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六岗(五)
九四岗
观察九四岗有一个绝佳的位置,就是在西安市友谊东路和兴庆西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在此路口向南望,长长又缓缓的九四南坡,尽收眼底;向北望,九四北坡宽宽荡荡,慢坡长坂之美,一望无际。
九四岗这一段顶部的宽度,大约有三百多米。南坡大约四百米,北坡大约六百多米,合计接近一千五百米,兴庆西路正好完整地翻越了该岗。兴庆西路的东侧是西安交通大学,校园由北向南平铺在九四的北坡之上,南高北低。在本来就高的校园南部,九四岗又有一个二级起坡。这个坡比较陡,高度约有八米。目前在交大东门之内的南侧,能看到延着二级起坡铺设的台阶。台阶上面是交大医院和温泉浴室,这里就是九四岗的最高之处了。
1998年,交大在修建温泉浴室时,发现了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该墓虽然早已被盗,但墓穴的形制显示它是一座中等贵族的陵墓。唐代韦述的《两京记》说:常乐坊十字街道东蝦蟆陵,本董仲舒墓。中科院考古所早在1961年就通过考古勘察和文献研究,考证清楚了唐代长安城内各个里坊的位置。通过对比可知,交大温泉浴室就位于常乐坊十字街道东,从而确定了这座汉墓的墓主应该就是董仲舒。至于为什么叫蝦蟆陵,唐李肇的《唐国史补》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蝦蟆陵。在关中地区的方言中,下马的发音就是hama,与蝦蟆发音相同。因代代口头相传,人们逐渐忘了是下马陵,慢慢就变成了蝦蟆陵。
有意思的是,现西安市和平门内西侧,有一个下马陵董仲舒墓,但它并不是汉代的真迹。李健超先生在《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中说: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陕西巡抚王祤在此修建了祭祀董仲舒的董子祠;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咸宁县令赵廷锡又在此建了董子墓;到了清康熙元年(1662年),咸宁知县黄家鼎又在墓前立了下马陵石碑,之后便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白居易的著名长诗《琵琶行》中,有琵琶女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之句。又说自己: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元代的骆天骧在他的《类编长安志》中说,蝦蟆陵所在的常乐坊,是唐代女艺妓们的聚集地,有技艺教坊。他还说: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蝦蟆陵。交大院内的这个九四长坡正好就在兴庆池的南面,坡的东头又有蝦蟆陵,位置相当准确。所以说,交大院内的这个九四岗坡,在唐代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胭脂坡。
白居易在长安的第一处住所也在常乐坊。那时他刚中进士不久,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一个级别很低的职位,俸禄不高,没有能力购买住宅,租住的是常乐里关相公私第之东亭,还在这写下了著名的《养竹记》。若干年之后,白居易由翰林学士、左参赞大夫被贬到一千六百里外的江西九江任江州司马时,一次江边送客,遇到了也在常乐坊蝦蟆陵下居住过的琵琶女。当他听了琵琶女的弹奏,又听了她自诉的人生经历之后,心中无限感慨。他悲叹命运的无常,认为琵琶女漂泊于江湖,自己漂泊于宦场。两个对长安都有着深深眷恋的人,却邂逅在千里之外的江边。于是,《琵琶行》中才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
九四岗上的传奇《李娃传》
唐代的传奇故事颇多,《李娃传》是比较著名的一篇。故事讲述了一个地方大员的公子郑生,备足了两年的生活费用,来到长安求学并将参加来年大考期间所发生的事。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极具欣赏性。郑生初遇李娃时,见她妖姿要妙,绝代未有,遂徘徊不能去,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一段一见钟情的场景,描写的非常传神。然而,李娃及其养母一家,却是专门以色相诱人、然后趁机榨取财富的狭邪女。尽管有人给郑生讲了李娃的身份,但他依然愿意入网,毫不吝啬钱财。后来,李娃在与郑生同居一年、榨干了他所有的财富之后,便听从养母的话,果断设计逃之夭夭,致使郑生身无分文、流落街头。饥寒交加又悲愤的郑生很快就病倒了,被人扔到了专卖丧葬用品的市肆之中。靠着在市肆中出苦力的人们的同情心,你给一口、他给一口地喂饭;你给一件衣、他给一双袜地帮助;终于,他拄着拐杖可以行走了。那年初冬,长安下了场大雪。郑生穿着褴褛的布袍,手持一个破碗,在长安坊市间游荡乞食。他的病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但又冷又饿,不得不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上街乞讨。一路上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悽测。当时雪下得很大,一般人家都已经关闭了门窗。当晃荡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看到有一家的院门半扇没关,郑生便大声急呼,颤抖的饥寒之声,让人不忍心听。故事的转折从此开始,没想到这恰巧是李娃的家。她听出了郑生的声音,收留了郑生。后来给他养好了病,又资助他重拾旧业、督促他刻苦读书。三年之后,郑生考中了进士,被朝廷录用为成都府参军。从此,她俩人恩爱幸福,白头到了老。
安邑东门,即安邑坊的东门,位于今西安铁路局家属院一带。安邑坊东门内、沿着坊墙向北转,第七八家的位置,正当今兴庆西路的九四岗南坡中段。下图中的大门外至马路上,就是故事中所交待李娃家的位置。如今这里道路宽阔、缓坡慢上、静谧舒适,位置颇好。
对于《李娃传》故事的真实性,文学史上一直有争论。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之弟,进士出身,曾在朝廷任左拾遗、度支郎中等职。在故事的开头,白行简就交待:郑生以及他的父亲,都是当朝的名人,不便于用真实姓名,即略其名氏,不书。故事结束后,白行简又说: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郑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说自己的伯祖父与郑生很熟悉,非常了解这件事。如此看来,故事应该是真实的。不论怎样,就小说的艺术性而言,《李娃传》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让人过目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