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之首蹊跷至极！孙衣言身为参审官员，一番话朝野震惊

　　主要人物
　　马新贻（18211870），字谷山，号燕门，山东菏泽人。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等职。任职期间，处理漕运、盐政和河工之弊政，取得了一定成绩，并着手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颇受百姓爱戴。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遭刺客张汶祥行刺，次日身亡，成为千古奇案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电影《投名状》原型）。朝廷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贤良祠。江宁、安庆、杭州、海塘都为他建有专祠。
　　孙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瑞安潘岱砚下村人，清代学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等职，以太仆寺卿致仕。在家乡创办诒善祠塾，治学严谨，主张重振永嘉学派以救时弊，所建玉海楼为清末浙江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
　　清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攻占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威胁北京，而清廷还在为战与和的问题争论不休，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其时，孙衣言正以翰林侍讲入直上书房。国难当头，他忧心如焚，连续两次上书，要求朝廷尽快定战，并提出抵御英法联军入侵的对策。结果非但没被朝廷采纳，反而因措辞过激而遭当权者忌讳，同年被调离京师，任安庆知府。第二年他称病归休故里，在家乡曾协助其弟孙锵鸣，操办团练白布会，参与镇压金钱会起义。
　　孙衣言
　　同治四年（1865年），孙衣言应浙江巡抚马新贻之聘，赴杭州主讲紫阳书院，兼任浙江官书局总办。孙衣言与马新贻可谓老相识了，当初孙任安庆知府时，马为安徽按察使，两人一见如故，奉为知己。后来两人分开了，但马新贻一直记惦着朋友。他一到浙江，就招用了孙衣言。同治七年（1868年），马新贻由闽浙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他上书朝廷，力荐孙衣言，说他老成忠亮，秉正不阿，还说曾国藩亦赞其器识过人实有处为名儒、出为名臣之志，恳请发往两江补用。
　　马新贻
　　不久，朝廷降旨将孙衣言发往两江，以道员补用。孙衣言抵达江宁后，即参与督幕，马新贻对他言听计从，十分器重。当时，他与山东候补道袁保庆两人，号称督府的一支笔和一张嘴，鞍前马后地为总督大人效力，成了马新贻的左膀右臂。袁保庆此人确非等闲之辈，办事以果断干练著称。袁世凯是他的亲侄子，后来还过继给他当了儿子。
　　都说世事难料，孙衣言在职还未到两年，就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变故两江总督马新贻竟然在督署遇刺身亡、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朝野、被列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案（电影《投名状》就是根据此案改编的）。
　　《投名状》中的庞青云原型就是马新贻
　　堂堂两江总督，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居然被刺客一刀毙命，这案件也实在太蹊跷、太离奇了。慈禧太后闻讯大惊，立即着令漕运总督张之万、护督将军魁玉等严加审讯，务必查个水落石出。然而更为离奇的是，这个名叫张汶祥的刺客被抓后，所交代的行刺动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居然一口咬定，自己刺杀马新贻就只是为了泄愤报仇，而且自始至终没改供词。
　　当时，孙衣言和袁保庆也是参与刺马案的会审官员之一，作为马新贻的幕僚和亲信，无论于公于私，孙衣言他们都会坚持将案情一查到底。但此案的背景实在太复杂了：案发后，坊间即有刺马案的戏文上演，让马新贻渔色负友的传闻四处扩散。此外，还有湘军将领给张汶祥立碑种种迹象显示，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其幕后的推手也很可能就是蓄意坐镇两江的湘军高层，抑或就是炙手可热的曾国藩本人。因为马新贻的到来，已经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
　　张之万和魁玉等参审官员心里很清楚，这案子不管怎样审，怎样结，都是两头不讨好。审不出主使人，马家不愿意，朝廷更不满意。审出主使人，更不得了，湘军里头的这班人手握重兵，什么事干不出来？于是，张之万采取迂回拖延战术，故意慢慢地审，耐心等待朝廷再派人来。孙衣言对此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对案犯严刑讯究。张之万却振振有辞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不软不硬地将孙衣言给顶了回去。
　　曾国藩
　　不久，朝廷调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带两名刑部郎中为助手，一起赶赴江宁审理此案。郑敦谨素有铁面无私大法官的称号，一到江宁就关门审案。可一连审了好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狐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的态度不冷不热，淡淡地说：看来，也只好照张之万他们的原奏之法了结此案了。郑敦谨听后心里一下子冷了半截，随即又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就按原来拟定的罪名，草草结案。
　　参审的孙衣言对此不敢苟同，曾当面质疑郑敦谨，郑推出曾国藩作挡箭牌。孙衣言碍于曾国藩的情面，终究不能穷追究底，还马新贻一个清白，毕竟他官小言微，也没这个能耐。再说曾国藩对孙衣言同样有知遇之恩，当年廷试时，曾国藩是读卷师。正是曾公的赏识，将其擢拔为第六名进士。同治元年（1862年），又引荐他出任庐、凤、颍兵备道。两年前孙衣言初到江宁时，正逢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曾还纂书联句：大笔高名海内外，君来我去天东南。赠孙衣言留别。足见座主门生，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不过，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拒不书诺。这个字签下去，毕竟有违读书人的道德良心。尽管孙衣言、袁保庆两人都没有签名，但结案奏章最终还是以四百里加急送出去了。
　　其实，郑敦谨心里也是有苦难言，未等圣旨下达，随即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三人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复命，自己则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且终生不再为官。
　　朝廷下诏厚葬马新贻，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剖心致祭。孙衣言应邀为马新贻撰写《神道碑铭》。他慷慨激愤，将内心不满宣泄无遗：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马知力图
　　此文一出，朝野震惊，舆论大哗。然而，清朝统治者总不能为了一个死人，去动摇大清江山吧！斯人已逝，无非加恩赐恤，以慰忠魂罢了。参审刺马案的孙衣言，不争一时、争千秋。他的秉笔直书，充分显示出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血性与骨气。
　　美编：小叶
　　审读：何光明
　　审核：欧兴俊
　　终审：陈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