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25年，秦桧对朝贡外交的态度改变，推动朝贡从边境走向都城

　　从有限的都城外交中，可以发现南宋朝贡外交的变化，尤其是绍兴二十五年（1155）、二十六年（1156）南宋朝贡外交走向巅峰，值得引起关注。
　　建炎四年南宋对大食的外交运作是具有示范意义的。绍兴元年（1131），大食国又携带贡物抵达广州。一份《论大食故临国进奉札子》内容得到保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南宋对大食故临国外交运作的实例。本部准尚书省札子节文，据广南市舶司奏，近据大食故临国进奉人使蒲亚里等状申，奉本国蕃首遣，赍表章、真珠、犀牙、乳香、龙涎、珊瑚、栀子、玻璃津发赴行在。札付本部施行。臣契勘自来舶客利于分受回札，诱致蕃商冒称蕃长姓名，前来进奉。
　　朝廷止凭人使所持表奏，无从验实，又其所贡多无用之物，赐答之费数倍所得。臣窃以谓方朝廷汲汲于自治之时，而又陛下躬履俭素，珍奇之物亦复何用？所有今来大食故临国进奉，伏望圣慈令广州谕旨却之，以示圣明不宝远物，以格远人之意，兼免财用之侵蠹，道路之劳费。仍乞自今诸国似此称贡者，并令帅司谕遣，庶几渐省无益之事。取进止。
　　张守作为礼部侍郎，负责此次礼部对进奉事的处理。他得出处置意见的理由是所贡多无用之物，赐答之费数倍所得、陛下躬履俭素，珍奇之物亦复何用？这些在建炎四年已见端倪。虽札子仅是取进止，并不是朝廷最终的处理意见。
　　从他处我们得知：绍兴元年，（笔者按：大食国）复遣使贡文犀、象齿，朝廷亦厚加赐与，而不贪其利。结合建炎四年的处理来看，说明礼部札子得到了朝廷许可并加以施行。关键的是，札子代表的礼部对朝贡外交运作提出了新的内容，即自今诸国似此称贡者，并令帅司谕遣，庶几渐省无益之事。这无疑影响了朝贡之都城外交的发生。
　　沿边帅司谕遣是对外国使节的一种说法，对内仍要将外国朝贡的信息上奏朝廷，由朝廷决断外使是否能够赴阙入贡。西南蕃（包括大张蕃）的请求都城外交的尝试遭到南宋朝廷的拒绝，免使人到阙在南宋朝贡外交运作中屡屡发生。
　　在很长一段时期，仅有两则都城外交事例发生，且都与沿边帅司发生关联。绍兴七年（1137），三佛齐国乞进章奏赴阙朝见，得到了宋廷的许可。广东经略司负责此次三佛齐使团的查验工作，按照规定只许四十人入境。三佛齐使团得以进入南宋都城，并在怀远驿接受宋朝赐宴。
　　绍兴十五年（1145），西南溪峒杨进颙复求入贡，并向宋朝指责极边州军武冈军不按时将使节发往都城。杨氏的诉求得到了宋廷的受理。朝廷的诏令直接下达给荆湖北路帅司，令其阅实应袭人姓名来上，并促进颙入觐。可以想见西南溪峒杨进颙得以觐见高宗皇帝。
　　南宋的都城外交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才出现转折。仅在绍兴二十五年四月，经由广西帅司上奏的外国朝贡事件便有三次，均获得宋朝批准赴阙。与此前屡次发生的却入贡是截然不同的。
　　西南小张蕃得以进入都城觐见。而高宗命礼部查验西南小张蕃到阙的旧例典故，制定使节应行用的都城外交礼仪，开启了新一轮都城外交的运作。四月二十七日，罗殿国、西南蕃知矩州部得到宋朝批准进入都城朝贡。
　　礼部的作为获得高宗的认可，高宗宣谕宰执依照礼部拟定仪范施行。八月，礼部继续针对交阯入贡提出新的仪范内容。此次是借鉴了元丰六年于阗国都城外交的旧例，使团离京返程前一日在馆驿赐御宴。礼部以此旧例来推广到交阯国都城外交，也得到了朝廷许可。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尚书省提出：将来安南入贡，使、副所至州军馆舍、饮食，昨占城经过州军虽有体例，其安南理宜优厚。三月，交阯遣贺升平纲、常贡纲入宋。
　　将来及交阯真正遣使说明绍兴二十五年交阯并未遣使进入南宋都城。而南宋官方机构的举动表明对交阯遣使进入都城的重视，南宋都城外交也恰恰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变化。占城国遣使最终从福建路市舶司所在地泉州进入都城临安。此次事件的运作作为典型事例，为后来三佛齐、交阯遣使进入都城所借鉴。
　　从占城使节得以赴阙的运作过程，可以窥见秦桧在事实上攫取了外国朝贡请求赴阙的准许权。这是一种新的现象，与此前须经皇帝诏令是有别的。秦桧在接到郑震札子后，将札子交付礼部处理。秦桧的作为还伸向了重建外交机构鸿胪寺。绍兴二十五年十月，鸿胪寺又被复置。鸿胪寺此前在建炎三年四月被废置、并入礼部。鸿胪寺作为重要的外交机构，它的复置预示着南宋外交走向复兴。
　　鸿胪寺的复置与权相秦桧直接相关，是秦桧拉拢朱敦儒的结果。然而，复置的鸿胪寺存在了不到一个月（六日至二十三日），便再被省并。秦桧在十月逝世，朱敦儒受秦桧牵连而被罢官，依旧致仕，鸿胪寺后不复置。鸿胪寺昙花一现，其外交职能尚未得到显现，便因秦桧再次被废置。
　　从绍兴二十五年四月开始，秦桧改变了对朝贡外交的态度，推动朝贡从边境外交走向都城外交，并通过复置鸿胪寺以使朝贡外交事务走向正轨（北宋神宗官制后的模式），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朝贡外交的发生，使得南宋朝贡外交在绍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走向了巅峰。
　　秦桧的逝世并未中断朝贡外交的态势，如交阯、占城、真腊在此前均已获得了进入南宋都城外交的资格。十一月，占城国使节进入临安觐见宋高宗。赐酒食殿门外。后三日，即怀远驿燕之。真腊在八月经由占城国向宋朝传递了贡驯象的请求，获得批准后，到了十一月，真腊国、罗斛国遣使来贡驯象二，得以赴阙。
　　绍兴二十六年（1156）二月十八日，宋廷商议了三佛齐国到阙入贡事。执政大臣上奏：‘广东帅司申：三佛齐入贡。’依例到阙二十三人。高宗说：远人乡化，国家美事，到阙人数可增作四十人。盖嘉其诚款，而非利乎方物也。
　　执政奏议中提及依例到阙二十三人，指依照占城国例，而不是向宋高宗请求批准三佛齐入贡，表明秦桧去世后，高宗并未剥夺宰执对朝贡赴阙的准许权。正如高宗将外国入贡理解为国家美事，此时南宋中央对朝贡之都城外交仍十分热衷。
　　高宗进一步将朝贡赴阙的准许权下移至沿边帅司，变相的对宰执的权限进行了剥夺。回到三佛齐入境运作的起点，沿边路级机构之间出现了分歧，广南东路市舶使邵及之与帅司折彦质对三佛齐入贡持不同意见，帅司为三佛齐向上呈递入贡请求，市舶司反对。如前所述，三佛齐得以入境。八月，邵及之因辄敢沮抑蕃国入贡被诏责罢官。诏令及对沮抑蕃国入贡官员的处理，为外国朝贡及都城外交营造了一种积极的环境。
　　三月，交阯遣使贺升平纲、常贡纲，每纲准许五十人赴阙。八月，交阯再次遣使入宋贺升平纲，受到南宋朝廷的厚待。如差出尚书左司郎中汪应辰特赐交阯使节玉津园宴。八月十五日，珍州遵义寨沿边管界同巡检杨诠以蕃马十匹，令男震诣阙进贡。可以想见杨震得以赴阙朝贡。三佛齐在二月遣使后，十二月，又一次遣使朝贡，在临安停留了一月才辞行归国。
　　绍兴二十七年（1157），外国朝贡信息不详。在十二月，高宗下诏：广南经略、市舶司察蕃商假托入贡。这一诏令暗示外国商人假托入贡的情形或有发生，蕃商假借使节身份不仅能够得到宋朝各级官府的优待，还能免去货物（贡品）的关税，不用担心货物的买卖，而且能够得到优于货物价格的高回报。
　　绍兴二十八年（1158）七月，溪峒首领杨进京请求进贡朝见。诏：令本军（按：武冈军）婉顺说谕，路远不须赴阙。所贡物当官依实估价折还，不得少有亏损，仍于物价上更与优支五分。其钱令本路转运司于上供钱内疾速应付。贡物附纲起发。明确拒绝了外国的朝见请求。这则诏令，与绍兴二十六年二月诏令的主旨是不符合的。
　　绍兴三十年（1160），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上奏：交阯差使、副押领小熟驯象等请求赴阙。其所进章表等，本司别差官管押赴行在投进。在上奏中，广西帅司已经对交阯朝贡作出不予入境的意见。朝廷同意交阯使节不予入境，并向广西帅司下诏给出了更详细的运作要求：除象并华靡物不受，余只就界首交割，仍约度进物多寡，优与回赐。章表先次入递前来，候到，令学士院降敕书回答。
　　从绍兴二十八年、三十年的事例可知，外国朝贡的运作结果均未引向都城外交，而停留在边境。在绍兴二十七年，外国朝贡与都城外交的相关记载突然中断，或许这正是南宋朝贡外交政策转变之结果，自绍兴二十五年以来都城外交的热潮至此宣告终止。
　　自乾道九年之后，外国朝贡见于记载的为边境外交，未见有都城外交的情形。南宋中央对外国朝贡持续已久的的消极态度，直接影响了南宋各级机构及朝野对朝贡的关注。这在宁宗、理宗时期最明显的体现出来，典型表现为记载朝贡国、朝贡频度、有关朝贡的议论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