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为生计求日本人，变卖鲁迅遗物被阻后，曾用7字评价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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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浙江绍兴。
　　家道中落、时运不济的朱家，终于迎来一件大喜事。
　　已经23岁的女儿朱安，就要订婚了！
　　早年，始终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的朱家父母，挑选女婿的标准很是苛刻；因为总觉得没有看上眼的，便将女儿的婚事拖到23岁。
　　再嫁不出去就成老姑娘了
　　出于对女儿婚姻大事的日夜忧心，朱家父母在择婿这件事上，也逐渐放低标准：并不一定门当户对，但要是个读书人家。
　　恰是这个时候，绍兴城内东昌坊的周家，也就是鲁迅的母亲上门提亲。
　　同为家世没落的读书人家，朱家父母与周母一拍即合。
　　而两个从未谋面的年轻人，就这样被父母安排好了婚事；如此匆忙的包办婚姻，似乎也决定了鲁迅一生的冷漠，更决定了朱安被人遗忘的悲凉一生。
　　。
　　学生时代，对鲁迅的作品《祝福》印象深刻：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舍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随着朱安这个被世人忽略和遗忘的名字，逐渐重新浮出历史的水面，才恍然发现：
　　鲁迅笔下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又何曾不是他对发妻朱安的评价。
　　朱安的家庭传统保守，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朱安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并不是读书识字，而是将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女红家务，以便将来在夫家受到重视。
　　可这份教育方式，恰成为她一生的劫！
　　对于这桩亲事，鲁迅内心十分抗拒，因为当时在日本留学，婚期也一拖再拖。
　　期间，鲁迅曾给母亲写过无数次信，希望让朱安另嫁他人，但鲁母并未答应。
　　毕竟，悔婚在当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
　　直到1906年7月，也就是两人订婚的第7年。
　　远在日本的鲁迅在母亲多次催促下，才终于回到绍兴家中。
　　他心里清楚：这次回家很有可能会成亲；但为了母亲的心愿和心中坚守的孝道，他无法拒绝。
　　见到朱安的那刻，鲁迅是极为失望的！
　　这个裹着小脚、低眉顺眼的传统女子，似乎囊括了他所憎恨的一切腐朽和封建的事物。
　　所以在喜庆的新婚夜，作为新郎官的鲁迅选择了逃避，两人没有入洞房。
　　第二天晚上，鲁迅依旧在母亲房间里看书；第三天晚上，鲁迅还是在母亲房间里看书
　　朱安是遵循封建礼教的传统女子，但却不是情商愚钝之人，对于鲁迅这接二连三的逃避，她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
　　可即便认识到丈夫对自己的厌恶和疏离，作为妻子的她又能做些什么呢！
　　嫁入周家后，朱安的世界变得更小了。
　　丈夫鲁迅有他的理想和抱负，有他要践行的事业和信仰；可这个裹着小脚的女子，却没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更没有无以计数的经历去讲；自从23岁订下婚约，她唯一可说的事情，就是她的丈夫鲁迅。
　　出于对这门婚姻的反抗和厌恶，新婚第四天，鲁迅便和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并把这个母亲安排的妻子远远留在故乡，也留在了自己的生命之外。
　　房间里的大红喜烛尚未燃完，自己却要面对与丈夫的异国分离。
　　这样的婚姻，朱安不是不委屈的；可纵观这漫长一生的孤独和凄凉，这次的离别与等待，对她来说，却只是人生痛苦的开端。
　　。
　　1909年，鲁迅回国先是在杭州任教，第二年又回到绍兴，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本以为这次回国可以与朱安的感情增进，但是鲁迅却似乎有意避开般很少回家；即便有空余时间也是用来加班和看书，基本不搭理朱安。
　　1912年，鲁迅又去北京工作，而作为妻子的朱安依旧留在老家，负责照顾婆婆和家庭，直到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宅子，带一家人到北京团聚，已经结婚13年的朱安才真正有机会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同样，这场背井离乡的选择，也让朱安穷尽一生，再也没有回到江南故土。
　　在北京不大的四合院里，两人依旧是分居状态，可她对鲁迅衣食住行的照顾，几乎是无可挑剔。
　　朱安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服侍好丈夫、孝敬婆婆，终有一天，鲁迅会发现以前错待了她。
　　但她却不知道：这一生做的再多，鲁迅对她只要义务，没有情爱。
　　就如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所说：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也是这句话，似乎注定他只能给朱安夫妻之名，却无法给她夫妻之实。
　　她就这样在等待和期盼中守了一辈子活寡，也彻底活成了一个苦行僧。
　　。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
　　噩耗传到西三条胡同时，悲痛的朱安想去上海打理丧事；即便与鲁迅分居半生，可她毕竟还是鲁迅的原配。
　　但已经80岁的婆婆身体也不容乐观，为了照顾婆婆的身体，朱安只能在北平为鲁迅搭设灵堂。
　　作为明媒正娶的发妻，却连见丈夫最后一眼的资格和机会也没有说起来，这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哀。
　　鲁迅去世后，朱安和婆婆的生活得到周作人、许广平等人的救济。
　　但婆婆去世后，随着战火不断、物价飞涨，他们的帮助对于朱安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广平的救济被迫中断了。
　　为了活下去，她只能写信求助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希望对方施以援手！
　　先生如肯仗义执言使我债务得以清理，生活不致断绝，那时不但我感激您的心，无法用笔墨形容，就是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也要感激老朋友的爱护！
　　古稀之年，老而不死，毫无生活能力，尚需摇尾乞怜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已经面临断粮的朱安，再也顾不得传统女子秉承的克制和尊严，因为饥饿与窘困早已让她无路可走。
　　只是遗憾：这份怀揣着忐忑写下的书信，却因为战争原因，没有送到内山完造的手中。
　　误以为被拒绝的朱安，只能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
　　当售卖鲁迅遗物和藏书的消息，通过报纸传遍大江南北后；远在上海的许广平和鲁迅的友人们，立刻写信阻止。
　　刚刚解脱牢狱之灾的许广平在信中坚定表示：
　　只要朱安打消售卖鲁迅遗物的念头，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她。
　　为了留住这些宝贵的藏书，许广平又托付上海文化界的朋友们去北京亲自劝说。
　　门庭若市，吵闹不绝！
　　但大多数人的劝阻言辞都是先生遗物如何珍贵所有藏书必须妥善保存
　　自始至终，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吃得饱穿得暖，身体可否康健？
　　她的一生都在被忽视，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足够体谅她每个人都在向她索取，对她要求，让她牺牲，她的婚姻从来不由自己做主，她的命运也对她如此捉弄。
　　沉默一生的朱安，终于怒了，她全身颤抖地说道：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啊！
　　说完，悲痛地大哭起来，这一哭，哭尽了她一生的卑微与苦楚，哭尽了一生的无能为力。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她又怎会卖书，她比别人更想保护好鲁迅的遗物。
　　而这句用尽一生才换来的一句呐喊，也着实让人心疼。
　　但即便生活困难，她还是选择了妥协，不再出售藏书。
　　抗战结束后，朱安的境遇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大家纷纷登门来看望她，并送上钱款。
　　但大部分都被她辞谢了，她说：宁自苦，不愿苟取。
　　她知道，鲁迅一生清高，再苦再累，她也不愿意丢了鲁迅的颜面。
　　。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孤独和凄凉中，走完了这一生。
　　就在去世的前一天，回忆平生种种经历和往事，她仍旧对记者感叹：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而提到许广平时，朱安的评价更是令人动容。
　　对于这个抢走自己丈夫的新时代女子，朱安从不曾有过怨恨，直至临终前，仍旧温和从容道：
　　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她的确是个好人。
　　你看，即便渺小如蝼蚁的她，即使走到生命的尽头，心里念的还是别人的好。
　　作为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女子，善良陪伴了她一生；即便苦守无爱无性的婚姻整整41年，却从不曾怨恨任何人，也不曾挑剔任何人。
　　甚至得知鲁迅和许广平走到一起，两人生下周海婴后，朱安仍旧释怀欢喜道：大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但这种善良，给予她安身立命、知足常乐的豁达和释然时，同时也像一把锁，困囿了她余生的所有尝试和可能性，而因善良衍生的顺从和妥协，也是她一生悲剧的起因。
　　就像是被人钉在墙上的钉子，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最初被钉在那，一生就都在那
　　朱安去世时，唯一的遗愿是能够葬在鲁迅的旁边，但这个遗愿终究被许广平拒绝。
　　她一生认海婴为自己的孩子，临终也曾想让海婴送葬；可这个从未见过朱安的男孩，自然对她也没有浓厚的情感。
　　所以没有任何人送行的她，最终被葬到西直门外的保福寺。
　　那座孤零零的坟墓前，也没有任何标记，只插着一支朱安生前用过的黄竹镶铜的水烟袋。
　　那是她一生孤冷的见证，也是她一生唯一的温暖。
　　或许会有人说：朱安过得如此悲惨，鲁迅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或许也有人说：朱安的悲剧在于她不懂得反抗，不懂得重新开始！
　　可在那个有着浓厚悲凉底蕴的时代里，属于旧式女子的出路，又有多少呢！
　　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张幼仪涅槃重生的资本，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董竹君破釜沉舟的勇气，更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江冬秀杀伐决断的凛然
　　对于朱安来讲，身处这冷漠孤寂的婚姻围城，封建制度教会她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隐忍和沉默。
　　而这种不被我们理解和接纳的忍受，更是那个年代里大多数女子的悲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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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初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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