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随着行商利润的降低，商人及边民贸易的活动也逐渐减少

　　万历时期，随着行商利润的降低，商人及边民贸易的活动也逐渐减少——万历后期，朝鲜使臣仍于往返途中贸换物资，译官等渡江后在饶货之处皆争抢外物之利。但辽东腹地苛政频现，＂虏警＂不断，物资及商旅寡少，辽东地区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劣。使臣贸易的困境
　　首先，各级官吏不断加深对城镇工商业者的盘剥。商贾多废肆闭户，朝鲜使团所需物品多不得买卖。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都御史李植欲拓地于辽右，筑城于旧辽阳（距辽东城二百余里，今辽中偏堡子，其土饶草丰，为胡人牧马之地）。 官府发民征夫的同时，对商人至百姓什物均摊发税额以助此役。
　　辽阳至广宁一路凋敝，守驿之官甚至需要典衣买马。广宁城商铺皆停业以示反抗。高淮等入辽数年后，辽东商贸不通，市廛物货仅存之一二。
　　朝鲜使臣行囊亦为税使等搜检重点，在辽贸易甚难。 其次，辽东官吏贪腐更甚于前，使臣买卖被勒其值，除必要出使流程外不在此多做停留。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恒福使团在辽期间，都司出银五两要买朝鲜土产甚多。
　　通事呈纳土产并还其银两。土产名单中有一种不称其心则不给车马。镇抚、伴送等官吏需索更烦，仅白银有时便可征讨十两。
　　万历二十七年（1599），使臣赵翊一行至辽东城，都司掌印大人亦送银五两来贸土产。副总兵亦送银两讨弓手二张。 镇抚百端所讨，礼房录吏亦有求索，使团虽竭行李却难以应酬。因车辆等尚未给出，使臣必须斟酌给予相应土产。
　　镇抚等满意之前，酒食等接待事项皆受刁难。万历后期，都司出银四五两求索土物已成惯例。官员所讨土产中以人参、白米、绵绸、席子为大宗。
　　万历四十二年（1614），金中清使团在辽阳行见官礼前例给镇抚绸二十匹、米二十袋以及其它杂物。 辽东官员勒索日甚，几乎罄其一路行囊。 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尚吉一行至辽阳，各衙门需索之物几近输纳乃许打发，以致路费匮乏，御寒之具与雇骡之价极有不足。
　　辽东沙河堡处雇骡之价为：驾骡四匹至北京给银二十两；骑骡二匹至山海关给银六两。朝鲜使臣至辽东期间，官员习惯假借贸易朝鲜土产之名，行讨要、勒索之实，且累次征索对使团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 朝鲜使臣基本不会与其主动发生贸易往来。
　　辽东＂虏警＂随时而至，列堡戒严，使团忙于赶路时无暇顾及贸买杂物。无论辽西、辽东，骑兵传递＂达子＂信息常呼啸飞过，使团须促鞭疾行至安全地带。
　　＂达子＂抢掠而过，驿路凋零虚残，使团赶路倍加警惕。 沿路多投宿民家，要么村门无人应答，要么索要高价且行李多失。万历三十年（1602），朝鲜使臣李民宬行至盘山、高平一带闻＂达子＂声息，因离广宁西百十里地情况不甚紧急，故使团可按规定路线前行。宿广宁城外三十里盛家店，正使、写字官、军官等行李、衣服、餐食皆被偷去。
　　回程时，小凌河驿卒劫换使臣坐骑，并偷窃弓子。 使团到高平闻西边砲声，登城东见富家庄等地被＂虏骑＂侵袭。 李民宬评述：东八站之广宁一带人多贫穷，凡遇使团皆瞪目相视，使团唯有加强护卫以防被抢夺或偷盗。
　　总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既无贸易需求，又无贸易条件，仅就食宿问题进行必要支出。 朝鲜使臣赴京路程辽东所占将半，所经站城与城外关塞皆为防御要冲。
　　使团所持物资主要用于入京贸货，在辽期间主要任务为按时赶路。但高淮等税使撤还后，辽阳、海州、广宁等巨镇铺肆繁荣程度有所恢复。但朝鲜使臣多不会主动与商贾进行贸易活动。 官府严密的监控
　　官府对其监控较为严紧，且买卖多伴游棍、卖头人役（牙商）需索行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金中清使团中译官与辽人私相买卖传至衙门。
　　于是，都司大人招来译官言：＂你一行员役所持把参必须发卖于我，方许打发，不然虽久未可发也。＂译官给予其它赂物后，使团得以发车。万历四十五年（1617），朝鲜译官金瑞私与辽商发卖海带五驮，或价甚多。 同行张希男所卖海菜阴属辽商，并欲以金瑞之价易卖。
　　辽商曰：＂其价已金瑞，汝何准捧乎？汝是开城府商张某之子，安得冒译官往上国乎？仍为殴打，卒未得价。＂可见，译官零散私贸与官方征贸在辽东腹地常有发生。此外，明廷律法许可朝鲜使臣在山海关以及中江关市等辽镇边地买卖物资。
　　例如，明廷曾许朝鲜山海关内外就便收买焰药。 但是，山海关以东原本出产较少，动荡的社会环境亦使行商逃离，辽东所需物资尚需赴关西购买。
　　中江地区更适合朝鲜使臣集中贸易物资。中江外威化岛边设有站铺，使团渡江后差官、监税、行商皆通其行伍之间。中江委官及镇江守官对朝鲜使臣较为优待，使臣从中江栅中通过时明廷委官送茶行礼。 镇江游击等闻使臣通过亦来义州送帖并索要诗文。
　　中江一带＂盛设供帐＂，＂礼遇甚隆＂。朝鲜使团卜驮等过中江栅门时亦需交纳税款及付与各官刀、扇等礼物，把总委官点查时容易过关。如果礼物无法满足江上委官要求，即因＂少之不受＂，使臣则需再次加送，方可安然过关。回程时所持货物须缴纳税款。
　　万历三十六年（1608），朝鲜使团过江时中江抽税折九十两白银，通事等以帽缎六十匹纳之，方可同行。 而后，又要对焰硝征税，通事恳告后得免。 朝鲜使臣及随行人员所持贸易物资多为禁物，＂往还行囊裹，并见搜索＂，公私之物＂虽欲随便贸来，其路已阻＂。
　　甚至，＂辽东都司每行阻搪，需索银两，罔有纪极，使奉使之行例致梗滞＂。朝鲜王廷为避免使团＂沿路滥驮之弊＂使国家蒙羞，严令法府一一查点赴京员役， 如有＂冒伪带率者＂或＂赍持禁物者＂，从重治罪。
　　然而，只要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得以保持，使臣沿贡路贸换货物谋取厚利的行为就不会停止。后金政权对辽东占据后，朝鲜使臣赴明贸易路线随之转向山东至京城一带。 边境潜贸的萎缩
　　明清战争拉开序幕之前，中江、满浦、茂山、会宁等中朝边贸市场虽得以保留，但政府许可之外的＂奸顽之徒＂私相往来，＂零贼窃发边上＂等夹杂潜贸的行径在朝鲜统治秩序恢复后均受到打击。战争期间的自由贸易尽归潜贸行列，潜贸又恢复了非法属性。
　　政府控制下的贸易活动严重偏离经济轨道，受政治氛围影响极大，在各方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成为妥协的首要工具。 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较壬辰战争时期变化最大的当属边境私贸部分。鸭绿江下游边民及中原商人依托中江关市一度可以自由买卖。
　　＂唐商簇至，船亦无间。＂辽东商民频繁往来于义州至理山沿江一带。尤其八九月采参季节，月黑人断之时，中朝边民互骑小船潜相买卖于隐秘处。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一月，朝鲜政府认为明军已撤，边防务必整饬，以期与上国接界之处的私贸恢复禁严状态。
　　朝鲜国王令各监司及义州府尹驱逐本国商人，若发现仍有潜留江界即刻捉捕，相应官员一同问罪。 使臣赴京越江亦须严查，不许携带禁物，严防上下疆域私相往来。
　　朝鲜边官鉴于明朝将官尚未尽回，各衙门差官尚有往来，把江委官、收税差官等建制仍在，一旦朝鲜逐商之令下达，关市开场之日不见朝商影踪，＂不但买卖者瞋怪，把江委官、镇江城游击辈必且怪怒，或将谓我国忘天将生死肉骨之大恩，而轻负之也＂，遂建议弛禁。
　　边官先严查水上潜商，＂捕得犯禁者，枭示境上＂，警示赴中江贸易者约束私贸行为，申明朝鲜政府的边防态度。此时，明朝从中央到地方皆支持中朝边贸。
　　明廷希望朝鲜通过辽东关市实现经济复苏，即＂何不将货物求辽东银子乎？＂ 辽东把江委官、收税官亦希望开放中江关市以扩大人参、貂皮等朝廷贡物的来源以及抽取巨额关税。高淮曾移咨义州府，建议朝鲜差派文官至中江一带专司税务，强化中江关市生财职能。
　　总的来说，镇江游击等地方官更视关市为辖境内的重要经济区，对边民生计和自身权利的巩固皆大有裨益。反之，贸易互通、人员往来皆为朝鲜之＂无穷后弊＂，朝鲜君臣坚持申请停罢关市。辽东与朝鲜无论支持开市与否，当时中江的贸易法度甚严，行商利润要么为官方所侵，要么交易为官方所限，商人及边民贸易活动自然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