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是如何落得身死国灭？身为皇帝，他连自己的江山都不愿意守

　　隋炀帝穷奢极欲，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不顾民命，这和他自恃富饶有关。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贞观政要辩兴亡篇》），以为可以予取予求了。后来唐人魏徵曾经说：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由也（《贞观政要刑法篇》）。确实可以这样说，隋炀帝直到被臣下所杀，他还不清楚自己是怎样会失败，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呢！
　　在古代帝王中，隋炀帝可说是最不能接纳臣下谏诤的皇帝。高顈在隋文帝时期，为相执政将近二十年，当时称为贤相；光禄大夫贺若弼，平陈时立有大功；礼部尚书宇文攵也是当时朝臣中敢于说话的，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说他们诽谤朝政，把三人都杀了，高顈诸子还发配边境，贺若弼妻、子也被籍没为官奴婢。
　　大业五年，司隶大夫薛道衡又因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称颂隋文帝的功德，隋炀帝看了，很不高兴，对臣下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歌颂周武王，藉以讽刺周幽王的一首诗，意思是说薛道衡在借隋文帝来讽喻自己，并因薛道衡同情高顈，勒令自杀，妻、子发配且末（今新疆且末），成为当时震惊人心的一桩冤案、错案。
　　隋炀帝经常对臣下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资治通鉴》隋大业九年）由。于隋炀帝护短拒谏，听不进不同意见，臣下也就钳口不敢直言，不敢再提什么意见，凡事将顺，事皆称美，真正的下情不能上法，君暗臣谀（《贞观政要求谏篇》），国家政局一天一天地糜烂下去，终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农民起义的烽烟已是漫天遍野的时候，隋炀帝问群下盗贼还有多少？大臣宇文述蒙蔽他，对曰：渐少。炀帝又问比从来少几何？宇文述说不能什一，即不到十分之一了。
　　另一位大臣苏威，是比较正直，不肯说谎话的，隋炀帝也问到他，苏威对答说：臣非所司，不委（悉）多少，但患渐近。又说：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不时翦除。隋炀帝听到苏威所说的真话，非常反感。过了一些时候，隋炀帝想第三次出兵进攻高句丽，征求苏威的意见。
　　苏威知道隋炀帝受官吏蒙蔽，不了解农民起义军发展而引起时局的严重性，他向隋炀帝建议，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不必征发府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隋炀帝听苏威说农民起义军的数目有数十万，自然不高兴，也不肯相信。佞臣裴蕴借此攻击苏威，进谗说：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隋炀帝听信裴蕴的谗言，革除苏威和他子孙三代的官爵。
　　内史侍郎虞世基，是隋炀帝所亲信的大臣，他知道隋炀帝不愿听见农民起义发展壮大的消息，所以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逐捕，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隋炀帝也信以为真。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
　　隋将杨义臣带了军队在河北击降了张金称、高士达部几十万人，列状上闻。隋炀帝看到杨义臣奏文，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虞世基在旁边说：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隋炀帝听信了虞世基的话，追杨义臣回朝，放散其兵（《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这个措施，对农民起义军当然是有利的，对隋王朝当然是无利的。
　　尽管隋炀帝自己欺骗自己，不肯相信农民起义已经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到他的皇帝宝座已经在动摇了，同时由于纵欲过度，他的精神日益陷于错乱状态。自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起，炀帝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大业十二年四月，洛阳大业殿西院失火，炀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
　　隋炀帝在大业元年巡幸江都后，到大业七年又一次巡幸江都。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反隋，围攻东都，把隋炀帝在御河上的龙舟水殿，全都焚毁。大业十一年的冬天，隋炀帝下诏令江都更造龙舟水殿，大小楼船凡数千艘，装饰制度比旧有的更加华丽壮伟。
　　大业十二年的七月，江都把水殿龙舟造成，送往东都洛阳，宇文述劝隋炀帝再去巡游江都，隋炀帝接受了这个意见，就准备第三次巡幸江都了。
　　在二十年前，我接受了当时同志们的看法，认为隋炀帝之去江都，是想通过自己的巡行，使运河沿线局势有所好转，使运河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不致为农民起义军所切断；同时，隋炀帝的亲去江都，无形中巩固了军事重镇江都，也就稳定了整个江淮地区由于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动摇局面。这样，就赋予隋炀帝这次出游江都以政治目的。
　　当时阶级斗争形势，隋炀帝是蒙在鼓里，不清楚的，他决不会想到江淮地区，形势已经对他这样不利；他决不会想到全国形势，已经对他这样不利。唯其如此，他才敢离开西京、东都，出巡江都。他临行之际，作诗留别宫人，诗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留颜色在，离别止今年。（《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九引《大业拾遗记》）在隋炀帝看来，不久就可以回到西京、东都来的。
　　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炀帝将要离开西京，前往东都，太史令庾质就劝谏隋炀帝：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毕力归农，三五年间，令四海少得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隋书艺术庾质传》）。隋炀帝听了这话，非常不高兴，他还是前往东都了。
　　庾质托病，不肯随同去东都，炀帝下令把庾质锁送东都狱中，庾质时已年老，竟死于狱中。忠言逆耳，从隋王朝的利害关系来考虑，庾质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因为关中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大本营和府兵兵源供给地，如果这时隋炀帝能悬崖勒马，不再发动进攻高句丽的战争，不再加重人民兵役和徭役，整饬吏治，隋王朝还有转危为安的余地，可是隋炀帝拒绝了。
　　大业十二年秋，隋炀帝准备去江都，右候卫大将军赵才看到四海土崩，自己却高官厚禄，无容坐看成败。他进谏炀帝说：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大兴城），安兆庶。（《隋书赵才传》）一样是忠言逆耳，炀帝是听不进去的，把赵才拘禁十天才释放。
　　有一个小官建节尉任宗上书劝炀帝不宜出巡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谏不宜出巡，先后被隋炀帝所杀。炀帝龙舟到达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奉信郎王爱仁也上表劝炀帝速返西京，也遭杀身之祸。
　　炀帝船过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又有郡民邀驾上书说，陛下若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资治通鉴》隋大业十二年），这个郡民自然也被杀掉。这些进谏的人，都是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来规劝隋炀帝的，而隋炀帝是最刚愎自用的一个皇帝，要是谁和他意见相左，谁就有下狱以至杖杀、斩首的危险。隋炀帝终于拒绝了叫他留在东都或速返西京的正确意见，乘着水殿龙舟，带领着几万禁卫军，浩浩荡荡，第三次巡幸江都去了。
　　隋炀帝太子昭早死。昭有三子，长燕王倓，次越王侗，次代王侑。隋炀帝去江都之前，留代王侑留守西京大兴，越王侗留守东都洛阳，又命自己的姨表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中后起的重要人物唐国公李渊留守太原。这三个据点，都是隋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安危得失，是关系大局的。这时越王侗年十四五，代王侑年十三，因此，隋炀帝还指定了许多大臣辅助二王处理西京、东都两处留守事务。
　　在农民起义军和隋王朝激烈斗争中，隋王朝必然需要加强西京、东都、太原三个最为重要据点的力量，这样，李渊的势力就自然地壮大起来。自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去江都，到了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就举兵独立。
　　七月，李渊从太原出兵，到十一月就取得长安。开始时，李渊还拥立杨侑为傀儡皇帝（恭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帝。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便废黜恭帝，自立为帝。
　　隋炀帝至江都之后，荒淫益甚。他也知道自己的统治命运即将结束，尝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依（吴人自称曰依），然依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叔宝降隋，被封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饮耳。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所之。（《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他也知道中原骚乱，他已无法北归；可是他还想作最后挣扎，企图渡往江南，建都建康，保据江东，所以命人修筑丹阳宫，作徙都的准备。
　　这时江都受到四周农民起义军的包围和袭击，粮食供应已有困难。随同隋炀帝去江都的禁军骁果数万人，极大部分是关中人，他们普遍地思念家乡，向往同家属的团聚，特别是李渊占领关中的消息传来，他们更加发急，偷偷逃归的人很多。
　　禁军将领司马德戡、元礼、裴虔通等和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重要人物之一许国公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便利用士兵的骚动，在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发动兵变，杀了隋炀帝和炀帝的子、孙。拥立炀帝弟秦王俊之子秦王浩为傀儡皇帝，作为发诏、画敕书的工具。
　　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为了满足禁军西归的要求，宇文化及不得不放弃江都，率部返回关中。他们撤退时，人数尚有十余万人，这虽然是一支残余力量，但兵法所谓归师勿遏，他们的战斗力是不能轻视的。他们的整军西归，使东都的隋残余势力越王侗有了利用李密来抵抗宇文化及的打算；而李密为了阻击这支西归军队，避免两线作战，也就产生和隋东都的残余势力取得妥协的想法。中原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了。
　　在宇文化及率军西归途中，禁军将领不满宇文化及的庸暗，又想举行兵变来推翻他，更立司马德戡为主。事泄，宇文化及杀了司马德戡和禁军许多将领。兵变虽然压住，军心却在逐渐涣散。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六月，宇文化及军北抵黎阳，与瓦岗军隔淇水相持。七月，宇文化及军粮且尽，乃渡永济渠，与瓦岗军于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下展开决战。在这一战役中，瓦岗军损折很重，李密中流矢，坠马昏迷，几乎被追兵所俘；但终于打败宇文化及军，宇文化及只带余部二万多人，北逃跑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四十里）。
　　宇文化及的军队，受到瓦岗军的阻击，无法西进，且沿途行军作战，兵势日蹙，部下逃亡的也很多，自知必败，索性杀秦王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其后以唐军进逼魏县，宇文化及退守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到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为窦建德所灭。
　　隋炀帝留孙子越王杨侗镇守东都。后来东都受到瓦岗军的围攻，炀帝在江都又调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劲卒救援东都。王世充指挥隋十余万大军，与瓦岗军前后百余战，损折严重，最后以余众一万余人退守东都洛阳城，不敢出战。炀帝在江都被杀后，西京隋恭帝杨侑也已被李渊废黜，于是隋东都群臣拥立杨侗为帝，建元皇泰，史称杨侗为皇泰主。
　　当时辅政大臣段达、王世充、元文都、皇甫无逸、卢楚、郭文懿、赵长文等七人，共掌朝政，洛阳人称之为七贵。七贵中，王世充是一派，其余六贵又是一派。这个小朝廷中，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当宇文化及引军西归、进逼东都时，元文都等向皇泰主杨侗建议，利用李密来抵抗宇文化及。他们一方面希望李密和宇文化及这两个和自己敌对的势力相斗，两败俱伤，自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还想乘机来排挤王世充。
　　大业十四年七月，瓦岗军打败宇文化及的捷报传到东都，王世充听了非常不高兴，元文都等就想除掉王世充；结果，元文都、卢楚、赵长文、郭文懿等反为王世充所杀，皇甫无逸逃奔长安，只有段达一人，在政变时归附王世充，任官如故。于是王世充自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实际上掌握了东都军政最高权力，杨侗变成了王世充手中的傀儡。
　　这一年的九月，王世充出兵击败了瓦岗军，乃自为郑王，总百揆。次年四月，遂废黜杨侗（废后一月见杀），王世充自立为帝，国号郑。
　　长安失守，江都兵变与炀帝被杀，洛阳政权转移到王世充手中与皇泰主的废黜，这一连串事件，构成隋王朝统治的结束。只有农民起义军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隋王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已告解纽，才会得出这样的结果。隋三主，前后共历三十八年（公元581618年）而亡。
　　由于广大农民群众艰苦卓绝的斗争，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巨大变化，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因此瓦岗军也能在短短一两年之中，成为农民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但是就在革命形势空前有利的时候，瓦岗军内部却正在酝酿着危机。这种危机是怎样造成的呢？农民革命战争发展得愈迅速，愈有利，地主阶级分子投身农民军的往往也愈多，其中有的人就想攫取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致使农民革命变质。瓦岗军所碰到的情况正是这样。
　　出身于八柱国家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本来就另有打算；随着瓦岗军对隋作战的胜利，又有不少隋的降官降将，参加瓦岗军，李密就利用这一力量，作为自己的资本。这样就使瓦岗军内部，原来翟让这一派人，和后来李密这一派人，形成为两大集团，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由不协调发展到公开决裂。
　　结果李密听信了隋降臣房彦藻、郑颋等的挑拨，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一月，在宴会中突然杀害了翟让。这一桩事情发生，对瓦岗军内部影响极坏，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资治通鉴》隋义宁元年）。而李密在杀害翟让之后，认为自己在瓦岗军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自己更可以为所欲为，因此颇自骄矜，不恤士卒（《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这又使军心更加离散。
　　当瓦岗军获得巨大胜利时，李密的部将柴孝和曾向瓦岗军领导建议，不要胶着在东都周围作战，可留翟让守洛口仓，裴仁基守回洛仓，李密亲率精锐，西袭长安，夺取隋的政治中心和府兵源供给地的关中，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资治通鉴》隋义宁元年）。
　　李密也认为这是上策，但又认为洛阳尚未攻下，这样做太冒险；如果自己西行，留下诸将各竞雌雄，恐怕自己控制不住这个局势，所以未敢西行。他仅派柴孝和率数十骑西上，这支队伍虽然一度发展到一万多人，可是因为没有后继力量，因此没有到达潼关，就被隋军击散了。
　　不久，李渊取得关中，瓦岗军西图关中的计划，也就流产了。当时又有一个叫徐洪客的谋士写信给李密，以为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劝他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指隋炀帝），号令天下（《资治通鉴》隋义宁元年）。这在李密看来，冒险更大了，因此也没有听从。
　　瓦岗军力量之所以能够这样强大，是和夺得洛口、回洛、黎阳等粮仓有关系的。瓦岗军曾用仓粮赈济贫民，获得人民的热烈拥护，瓦岗军便因此迅速壮大。失策的是，当时洛阳布帛山积，而粮食非常缺乏；瓦岗军粮食有余，可是缺乏衣服。
　　于是王世充请求以洛阳绢帛来换取瓦岗粮米。李密的长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都劝李密进行这种交换，李密居然允许了。洛阳得到粮米之后，王世充军的战斗力有所增强，瓦岗军反而居于劣势的地位了。
　　当宇文化及自江都西归时，最惊慌的是隋东都残余势力，他们知道宇文化及所率领的十余万思归之士，锋不可当，因此想利用李密来抵挡宇文化及。东都的意图极其明显，诚如元文都所说，若使李密击化及，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并密亦可擒也（《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东都是想利用李密击破宇文化及军，同时消耗瓦岗军的实力，坐收渔人之利。
　　从瓦岗军的利益着想，李密应该采用归师勿遏的策略，退让一步，尽量避免和宇文化及军接触，以保全瓦岗军实力，作为以后扫荡隋王朝残余势力的储备力量。瓦岗军本来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如果退让一步，流动作战，在当时是完全具备这种条件的。
　　而且，李密要和宇文化及作战，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就必须与东都妥协，以原则作交易，必然会使农民起义军大众迷失斗争的方向和目标，给农民革命战争带来严重的危害。李密恰恰在降隋和决战这两个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首先，李密在决战之前，派遣使者到东都谒见皇泰主杨侗，杨侗册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诏书到达瓦岗军中，李密公然北面受拜诏书。接着李密和宇文化及决战，虽然勉强取得胜利，但是瓦岗军损失极其严重。李密本人为流矢所中，几乎被俘。瓦岗军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力量大为削弱。
　　这时王世充已经取得洛阳政权的最高权力，他不给李密以喘息的机会，就在九月中，选拔精锐二万，铁骑二千，出击瓦岗军。李密被迫应战。两军在偃师（今河南偃师）展开决战。在决战之前，裴仁基曾向李密建议：王世充悉众而至，洛阳必然空虚，一方面可乘城固守，深沟高垒，不和王世充决战；另一方面挑选精兵三万，包抄王世充的后方洛阳，使王世充欲斗不得，求走无路，就可获得全胜。
　　李密开始也赞同裴仁基的主张，但以后又应允主战派将领单雄信等的要求，以为自己兵多必胜，仓促应战。当时李密扎营于北邙山上，由于骄傲轻敌，不设壁垒。王世充乘夜遣轻骑潜入北邙山，埋伏溪谷中。至黎明会战，王世充伏兵乘高而下，驰压密营，纵火焚其庐舍，瓦岗军军心动摇，全军溃败。
　　世充夜围偃师，偃师守将叛降于王世充，裴仁基等被俘；守洛口仓的翟让旧部邴元真接着叛变；瓦岗军骁将单雄信也在最紧要的关头率众投敌，这样，号称百万之众的瓦岗军便迅速瓦解了。
　　这时为瓦岗军固守黎阳仓的徐世勣一军，还有相当实力，只是因为徐世勣是翟让旧部，李密不敢到他那儿去，结果同王伯当等带领二万残部，西往长安去投降唐朝了。
　　李密至长安后，认为自己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有这样雄厚的政治资本来归唐，李渊一定会重用他。李密到了长安，唐高祖任命他为光禄卿，赐爵邢国公。他大为失望。每次朝廷大宴，光禄卿要给皇帝进菜，李密对此深感耻辱。
　　不久李密向唐高祖请求前往山东收集旧部，为唐攻打王世充，得到唐高祖的同意。李密和王伯当出潼关，行到稠桑驿（今河南灵宝西三十里），唐高祖后悔，派使者去把李密召回，令李密单骑入朝。李密不肯回朝，杀了唐高祖所派遣的使臣，并攻破桃林县（今河南灵宝），逾熊耳山（山在今河南洛宁南）南出，中途为唐将盛彦师所击杀。
　　瓦岗军由于李密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瓦岗军作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在反抗隋王朝的革命运动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李密最后降唐，固无足论，不过他对瓦岗军的发展壮大，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瓦岗军瓦解之后，王世充在河南攻下了不少郡县，郑国的势力向南伸展到汉水流域，向东伸展到徐州地区。不过王世充的势力并设有来得及巩固，所谓得地虽多，而羁縻相属；所用命者，唯洛阳一城而已（《旧唐书封纶传》）。因此王世充不是唐的对手。
　　窦建德领导的高鸡泊农民起义军，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的十一月，合并了活跃在冀、定一带人数发展到十万以上的农民起义军魏刀儿部；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正月，又攻占了聊城，俘斩了自称许帝的宇文化及；
　　同年十月，他又击破了为唐固守黎阳的瓦岗军旧部徐世勣军；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的二月，又合并了活跃在河阳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李文相部；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二月，又攻破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俘擒了活跃在济阴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孟海公。
　　同时，活跃在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圆朗，也以数州之地，归附窦建德。这样，窦建德所领导的这支高鸡泊农民起义军便成为太行山以东地区农民起义军的最大力量，可以说窦建德是唐的坚强对手。
　　所以瓦岗军瓦解之后，中原地区便形成三支大的武装力量相角逐的局面：
　　其一是窦建德领导的高鸡泊农民起义军（国号夏），其二是以王世充为首的隋东都残余势力（国号郑），其三是以李渊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长安新政权（国号唐）。
　　这三支力量在中原角逐，便是瓦岗军失败瓦解后出现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