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萨拉热窝烟草垄断，导致的社会问题为何会那么严重？

　　文法拉
　　编辑法拉一、烟草垄断导致的公务员问题
　　波斯尼亚烟草专卖的故事触及了哈布斯堡王朝占领所引发的一些核心问题。
　　新政府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是如何为其活动争取资金。
　　由于奥地利和匈牙利议会代表团拒绝批准建立和维持波斯尼亚官僚机构所需的资金，联合财政部长不得不想方设法弥补预算缺口。
　　烟草专卖成立于1880年，是政府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
　　通过将烟草的种植、生产和销售置于省政府的控制之下，垄断为行政部门提供了重要的间接税收来源。
　　同时通过扩大共同领土进一步将领土纳入君主制机构奥匈关税同盟包括波斯尼亚。
　　在此过程中，政府如何准确应对当地现有的种植做法和当地私营烟草工厂的存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在当前调查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说，烟草专卖对省政府来说很重要，不仅是作为经济监管和控制的场所，而且还因为它在为整个哈布斯堡王朝项目提供资金方面的作用。
　　哈布斯堡公务员直接监督波斯尼亚烟草专卖，通过首都萨拉热窝的中央理事会监督其组织。
　　该局的掌舵人管理着领土内更广泛的烟草业，因此主持了垄断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的工厂、采购站和员工。他们的工作又受到省政府财政部门的监督。
　　1885年，垄断企业由两家工厂和董事会组成，到1914年，它已经发展到包括另外两家工厂和九个采购站。
　　在同一时期，为垄断工作的公务员人数从大约13人增加到68人。
　　鉴于现有数据，尚不清楚这些人来自哪个君主制领土。
　　（作者观点）尽管如此，许多在垄断组织成立之初就担任最高职位的管理人员可能已经在奥地利或匈牙利的同等机构中积累了经验。
　　即使在20世纪初，管理者在不同的垄断企业之间流动也不是闻所未闻。
　　例如，米罗斯拉夫戴克（MiroslavDyk）于1904年首先在萨拉热窝烟草厂担任实习生，然后在1905年担任助理，并于1906年转入奥地利烟草专卖公司工作。
　　二、公务员问题的出现
　　然而，到哈布斯堡王朝末期，领导职位由公务员担任，他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波斯尼亚攀登行政阶梯。
　　像烟草专卖这样的政府机构，不仅为公务员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也为当地民众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人员创造了很多互动的机会。
　　这种互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是垄断企业的工厂。作为波斯尼亚最大和最重要的生产设施，萨拉热窝烟草厂尤其提供了一个探索此类遭遇的突出例子。
　　该工厂成立于1880年，由一名检查员和一名控制人员共同监督，他们直接向垄断理事会的管理人员汇报。
　　他们有一个由大约十到十二名官员组成的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萨拉热窝工厂工作的公务员人数从1888年的九人增加到到14到16名管理员之间1909。
　　检查员和控制人员负责工厂的行政和财务方面以及生产过程。他们还管理工厂的人员包括公务员和工人。
　　虽然下级官员和实习生一年换一年是正常的，但督察和控制官员往往一次担任数年。
　　例如，从18901891年开始直至1908年离职，古斯塔夫凯勒（？？）作为检查员连续管理萨拉热窝工厂近18年。
　　然而，萨拉热窝烟草厂雇用的人数最多的不是公务员，而是工人。
　　这些人被归类为永久雇员、临时雇员或临时雇员，并根据他们执行的工作类型进一步组织成部门。在整个占领期间，工厂的工人人数大幅增加。
　　1881年，工厂的几个部门雇用了156名固定工人。到1906年，工人总数已增至约700人。
　　此时，大约67。80（473人）的全部劳动力是女性。到1907年，女性同样占波斯尼亚整个行业所有烟草工人的70。
　　此外，与管理工厂的公务员不同，工人主要来自萨拉热窝本地，而不是来自奥匈帝国。
　　然而，随着20世纪初机器进入工厂车间，工人数量开始下降。因此，烟草专卖及其管理直接涉及波斯尼亚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核心问题。
　　这是一个公务员解决权威、经济控制和一体化以及实地占领的日常现实问题的场所。
　　垄断还使行政人员在多种情况下与君主制的新帝国臣民面对面。哈布斯堡王朝的公务员和当地人经常发现他们在同一个工作场所，例如萨拉热窝烟草厂。
　　工人的主管本身是从固定工人中聘用的，充当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中介，并可能调解他们的大部分日常互动。
　　（作者观点）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工人和公务员仍会直接接触彼此。
　　其中许多事件，如1906年5月的罢工和随后的调查，都是由工厂冲突引起的，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两个群体相互影响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时刻让我们对哈布斯堡王朝政府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从罢工一开始，一些工人就哈布斯堡王朝的管理者应该如何执政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三、女工与行政人员互动导致的影响
　　1906年4月30日上午，一群在萨拉热窝烟草厂工作的妇女使公司包装部门的活动戛然而止。
　　可能是由于最近推出的一种新型纸箱而被迫采取行动，这种纸箱减少了他们可以生产的件数，从而减少了他们的日收入，妇女们发起了与省政府为期近两周的接触。
　　虽然女工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互动最初是关于工资的谈判，但她们的讨论很快就转变为关于后者应该如何处理社会冲突的辩论。
　　期间他们明确了对公务员的期望。首先，女工们表达了管理者应该如何处理当地民众的担忧。
　　例如，在罢工的前五天（4月30日至5月4日）期间，妇女们接触了许多不同的公务员，要求澄清早些时候关于加薪的请愿书。
　　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烟草包装部门的一个代表团于4月30日出现在工厂的主要办公室，以查明他们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请愿，并且是否解决了。
　　工厂负责人凯勒督察告诉他们，他们的请求已转达给垄断公司的高级官员，他们因此可以等待解决。
　　作为回应，罢工者立即要求凯勒允许他们，派遣一个女工代表团〔Arbeiterinnen〕到垄断委员会，以便重新提出关于增加工资的要求。
　　妇女明白，垄断官员比与她们有直接联系的行政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并希望确保她们的案件引起前者的注意。
　　当他们试图说服该局的公务员澄清他们对请愿书的立场同样失败时，罢工者开始瞄准在省政府一个独立部门工作的行政人员。
　　5月2日，包装工人，现在加入了卷烟部门的女性，聚集在市政厅，想拜访萨拉热窝市的政府专员。
　　与垄断不同，政府委员会充当城市特定问题的第一联系人办公室。
　　这些妇女不仅明白行政部门由几个不同的部门组成，而且她们还利用这些知识来尝试和规避以前由其他公务员做出的决定。
　　然而，他们的策略并没有奏效。政府专员MyronRittervonNowinaZarzycki（18531934年）与垄断的管理者一样，反而继续推迟判决，并向罢工者保证他们很快就会得到加薪。
　　然而，在垄断主管有机会考虑他们的情况之前，她们强烈建议他们开始工作。
　　但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主任正在莫斯塔尔出差。此外，即使政府专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也很可能无法做到，因为他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
　　几天后，省政府终于对妇女的行动呼吁做出了回应。5月4日，CivilAdlatusBenko接待了代表萨拉热窝工人的代表团。
　　除了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外，女工们也对工厂管理人员对她们的反应迟钝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表示不满。
　　具体来说，他们声称凯勒督察如果每个女工提出要求或想要投诉，就会对她大喊大叫，并冷落她，这样就无法提交请愿或投诉。这些妇女显然希望行政人员承认她们的担忧。
　　针对上述指控，本科于5月5日写信给大富翁总裁朱利叶斯鲁曼，命令他立即对个别投诉点进行严格调查，并向他报告结果。
　　尽管仅靠这些试图接触省政府内部不同行政人员的尝试未能说服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但这些妇女与不同公务员交谈的反复努力是有说服力的。
　　尽管一再被告知必须推迟对他们的请愿书做出决定，直到有合适的管理员进行审查，罢工者继续敦促公务员考虑这个问题。
　　他们的行为表达了一种信念，即管理者应该回应当地人的需求，即使这意味着改变决策方式。
　　女工们同样就管理人员应如何应对某些政府机构的问题表态。
　　Benko呼吁调查五天后，省政府财政部门的临时负责人FranzLudwig开始收集工人的证词。
　　5月10日至11日，首席调查员邀请员工亲自到工厂向他投诉。
　　他总共编制了一份包含29份声明的档案，他通知省政府他已经用当地语言逐字记录了这些声明。
　　与Ludwig交谈的大量女工争辩说，工厂的医生KarlKarelBayer（18501914年）阻止她们从疾病和支持工人协会。
　　该协会于1886年由专卖局创立，由厂医和厂长共同管理。
　　与奥地利烟草专卖公司的情况一样，负责维护最新患者名单和个人患者档案以及药房的拜耳很可能不被视为公务员。
　　工人协会的会员资格向40岁以下的长期男性工人和35岁以下的女性工人开放，他们支付注册费并每周捐款。
　　一旦注册，工人有权享受免费医疗保健以及许多其他社会保护。1906年，548名工人参加了萨拉热窝烟草厂的计划。
　　然而，在她们的证词中，女工们争辩说，在现实中，她们常常很难获得这些福利。他们中的一些人声称这是因为医生没有履行提供护理的义务。
　　例如，MaraMarkovi告诉首席调查员，因为拜耳在我生病期间没有定期来看望我，所以我不得不打电话给Dimitrijevi医生。
　　根据协会的规定，厂医不仅要证明一个人身体健康可以工作，而且还要为协会成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当Markovi试图让拜耳给她开个处方，以避免再次支付医生的费用时，他拒绝了而是向我保证，当我回到工厂时，药费会退还给我。
　　Markovi得出结论，她仍然没有收到拜耳承诺的款项。
　　相反，她声称医生对他的病人不专心，在他真正与他们交谈时不合作，并且忽视了妥善处理协会的文书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她无法获得医疗福利。
　　（作者观点）其他女工强调，医生的厌女行为使她们无法接受医疗。许多女性选择分享医生对她们进行性骚扰的例子。
　　几名妇女报告说，医生在她们就诊期间对她们进行了猥亵。柳比卡伊利奇（LjubicaIli）回忆起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当时我还是个女孩。
　　TerasijaMatkovi和MaraVukovi都描述了拜耳如何向他们提供金钱以换取性。Matkovi对此回应说：我宁愿正直和贫穷〔davolimupotenjubitisirota〕。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解释说，医生的行为导致他们一起避免向他寻求治疗。
　　StanaMijovi就是这种情况，在被拜耳摸索之后，她宣称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我也不会去。
　　参考文献：
　　《今日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战火浮生见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