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其他政治体制相比，究竟有何特殊性？

　　西方把希腊文明视为自己文明的源头，但实际上在中世纪很长时期内古典文明早已被淡忘。直到文艺复兴后，尤其是启蒙运动，欧洲的学者们从古典文明中寻找精神武器，用于批判和对抗封建制度，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理念辩护。
　　由此包括古希腊文明在内的古典文明逐渐被奉为欧洲和西方文明的鼻祖。希腊人还被视为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的精神，现代的精神，是希腊的创建，希腊人是属于现代社会的。
　　在古希腊文明遗产中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体制是令欧洲人引以为傲的，他们更认为雅典的民主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渊源。
　　雅典民主体制被看做现代民主的样板。）然而，纵观人类整个发展历程，无论是与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体制还是与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相比较，雅典的民主政治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不具有普遍性。
　　一hr古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的。雅典城邦最初实行的也是君主制，凡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归君主一人所有。
　　公元前594年开始的梭伦改革，通过取消债务打破了贵族对土地的垄断，以财产取代血统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平民开始获得了解放；改革还提高了公民大会的地位，成立400人议事会接手了原先贵族议事会行使的诸多权力；创立了所有公民都可担任陪审员的陪审法庭。
　　梭伦改革极大限制了贵族的传统特权，从此贵族的统治寿终正寝，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府奠定了基础。之后雅典出现了短时期的僭主统治，但作为僭主的庇西特拉图继续将贵族作为打击对象，并在动荡的社会中建立秩序和法律习惯，在客观上有助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僭主政治被推翻后，大约公元前509年开始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更成为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一步。改革以地域部落代替了传统的血缘部落，从而根除了贵族的余威，保障了民众的政治平等；各种官职改为任期制，每个公民都可以担任，扩大了平民的政治参与权；陶片放逐法的制定，为的是防止在雅典再出现集权的僭主政治或寡头政治。
　　至此，贵族政治被彻底打倒了。到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后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运行模式完全形成。通过厄菲阿尔特的进一步调整，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了顶峰。雅典民主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直接性。雅典政治运作是通过公民直接参与，而不是现代的代表制度或代理制度来实现的。在雅典，所谓的公民概念就具有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含义。
　　其次是平等性。在雅典民主政治体制下，人们享有一定形式的政治平等。这极大遏制了权力的集中，维护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
　　二hr古典时代雅典政治体制是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公民权利和义务高度结合的一种民主政治治理模式。它形成了多数人的统治，在政治平等上走到了极端。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演变历史上是不具有普遍性的。
　　首先，在古代社会，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雅典民主政治波及的区域和影响是有限的。
　　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并不像近代之后西方学者所赞赏和推崇的那样是完美无缺的，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有限。民主在很长时期是属于贬义词，甚至等同于暴民政治，
　　在民主漫长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从古希腊时期到当代，民主被智者或有教养的人们看做是政府和社会可以想象到的最坏形式。民主或多或少成为‘乌合之众的法则’的同义词，而且准确地说，它是对一个文明有序社会所有核心价值的一种威胁。
　　其次，从民主政治的纵向发展历程来看，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
　　雅典民主政治与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除了在理念和精神上近似外，两者在形成和存在的基础、运作模式和体现出的特征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近代民主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出于建立自由市场的需要，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适应近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个全新创造，与雅典民主政治并不存在承继关系。
　　雅典民主政治存续的基础是以人们生存和安全利益基本一致为特征的小国寡民的城邦，其民主观念来自于史前的民主传统。
　　而近现代民主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形成和运作的，它涉及的人口和地域范围是古代的城邦无法比拟的。近代民主理念是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欧洲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萌发的。
　　在政治体制运作方面，雅典是通过公民的直接参与实现的。而近现代西方民主最突出的特征恰恰是代议制。代议制是一种间接民主，它的实质是精英政治。
　　其基本原则是：一小部分人管理政府，这部分人对选举他们的选民负责，他们的权力来自选民。代议制摈弃了民众直接管理国家的原则，代之以民众选举国家的管理者，民众通过选举的过程显示其统治者的地位。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中也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对个人权力进行了制约，不同政治机构间存在权力分工，但还是很不完善的。而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础却是严格的三权分立，并通过宪政加以规范化。应该说近现代西方民主运行模式，有效避免了近现代民族国家因为人口和疆域扩大带来的实施直接民主必然遇到的困难。
　　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实现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高度结合，主要体现为对社会多元化的包容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而这也是古雅典民主政治所欠缺的。
　　三hr古代雅典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是由雅典所处的特殊自然环境及其在这种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和历史发展状况决定的。
　　雅典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城邦之一。希腊半岛在地理上被众多海湾和延绵的山地分割成了大小不一、互不统属的单元，这里的居民也因此被划分在了相对独立的居住区域，并逐渐演变发展为各自孤立自守实行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城邦。
　　各区域间在经济上也基本没有密切的联系。这样的地理环境造成古希腊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城邦就一直是主要政治单位，没有出现类似其他文明地区那种跨区域的统一国家。作为古希腊最大的城邦之一的雅典直到公元前5世纪的鼎盛时期，其人口总数也可能只达25万到30万之间，南北长约50英里，东西长约30英里。
　　虽然古希腊历史上也曾有过同盟组织，如雅典在抗击波斯入侵时建立了自己领导的以提洛同盟为基础的雅典帝国，但它并没有直接兼并邦外领地，对盟邦的控制采取的是松散的纳贡方式。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主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先决因素。
　　在古代，大规模的社会，必然实行专制政治，只有小规模的社会，才有可能实行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便于公民的集中和信息的沟通交流，这也使得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有运作的可能。
　　而在农业地区的统一国家和近代的民族国家实施直接民主是没有可操作性的，只能采取其他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运行方式。直接民主正常运作的另一个基本条件，即参与民主政治的公民利益的基本一致性，也只有在那种地域有限、公民身份获得受严格限制的城邦体制下才可能达成。
　　而古代的统一国家或帝国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人口规模，民众在身份、经济条件、文化及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远远超过了城邦。由于民众利益的多元化，是无法像雅典公民那样能在一般问题上达成共同意志的。
　　如果实施直接民主，很难想象民众将如何聚集、如何获取政治信息、如何进行讨论，又如何做出多数人拥护的决策。所以古代其他地区的国家只有选择少数人掌权的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近现代民族国家也只有采取间接民主模式。
　　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工商业经济发展，促使了其历史上另一个特殊的现象大规模殖民的发生，这也成为其民主政治发生的刺激因素。顾准就注意到了公元前8世纪王政在希腊逐步消失可能是受到小亚城邦的影响。
　　而小亚城邦大多数是希腊殖民的产物。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就指出：根据法律和地区的组织原则而不是根据习惯和血统的组织原则，最早是出现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到后来才由希腊的欧洲大陆部分仿效实行。
　　希腊特殊自然环境和城邦的狭小使其所能供养的人口是有限的，加上其外向意识和海外贸易及商业发展的需要，早在阿卡亚人时代希腊就开始了对外殖民，后来多利亚人的殖民规模就更大了。希腊历史上殖民模式是殖民团体的自动组合和向海外殖民。
　　跨海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的血族关系，这和农业民族在陆地的迁徙是不同的。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时候所形成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
　　因为外迁居民到了殖民地，为了防卫海盗袭击和当地人的报复，他们必须筑城而居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先本土的居民那种贵贱区分不再存在了。他们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合作关系也一直保持下来，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的领袖的办法代替习惯传统。
　　事实上组织一个船队到海外去开辟一个新居，到后来会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城邦，那里的各族人民有一个公推出来的行政官进行管理。当然要推选若干领导人物，主要是依靠立法，按照大家共同商定的法律行事。所以这样的城邦国家在政治上很容易走向民主政治。海外殖民城邦与本土城邦之间的密切联系，影响着本土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
　　雅典所处的特殊自然环境使其在文明产生之初未受到外来的征服和统治，也为其民主政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没有外来的入侵也就没有外来征服带来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历史上这种矛盾往往是以王权为代表的强权和专制形成的催化剂。社会环境的平稳也使得雅典在建立国家体制的过程中，原始的民主观念保留比较完整。
　　古代希腊缺乏东方式浓厚宗教氛围的世俗性特点，使得其政治思想是与希腊理性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将自己设想为独立自足的某种存在，而不是在神面前微不足道的奴仆。
　　在他们的社会中，人皆值其所值，并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一份作用，他们是以共同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伦理为基础的联合体。
　　在这样的国家，相似的人们追求共同的目标，他们以伙伴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共享中构成国家。在这种非宗教理性意识下的政治理念，所尊重的是人和人的权利，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存续。
　　雅典所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的独特性，是雅典特殊的民主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带来了雅典的强大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尤其是其基本的理念与近现代西方民主的相似性，使雅典民主政治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夸大其影响力、抬高其历史地位，但这无法改变在历史长河中雅典民主政治的特殊性。因此，其他政治体制在具体区域和特定时代的作用不能简单地以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为坐标而被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