一件事，这件事就会发生的。＂她说。
　　年轻的偶像
　　封面拍摄事关重大，带着难过的心情，我又（……）爬上了天台的更高处。
　　那是一个只有四五平方米的地方，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天台上面的天台＂，四周有膝盖那么高的护栏，艺人、摄影师、胖虎、我，都顺着梯子（那种楼顶的金属梯子，和地面程九十度）爬了上来。后来皮卡丘也被小心翼翼地送了上来，其他人则再也不能往上爬，我往下看了一眼，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看到有护栏，摄影师又站了上去。看到这一幕，我像一个看透了生活的人，赶紧过去抱住她，另外一边，胖虎则抱住千玺的双腿。
　　相机咔嚓咔嚓地响着，我死死抱着摄影师，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我一边哭，一边抱怨：＂别再往那儿站了大姐！＂
　　易烊千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年轻偶像之一，他此前已经有很多出色的杂志封面，我们又是创刊，要权衡的东西很多，要时尚的，还是酷的，还是飞扬鲜明的？最后的决定是：要契合新刊的。那种松弛、宁静，却饱含动感的状态。就在这个刮着五级大风的天台，他和摄影师送给了我们一些前所未见的神情、呼之欲出的动作。
　　我对这位年轻人有了全新的印象。他不再是过去或者未来的封面里的人，不再是一个数据构成的记录，他可以在这个行业里走很远，可能有很多原因，我看见的那个部分则是他的敬业。
　　他重复着那些动作，甚至重复下楼换衣服、重复顺着梯子爬上来、爬下去，好像下一次一定会更好。摄影师重复按着快门，好像下一张一定会更好。但是，好的极限在哪里呢？
　　不知不觉，我们在天台上度过了整个白天，差点忘了：预报中的雨没有下起来。我和摄影师决定回到休息室整理一部分图片，她认为，我们的工作大致上结束了，大家都应该从天台上下来，以至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东京再次出现了金色的光线，似乎是个很好的预兆：持续两天的拍摄即将结束。
　　奇怪的是，我还没在周围人的脸上看到那种工作结束了的神情，记者趁机进行文字采访，摄影师则拿起拍摄时使用的腕表，准备补拍一些静物镜头，因为在普通大片中，一些单品的质感通常会受损，后期修图师会把更精确的腕表画面替换上去。
　　这块宝珀五十噚系列之X噚腕表，钛合金表壳直径为55.65毫米，尽管艺人很瘦，但戴在他的手腕上，我却感到他和腕表之间的某种契合：比极限更重要的，是追求极限的过程。
　　宝珀五十噚是历史上最专业、最豪华、最具仪式感的机械潜水腕表。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让精灵爱丽儿唱道：＂五噚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正是这句歌谣给了费希特灵感（在 1950 年至 1980 年间担任宝珀首席执行官一职），他将＂噚＂——这一测量水深的单位，放大了五十倍，作为这款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潜水腕表的正式名称＂五十噚＂。
　　在当时的空气压缩技术条件下，＂五十噚＂也就是 91.44 米，这几乎是人类正常呼吸所能潜到的深度极限，也恰恰是宝珀所追求的技术的极限。
　　能够达到这个极限，在上个世纪已经是莫大的成就，如今这种追求极限的精神，已经成为五十噚这一系列的象征，是这一系列不断推陈出新的动力。
　　极限
　　视频团队趁着金色的光线，补拍了一些镜头，工作氛围已经没有此前那么紧张。对他们来说，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器材被放入工具箱里收好，陆续装车，整个团队将在六点或者六点半的时候出发去机场，返回北京。
　　这时，潇雅突然出现了，这并不是说她此前不在场，而是她和其他人一样分布在各个岗位，现在终于有时间拉着我问：＂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打算跟摄影师再到楼下看一下场地。＂我跟她说。＂只有天台的图片不行，艺人团队那边也比较担心。＂
　　我和摄影师来到楼下，一条空荡荡的马路，被一条铁轨隔开，每几分钟就会开来一辆火车。行人也是一拨一拨的，他们等火车开过去，然后再安静地穿越铁道。距离出发去机场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我们决定给潇雅打电话，请她和艺人那边商量，把艺人带下楼。
　　＂他在做文字采访。＂潇雅说。
　　＂下来拍吧。＂我说。
　　＂今天记者还没怎么跟他聊……＂
　　＂我们后续安排记者，现在得马上拍摄。光马上就没了。＂
　　最后她还是把艺人带下来了。
　　然后我给视频团队的负责人打电话。＂你们看，蓝光要出现了，＂我对他说，＂昨天没有拍到，但如果有人现在愿意去天台，应该还能拍到。＂
　　负责人是王宇，我在上一家杂志公司工作时的同事。我已经忘记具体是什么原因，但是根据我自己的定律——不擅长处理职场关系——我跟这位前同事的关系非常糟糕，已经有几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谁知道出发到东京前，正如我说过的，拍摄方案变动，导致他临危受命，也要一起来东京。我记得，早些时候王锋跟说：＂这次视频最后还是打算让王宇做，希望你能理解……＂
　　＂我和他联系过了。＂我说，让他放心。事实上，我们很早就开始对接摄制工作了。过去几个月出了那么多幺蛾子，每一个合作者都是上天派来的，我感激还来不及，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还管得了那么多？
　　你不要笑我：重新开始做杂志，我发现自己需要和很多人重新打交道，有时候，一些同事请我帮忙介绍公关和客户，我一边答应，一遍在通讯里……把公关从黑名单里删除、重新加回来，当成没事人，问对方：＂现在还好吗？＂
　　过去几个月，我慢慢看到这一点：杂志工作只是一种普通的工作。不是因为它在新媒体时代就变得特殊了，不是因为我们正在创办新刊就让它变得特殊了，在职业范围里，它就是一种普通的工作。作为一种工作，幸运的话，你会和一些有共同目标的人一起工作，而不需要纠结目标之外的复杂。当然有时候，你也会有不走运的时候，比如记者因为无法交稿而突然玩失踪，但是，只要那个目标是坚定的，你就还有弥补的机会。（谢天谢地，好消息是杜强找到了另一位记者，重新完成了那篇特稿。）
　　总之，这次拍摄最终的结果你可以在杂志上看到：只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摄影师在这条街道上完成了大部分内页照片。
　　你也可以在后续的视频里看到：有一段时间，镜头里的城市呈现出温柔的蓝色。
　　易烊千玺走进一家玩具店，那家玩具店就好像是恰好开在了那儿。我后来知道，他给自己买了一些玩具。过去一周，他从北京辗转纽约，又来到东京，连续的工作和杂志拍摄，已经塞满他的日常，因而这可能是他最放松的时刻。除了胖虎，其他人都站在路边，没有进去打扰他。
　　连续十分钟，他仿佛从这条街道上消失了。十分钟后，摄影师要的、作为道具的自行车已经准备好。她灵光一闪，在最后关头——我应该说得积极一点儿——其实是在艺人最放松的时候，请他载着皮卡丘，快速拍了当天最后的照片。
　　所有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长出一口气。
　　封面拍摄结束了。
　　东京蓝
　　按照我以往的经历，要让我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突然变坏，方法很简单：让我去那里出差。
　　因为要留下来和摄影师一起挑选图片，我没有和大部队回北京，多留一晚上。晚上，我们吃完饭回酒店，在某一个路口，我看到匆匆闪过的东京塔。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东京塔，不是因为那个时刻它有多好看，而是因为我看不清，像一个影子。
　　我很少知道周围这一代人有谁是不喜欢东京的。无论来多少次，都能找到新的角度、拥有新的体验。很遗憾地，我看到那个影子一样的东京塔，突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喜爱，对于杂志，我感到最初的兴奋也已经消失：这条＂回头路＂没有把我带回杂志梦想，而是让我重新认识了＂工作＂这件事。
　　在这座城市，我重温了杂志制作过程中，最有挑战的部分之一，也就是封面的拍摄——尽管我能带给你的是我自己看到的很小的侧面。与此同时，拍摄一个封面，制作一本杂志，将近二十个选题，每个选题都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协作，我感到自己从接过那个任务开始，就穿梭在所有人中间，只要时间足够，我就能记住每个人：杂志只是这份工作中很小的部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用于处理人的关系和情绪，要互相照顾好那些和我们同行的人。
　　＂同行的人比你要抵达的地方更重要。＂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这句话洗脑，至今也深信不疑。
　　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我们身处的这个行业，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挥舞旗帜、为行业呐喊的意思。虽然我这样说可能会让人失望，但是我的确认为，这已经不是杂志的时代，王锋找我做杂志之后，有时我会和同事说，我是＂来帮忙＂的，其实则是为了自己接过这个任务：从前匆忙离开杂志，总觉得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这是我的第二次机会。
　　＂东京蓝＂（Tokyo Blue）是我第一次到东京旅行时知道的，我专程去六本木大楼。因为迷路，我错过了站在高处看夕阳的时机。
　　＂但是，要抓住下一个机会哦！＂大楼展望台的引导员说。＂像这种晴朗的傍晚，当夕阳全部落下，将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东京会变成一座蓝色的城市。＂
　　幸好拍摄封面那天我们下楼了。那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否则，对于情绪管理非常糟糕的我来说，很有可能因为一些遗憾，再也不会喜欢东京。
　　时间已经过了，大家都已经上车，匆匆赶往机场。在那个街口，我们还是找回了东京蓝。☁️
　　图片来源（除本人拍摄外）
　　腕表图片：宝珀
　　带水印杂志图：《时尚先生 Esquire fine》第一期
　　皮卡丘图片：晓燕
　　很高兴认识你，以下都是我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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