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四川东乡县人地关系初探

　　文/杰克老师
　　编辑/杰克老师引言
　　清中叶发生在四川省东乡县的白莲叛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人多地少，平均产量低，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有效措施。
　　尽管清朝政府多次免除赋税和关税，但下层阶级仍然过着艰苦的生活。贪得无厌的地方官员敲诈勒索，激化了官民矛盾，最终爆发了以王三槐为首的叛乱。
　　王三槐1.历史背景
　　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乱，自然灾害、瘟疫不断。因此，四川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当时那场惨烈的战争，给今世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许多史志和地方志都有相关的描述。＂张献忠在四川南部的屠杀，十个人中有三四个死了；十个人中有两三个死于鼠疫和老虎，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活着。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战争、瘟疫、虎灾等多种灾害，人口急剧减少。对于少数幸运的人来说，在这么多的灾难中有生存的机会。
　　三分之二的人死于张献忠在川东的屠杀，十分之四和十分之五死于尧黄军，十分之二和十分之三死于瘟疫和老虎，而过去的人口不到一万人。＂
　　据学者们估计，明代万历六年四川总人口据最保守的估计，四川人口仍保持在500000人左右。
　　当然，实际人口和纸上的数据肯定有一定的差异。然而，明末清初，四川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和剧种急剧减少，形成了人多地少的特殊局面。
　　为此，清初政府组织实施了历时60余年的大规模移民措施——＂两广入川＂。
　　到了清朝中期，人口如此之多、土地少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人地关系日趋尖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
　　这也成为乾隆、嘉庆时期在四川、陕西、五省爆发白莲会的重要诱因。2.讨论
　　鉴于人口爆炸和森林开发始于18世纪。此外，构建一个指标，说明一个省份在此期间是否被认为是发达的。另外把清朝省分为三组：发达、发展中和不发达；
　　发达省份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在迄今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定居，移民运动从东向西发生。东乡县，四川东北白莲宗核心区，雍正七年（1729年），当时全县人口只有二千八千八万人。
　　嘉庆元年（1796年），全县人口已达18900户，78422人。嘉庆十年（1806年），人数增加到105865人。
　　嘉庆十六年（1811年），县长许晨墨登记常住。纳税农民人数增加到47651人，男女总数为208 754人。
　　如果加上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租户，商人和商店，该县的总户数达到50872户，共计220118。
　　据有关史料记载，嘉庆十七年间，东乡县有上、中、下田地2458公顷，上、中、下田84亩。这一数字与徐振木（清代）徐氏《东乡县志》1821年编纂的《东乡县志》中的记载一致。
　　如果只算纳税的农民，东乡县在嘉庆17年左右的人均种植量只有1.2亩，比四川省平均水平（2.2亩）少了1亩。
　　但东乡县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可能超过1.2亩。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历史学家不能像社会学家那样，通过设计精心设计的问卷和进行实地调查来指定他的数据。
　　因为在清初，为了鼓励移民来川开垦土地，清政府制定了相对宽松的开地、按亩收钱收粮的政策。
　　白莲教起义
　　乾隆五年法令：四川地处边境，山多田少。土地税分为上、中、下两级，粮食按等级征收。比如上、中计量小于半亩，上、中不一亩，山顶、边角、石砂的贫瘠土地免征税。
　　道光十二年，约定内地和边疆省份零散的土地，全部由人民开垦，绝不征税。豁免数量，...四川省，上、中、少半亩，上、中至一亩以不足为断。
　　至于河南和四川的劣势土地……无论公顷或亩，均应免税＂。当然，清政府利民政策无疑是有动机的。
　　而如果实施，未登记的荒地，如边角、贫瘠地等，将不足以按亩地纳税，这无疑会增加东乡县乃至四川省的人均耕地占有率。
　　然而，在传统的人治中国，好的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好的结果。
　　以清朝的政策为例。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私利，会在各方面出现一些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徇私舞弊。
　　黄辅臣在《营田辑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得比较透彻。除非发生事故，否则不得清理开垦的土地。愚蠢的人很容易被弄糊涂。当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他们应该仔细测量土地。他们已经陷入了恐慌。
　　当他们看到官员时，他们特别害怕。一些坏官僚趁机恐吓勒索，提出了提高税收的想法。当重新测量土地时，政府会随意写入土地的大小，行贿者的面积会更小。
　　此外，还有人在农村务农，与政府官员勾结，瓜分马匹、葡萄酒、食物、书籍和纸张的名称，并根据每亩的需求进行要求，以满足自己的口袋。
　　在测量土地的十天前，政府官员召集了村民，等待时间没有明确告知，从而浪费了耕种的时间；即使他们有明确的人事意识，村民们也深受影响
　　毕竟，为了达到控制或收税的目的，把平民分成等级排列的十进制单位的＂保甲＂和＂里甲＂。这些土地测量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与清中叶全国各地官员的腐败现象相结合，绝不是个案。
　　如果也有一些地方官员急于在任期内做出一些成绩，以获得晋升和奖励，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欺诈行为，如少开垦土地，多增加税收。
　　白莲教主要人员
　　另外，东乡县的人口统计也不是很准确。与实际人口相比，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嘉庆十七年，东乡县的人均耕地为1.2亩，这可能与实际数字有所偏差，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差异应该不会太大。
　　这样，清中叶东乡县耕地总面积不多，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土地质量的构成呢？
　　客观地说，川东北的地形决定了它在土地开垦和农业耕作方面注定要比川西平原地区更难。耕地，特别是肥沃的土地，更是稀有珍贵。
　　清朝东乡县今天的四川宣汉县
　　东乡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以低山、中山为主。低山、中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0.2%，全县平均海拔约800米。
　　嘉庆也有这样的描述，＂东乡县，有一望无际的山，山又高又陡，其中田地不到十分之一，又是岩石山，能耕种的土地很少。＂
　　为了生存，当地人不得不从山上寻找农田，并破坏森林以换取土地。
　　＂在山区，农田被层层开垦，有些已经达到100多公顷，但人们不知道如何蓄水，导致干旱。只有靠近河流的石膏田才是真正的水稻生产区。＂
　　为了获得更大的收成，充足和方便的水资源对丘陵地区的农田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用于水稻种植。
　　东乡县农作物高产区主要分布在前、中、后三条河流沿岸的第一、第二小种，即周河和双溪河，日照充足，地形平坦，水资源良好，土地肥沃。
　　日后，家在莲池沟的东乡白莲起义领袖王三怀显然不是一片沃土。由于东乡县耕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清朝在四川省实行了轻赋役、分税的政策，以改善民生。
　　因此，＂东夷的税收无法与邻近省份的乡镇数量相媲美，共有34522个应纳税，其中包括471个两项附加税＂。
　　一般来说，宫廷中的粮食和白银收藏并不是很大，有时也会被豁免。
　　根据嘉庆《东乡县志》中的记载，康熙二十五年、三十二年、四十二年、四十九年，对钱粮四免，雍正七年一免，甚至在王三槐起义前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
　　乾隆
　　乾隆皇帝表示，天底下的税收将被免除，额外的税收将保留给全省公用，明年一起征收。
　　四川省被平均分为三年免税，达州及其东乡被列为第二次免税，在嘉庆两年免税。尽管如此，朝廷的豁免是一回事。当地基层政府能否一丝不苟地执行，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该县的财政收入并不多，这并不意味着支出也很小。东乡县令等主要官员的工资和清廉白银的维护应从这里的粮银支付中扣缴和提取。
　　此外，县衙还得自己供养许多长期追随者、私人秘书、私人顾问、政府官员、私人仆人、验尸官、马夫等等。
　　即使是春秋时期的两次祭祀，囚犯的伙食费和贫困孤儿的口粮费也要从县财政中提取（相当于县的个人收入，一个公私账户）。
　　因此，看似合法的收入，通常甚至是该县正常的年度分支机构都无法维持。由于清朝对州和县的财政管理，州和县官员实际上掌管着所有的财政管理。
　　因此，财政赤字需要由县自己解决。而且，嘉庆皇帝刚刚继承了皇位，乾隆皇帝创造的奢华和享乐并没有停止。
　　在上下游双重作用下，腐败猖獗，地方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因此，增加税收和私下敲诈勒索成为清朝中期以后地方政权的共同问题，并且愈演愈烈。
　　狡猾的官员也成为了官员管理中的一大顽疾，东乡县也不例外。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中放大了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
　　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早期最具活力的时期之一。3.结论
　　综上所述，在清朝中期的四川省东乡县，如果底层人民只依靠土地谋生，那么在平常的岁月里，温饱搭配就好了。
　　面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人们经常面临粮食不足的情况。普通人很难实现小康，也就是中等水平的生活（根据洪良基的估计，人均土地最低为10亩）。
　　在乾隆和嘉庆时期，当总人口已经远远超过当时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时，大量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应该流向工商业部门。
　　然而，由于清政府严格的工商管制政策，造成了大量无地难民。最终，这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引发了四川和陕西省的白莲起义。他们没有组织，也不寻求控制自己的命运。
　　尽管1750年后东亚腹地在人口和制造业方面都蓬勃发展，但这种增长阻止了这些外围地区向生产布料的长江三角洲出口重要资源。
　　因此，东亚经济核心的增长基本上停止了，而真正存在的增长是被迫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如果不是因为地下和海外的有利资源储备，欧洲也可能被迫衰落。在王三槐等人叛乱的东乡县，这是一场溃烂的战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