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海津天津也曾有座普陀寺

　　旧时在天津城南三里，有一座寺庙，取名普陀寺，此庙宇金碧辉煌，规模柜丽，康熙大帝曾亲笔题匾额给此寺，令此寺名振四海；
　　乾隆五十三年（1788），巡幸天津，曾在该寺拈香，并以该寺为行宫，赐有玉钵，亲自御阅武楼阅兵。当时寺内诗章哀翰，灿若球琳，时有高僧驻锡其间。
　　寺庙建设之初，时任天津总兵的兰理，便延请南方高僧成衡为方丈，主持寺内大小事务。成衡初为方丈时，普陀寺大殿尚未盖完。
　　不久后，兰理调任福建，寺庙工程只得停止。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有朝中大员经过此地，因可惜寺庙未建成却荒废在此，遂又继续建设山门，才将大殿完工；
　　后又经过两年，直至康熙五十八年，才算建成。
　　建成这一年，恰逢康熙巡视西淀，路过此寺，成衡前往迎接，康熙一时兴起，题匾额给该寺，将该寺改名为海光寺，自此天下皆知有海光寺焉。
　　1860年前后的海光寺
　　海光寺内的大钟
　　海光寺香火鼎盛时期，不仅香火兴盛，而且拥有良田庙产若干。
　　据学者郑克钦、傅同钦考证，当时海光寺拥有的田产，是以兰田为基础不断扩充的结果。所谓兰田，是指由总兵兰理上书康熙而开垦的城南大片水田荒地。
　　兰理在康熙四十二年调任天津总兵之际，见散辅产米无多，而天津一望皆平原，认为可开河引水灌稻田，他觉得这些田地栽种一、二年后即可肥沃丰收，这样可以解决不少无业之民的生计，遂上书康熙：其田给与开垦之人为业，实万世无穷之利。得到康熙应允。
　　于是兰理便在天津城南地区大片荒地，招浙卿农人数十家，分课耕种，每田一顷，用水车四部，秋收亩三、四石不等。（摘自郑克钦等学者研究文章）
　　在此基础之上，当时的海光寺住持等管理人士还用多种手段如兼并、购买、香客布施，纳入大量田产：
　　根据清朝末年《海光寺庙产册》记载，庚子（1900）以后，海光寺尚有土地二百余顷。它座落的范围除天津城南以及八里台、吴家窑、佟家楼等地兰田外，尚在贾家沽道、大孙庄、赵家庄、万辛庄、芦北口等处拥有不少土地。甚至远至通州，亦拥有该寺的土地九顷余，清末时每年尚收租数千元。
　　所以说，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海光寺是天下驰名且极其兴盛的寺庙。
　　而自咸丰帝时期鸦片战争开始，大沽失守，洋鬼子将天津知府拘禁于海光寺中，海光寺逐渐走向了没落：
　　先是同治年间，变身机器局致寺庙疏于管理；
　　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在天津与上海开设机器局，以海光寺为建造地点，称为南局，而另一处在贾家沽道设立，称为东局（现在东局子的来历），此时，海光寺周边的兰田已呈现一片败落的景象。
　　光绪十二年（1886），德宗生父醇亲王奕垠偕同总管太监李莲英来天津查阅海军，曾至海光寺巡视。当时已见海光寺环寺皆水，附近兰田积水碍耕，粮赋无着，一片败落景象。
　　天津机器局的二局选址
　　海光寺行宫及机器局分区
　　再来，抗击八国联军战争中受到损毁；
　　1900看义和团战争，在海光寺八里台一线，成为清朝军民抗击八国联军的主要战场，战火硝烟中，海光寺庙宇尽毁；
　　八里台抗击侵略者的英雄聂士成（聂公桥纪念的人）
　　第三，战乱时期，投机分子趁火打劫。
　　时海光寺住持悟明饱掠庙产、蓄发还俗，买田娶妻；又有寺内雇工刘玉文心生邪念，大量变卖盗卖庙产，加之寺内争夺住持之位矛盾加剧，社会反响恶劣，后虽将二人绳之于法，但彼时海光寺已属日租界，再无恢复往日辉煌可能。
　　后海光寺地基被日军用来发展了日本军营
　　后来，虽经官绅协调，将海光寺剩余庙产二百余顷的一半用于重建，也终因政局混乱及租界的不断扩张，加上庄头们的损公肥私等，海光寺便不复存在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那剩余庙产的另一半，当时是用来提充学堂经费的：
　　即将八里台、吴家窑、佟楼、贾家沽道四村租款，归为学堂经费；同时并将八里台庙产房屋十二间改设小学堂之用，以广学界。
　　海光寺兴起于康乾，没落消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昔日小江南仅剩堪堪一个地名，怎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