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圣人曾国藩

　　1872年3月12日，＂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去世。
　　从儒家角度来看，曾国藩可以说做到了人臣的极致。他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促成清朝中兴，他教育族内子弟的家书至今仍是经典的启蒙读本，死后更获得了被司马光称为＂谥之极美＂的谥号＂文正＂。
　　但是在曾国藩光鲜的外衣背后，也有大量的批评之声。有人说他拥兵自重，野心勃勃、勾结西方，是＂曾国贼＂、 ＂曾剃头＂。
　　历史上，像曾国藩这样获得两极评价的人物不在少数。
　　如与其并称为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兴洋务、办海军，赞美者说他是唯一跟上了世界的中国人，而批评者则责备他假公济私、最终一事无成；
　　再比如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他劝说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绞杀拿破仑，有人说他为欧洲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也有人批评梅特涅的保守。
　　曾国藩像
　　在曾国藩30岁那年，他提出了自己一生的终极追求——做圣人，还发愿 ＂天理人欲，绝不两全＂。他要如何实现做圣人的目标？他真的成为圣人了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曾国藩的一生。
　　首先，他是视金钱如粪土的敛财大师。
　　要灭人欲，就要先除利心。但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却始终在＂利＂字上汲汲营营。
　　清代官场有一项陋规，叫做＂拜礼＂，就是新科进士由老家进京的路上，要沿途拜访地方官，并从那里收不少份子钱。曾国藩及第后去京城赴任的路上，总共收了价值一千四百两白银的礼物，还在日记中暗搓搓地吐槽那些特别抠门、不愿意花钱孝敬自己的官员。
　　初涉官场的曾国藩很快就找到了＂财富密码＂。他在京城中上了几道奏折，针砭时弊，结果都如泥牛入海，便干脆为自己争取到了外派到四川担任主考官的机会。他一路接受地方官和应试考生的贿赂，总额超过六千两白银，还在给家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说＂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
　　只是在敛财的同时，对圣人的效仿也不可以停止。如此贪渎，和圣人相去何止亿里？于是曾国藩在日记中深刻反省道：＂金钱不过是梦寐之物，怎么能为了钱如此钻营，实在是可鄙、可恨！＂当然，这种反思没有实际影响到他捞钱就是了。
　　但从私德来说，曾国藩在封疆大吏中还真称得上清明。他的遗产不过两万两白银，家人穿着的衣服鞋袜用的也都是平价布料，敛财收入的大头，都拿去练兵和打点同僚了。就如同过去官员们给刚及第的自己拜礼一样，曾国藩也资助了很多新科进士，这些＂投资＂也成了他后来名满天下的人望来源。
　　曾国藩故居
　　第二，他是杀人如麻的道学家。
　　曾国藩深知，在清朝官场，办实事远不如说大话管用，想要当圣人，必须先给自己立起人设。
　　曾国藩的形象，以今人眼光来看未免有些迂腐。在湘军幕府中，他对那些学问好、道德感强的空谈文人礼遇有加。他坚信学问可以用于军事，打起仗来也不爱使阴谋诡计，被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讽刺为＂结硬寨，打呆仗＂，屡战屡败。
　　但这种迂腐只是曾国藩的对外示拙罢了。比如对儒学水平差又贪财的李鸿章，曾国藩嘴上从不留情，又是嘲讽他＂不学无术＂，又是骂他待人不诚，实际上却引为心腹，私下里跟人推销李鸿章，说他＂才堪大用＂。
　　人设大师曾国藩的集大成之作，就是他的家书。仔细阅读曾国藩家书不难发现，这些书信的内容哪像是写给家人的体己话，根本就是自我形象展示。在家书中，曾国藩用了大量笔墨，描述自己如何同吸烟、下棋、逛青楼等恶习斗争到底、不断修炼，这不正是对他效仿圣人、存天理灭人欲的最好宣传吗？
　　但曾国藩的行为，却与圣人提倡的仁德相去甚远。
　　剿灭太平军时，曾国藩曾发檄文通告南京，说投降即可免死。可当天京陷落，他又下令将缴械的太平军将士、手无寸铁的南京城百姓尽数屠灭，时人有诗云＂昨夜诸侯今庶人，江宁民家尽死人＂，他也因此得到了＂曾剃头＂的恶名。
　　曾国藩身为当世大儒，书法也很有名气。
　　第三，他是半途而废的爱国者。
　　无论是从时人风评、还是从朝廷给曾国藩所上的谥号＂文正＂来看，曾国藩的生前形象都堪称忠臣楷模。但实际上，曾国藩与朝廷却是离心离德。
　　比如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时，咸丰下旨要曾国藩派遣湘军主力勤王，曾国藩不想让出军权，于是让部队在路上拖拖拉拉折腾了一个多月；而在刺马案中，两江总督马新贻受朝廷派遣，整顿风气，遭到当地湘军将领的暗杀，曾国藩身为案件主审官，为了庇护党羽不理案情，整天窝在书房看志怪小说，朝廷逼不得已，只能草草结案。
　　曾国藩所以和朝廷貌合神离，一是因为他位极人臣，个人利益与清朝利益难免发生冲突；二是因为从一个儒生的角度出发，腐败的清朝已经不值得维护。
　　须知，对清朝的汉人士大夫来说，＂国＂其实有两个。清政府固然是国，而顾炎武口中那个匹夫有责的儒家＂天下＂同样是国。
　　如何才能救＂天下＂，这个问题困扰了曾国藩一生。他曾告诫喜欢摆弄火器的弟弟说，洋枪皆是杂艺，不能为了杂艺舍弃经文八股之本，而他手下的湘军始终以长矛大刀为主要兵器，火枪数量甚至只能与太平军五五开，在全力装备西洋武器的淮军、楚军的对比之下，堪称一股泥石流，这都是因为他对那个儒家主导的＂天下＂执念太深。
　　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
　　但理智又告诉曾国藩，对西方的全盘抵制是死路一条。所以在天津教案中，他没有顺应民意偏袒国人，而是严惩了那些杀害无辜传教士、修女的带头人，因此遭到天下唾骂，被视为＂国贼＂，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
　　以圣人论，曾国藩的一生可谓自相矛盾。他满口道德文章，却极端酷烈；他有始无终，当了大半辈子的名臣，却晚节不保。他的这种矛盾延续到了身后评价上，立场、价值观不同的人，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天差地别，这再一次证明了主客观矛盾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