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之间的举报历史

　　在苏联时代的早期，甚至连孩子都写下了对父母的举报。许多人真诚地认为他们做的是正确和道德的事情。
　　苏联领导人康斯坦丁·切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声称：＂社会上有一大批自愿举报者。我们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事实上着是苏联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特征之一。
　　正是国家本身鼓励民众撰写谴责书，以识别潜伏在守法劳动人民中的＂人民的敌人＂。因此，根据1926年的《刑法》，个人可能会因＂未能报告计划或已经实施的反革命犯罪的可靠信息＂而面临监禁。同时，虚假的指控也可以使被举报者入狱。
　　用苏联国家的说法，举报被称为＂信号＂。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保持警惕，并向执法机构＂发出信号＂，即报告他们中间的任何＂可疑人员＂。
　　1937年6月25日，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约瑟夫·斯大林和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
　　在诉诸举报得行动时，许多苏联人真诚地希望能帮助国家对抗＂革命的敌人＂。也有人完全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使用该手段。
　　＂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区（扎波罗日耶地区），检察官奥斯特罗科夫是一名罪犯；他毁坏了红军士兵的家庭，盗窃了集体农场的农产品，使集体农场的经济陷入贫困，并对投诉者粗鲁无礼。对投诉者的服务很差……是时候对这个人进行检查了！＂一位名叫索科洛夫的红军士兵在对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举报信中写道。
　　＂无利害关系＂举报信通常都是匿名的，只是署名为＂游击队员＂或＂党员＂。有时，匿名举报者是出于真正无私的情感和恢复正义的愿望。他们更倾向于直接向NKVD或＂亲自向斯大林＂提出申诉，而不是通过一支拖沓的官员和官僚队伍找到出路。
　　这其中的一些人非常激进，以至于简单几次举报并无法使他们停下脚步。有一个已知的案例，莫斯科地区的一名反腐败运动者曾向所有可能的当局发出了300多个＂信号＂。最终，其中很大一部分指控未能得到证实。
　　举报者并非总是以善意为导向。向＂上级＂举报的动机可能是职业嫉妒，或是想把同事赶下台。
　　1937年，人民委员会（农业部）的一名年轻雇员伊凡·贝内迪克托夫（Ivan Benediktov）遭到了举报。一些人强烈不喜欢他勤奋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而这些正是他得到上级赏识的基础。贝内迪克托夫很幸运, 当时斯大林需要一个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因此，贝内迪克托夫没有被送去审查，而是后来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当之后看到这些举报信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震惊：＂都是我视为最亲密朋友的人的签名，我完全信任他们。＂
　　除了匿名举报信，工作场所也可能有＂告密者＂。曾在苏联媒体工作的妮娜·马尔塞娃，回忆：＂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NKVD‘告密者’，他们的工作是揭露‘人民的敌人’并举报他们。之后，国家安全人员将决定逮捕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在我们的编辑部，‘告密者’是一个名叫莫伊谢耶维奇的人——一个愚蠢、自负、狡猾的人。他对自己可以行使的权力感到高兴。＂尼奇到处捅来捅去，把鼻子伸进所有东西里，威胁着所有人。他有一份办公室经理的平凡工作。许多生命和许多人的苦难都在他的良心上。公平地说，他实际上没有良心。＂
　　举报告密不仅发生在工作场所，也发生在家庭环境中。如果举报成功一位邻居家中有托洛茨基的画像，或者在其工作的集体农场进行颠覆活动，那这位＂警惕的公民＂可以领取到丰厚的经济奖励。
　　于是举报风气一发不可收拾, 在大规模的举报活动中，孩子们写下了对父母的谴责。最著名的例子是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这位13岁的年轻人向当局举报父亲挪用社会主义财产后，被自家的亲戚打死，之后他成为了真正的苏联英雄。有关于他的纪念碑，书籍和叙事诗被政府广泛宣传。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
　　罗斯托夫地区的学生米蒂亚·戈尔迪延科（Mitya Gordiyenko）告发了村民们在集体农场收集掉落的麦穗（根据1932年的＂三穗法＂，人们甚至可以因盗窃几粒谷物而被判处死刑处决）。通过男孩的举报，一名女子被捕被判10年监禁，而她的同伴被枪决。由于他的＂壮举＂，米蒂亚·戈尔迪延科获得了一块刻有他的名字的手表、一套少先队员服装和一份《列宁的孩子》（Leninskiye Vnuchata）报纸的赠阅。
　　少先队员奥尔亚·巴利金纳（Olya Balykina）因举报＂盗窃并继续盗窃集体农场财产＂而将16人送上被告席。普罗尼娅·科利宾（Pronya Kolybin）举报了自己的母亲，作为奖励，他被送往阿特克先锋营地度假。
　　苏联之间互相举报的高峰期是1930-1940年代的斯大林时代。当这位＂人民之父＂去世后，这股浪潮褪去，但一直是苏联社会的固有特征，直到苏联解体。由于国家安全机构的部分档案被关闭，因此到目前为止，历史上所收到的举报信确切数量仍然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