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太后与孝文帝改革鲜卑汉化，改汉姓，穿汉服，促进民族融合

　　指导政治社会改革总是困难的，尤其是当改革牵涉到统治者本身利益时，其难度及危险更是足以吓退大多数改革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北魏孝文帝改革确实是历史上罕见的事例。
　　北方自前秦瓦解后，再次陷入混乱局面，鲜卑族的拓跋部势力在混战中崛起，迅速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政权。从386年拓跋珪恢复代国、并在当年改国号为魏开始，只用了12年时间，就占有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平城建都，开始仿照汉族皇朝的统治方式建立国家，力图长久地统治汉族人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原地区。到439年消灭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结束了100多年来的十六国混战局面，统一整个北方。
　　鲜卑族的拓跋部原来是一个活跃于今东北嫩江流域的游牧民族，魏晋时迁徙到代，汉化程度比氐族、羌族、南迁的匈奴族、鲜卑族的慕容部等要低得多，而且有不少拓跋部的首领，在主观上并不愿意主动接受汉族的文化，甚至很讨厌汉族文化。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派贺狄干出使后秦，羌族建立的后秦汉化程度很高，因此贺狄干滞留后秦时期学习了不少汉族的经典史籍，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看上去像个儒者。回国后，北魏道武帝见他言语、衣服有类羌俗（汉化的羌俗），认为他是喜爱汉族文化主动去模仿的，竟然愤而杀了贺狄干。
　　然而鲜卑族的拓跋皇朝要统治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原地区，又不得不接受汉族的文化，尤其是要仿照汉族皇朝的统治方式。而要仿照汉族皇朝的统治，又必须任用汉族的世家大族参与统治。这样一来，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必然要形成汉族世家大族与鲜卑族贵族之间的矛盾，拓跋氏皇族的皇权与汉族士族阶层及鲜卑族贵族阶层的矛盾。同时，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也相当尖锐。北魏的统治者一直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斗争中寻求着解决的方案，以图提高统治的效率，解决社会矛盾，防止十六国混战局面的再现。
　　北魏前期的皇帝们采用的手段是在强大的武力支持下，生硬地拉拢，甚至是逼迫汉族士族参与统治，同时维护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维护鲜卑族的文化传统。北魏初年，汉族士族阶层对这个胡人政权心存疑虑，并不积极地参与政治。北魏朝廷多次下诏征召高门名士，但响应者并不踊跃，常常是被地方官逼着上路的，而北魏皇帝对于汉族士族也疑心重重。
　　北魏道武帝任用汉族谋士张衮及张衮推荐的名士崔逞，让他们参与军国大计的讨论。进攻后燕都城中山时，军队缺粮，崔逞建议以桑葚为食，说是《诗经》上有飞鸮（古代传说中的恶鸟，鸣叫声不祥）吃了桑葚鸣叫声会变得好听的说法。北魏道武帝认为这是在污辱鲜卑军队，虽然接受了崔逞的建议，但怀恨在心。不久，道武帝要崔逞和张衮写信招降东晋将领，指示要在信中侮辱东晋皇帝，可两人起草的信中只是称呼东晋皇帝贵主。道武帝更加不高兴，将崔逞处死、张衮贬官。
　　北方汉族第一高门崔氏的崔宏、崔浩父子在魏明元帝、魏太武帝时期参与朝政，出谋划策，立有奇功。但崔浩建议分明姓族，想利用北魏少数民族政权来恢复魏晋的士族门阀政治，进一步确认士族阶层的种种特权，要求分享政治权力，这就更加引起鲜卑贵族的仇视。
　　尤其是崔浩在太武帝时主持编写国史，对于鲜卑族一些被中原汉族人民看来是野蛮的丑事直书不讳，还将国史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大路旁，让往来的行人都能看见。鲜卑贵族及太武帝大怒，于是就以暴扬国恶为罪名，族诛崔浩及清河崔氏与崔浩同宗的亲属，
　　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崔浩时，他也惶惑不能应对。与崔氏通婚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被灭族，参与修订国史的几百名秘书郎吏全部被处死。
　　北魏统治者没有能够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北魏靠着军事征服手段来进行统治，没有能够建立起像中原汉族皇朝那样有效的统治体制。比如各级官员都没有俸禄，鲜卑贵族及鲜卑族武官可以依靠战争的掳掠及战后的赏赐获得奴隶、财富，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官只得到不定时的赏赐，其余就只能从违法的途径去获得收入。
　　地方州郡设3员守宰，一个是拓跋宗室，一个是异姓鲜卑族贵族，一个是汉族文官，一律6年一任，考核的项目仅仅是是否按时、按定额向朝廷缴纳租调税收，至于如何前去征收租调完全由地方官自行决定。如此体制，造成贪官污吏遍布官场。而且在地方上北魏实行宗主督护制，既承认鲜卑族各部落控制各族人民组成的屯聚，也承认汉族地主豪强的各个土围子坞壁的合法性，任命豪强头目为宗主，督护属下的百姓，作为各地的地方基层组织。这样的政治制度显然难以长期而有效地统治中原汉族人民。
　　北魏以武力立国，当鲜卑族的武力开始衰落时，其统治就出现了危机。北魏太武帝统治后期，鲜卑族的军事实力明显衰落，450451年与南朝刘宋的大战失利，鲜卑军队死伤惨重，朝廷上下无人敢轻言向南朝开战。此后，北魏统治地区接连爆发各族人民的反抗起义，社会秩序混乱。473年，北魏发布法令，规定县令能够平定一个县的劫盗的，兼管两个县；能平定两个县的，兼管三个县，3年升郡守；郡守能平定一个郡劫盗的，兼管两个郡，能平定两个郡的兼管三个郡，3年升刺史。可见当时社会秩序之糟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北魏前期的统治者不愿意主动去适应这一趋势，导致统治出现危机，要克服这些危机，就有待于愿意主动自觉地去适应这一趋势的统治者掌权，这样的统治者就是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后改为汉姓，史称元宏），在他们执掌政权期间，主持了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冯氏是汉族人，其家族几世都是北魏的高官。她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浚的皇后，文成帝死后，即位的献文帝拓跋弘才13岁，鲜卑贵族丞相乙浑擅权，冯氏定计诛杀乙浑，从此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等到献文帝有子（即以后的孝文帝），冯太后亲自抚养，还政于献文帝。
　　但献文帝喜好佛道，在471年传位于才5岁的儿子，自称太上皇帝。5年后，冯太后毒死献文帝，再次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孝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影响下，从小接受汉族文化，史称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精通五经，善谈老庄，广泛涉猎经史诸子，好为文章，经常在马上口授文书，无须改动一字。
　　从476年冯太后临朝听政到490年冯太后病死，主要是冯太后主持朝政；孝文帝从490年起亲政，继续进行改革。到公元499年病死。历史上将这23年的改革统称为北魏孝文帝改革。
　　冯太后主持朝政期间进行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及社会经济政策方面。481年公布了新的法典。483年颁行班禄制，正式给文武百官发放俸禄。当然朝廷是不用拿出钱财来的，老百姓每户的租调增加3匹帛、2斛9斗谷，算是官员俸禄的来源。同时规定官员如果在俸禄之外贪赃值1匹帛就处死刑。
　　当年对于各级官员进行监察，查出40多个地方官贪赃，全部处死。这震撼了北魏官场，贪赃枉法之风有所收敛。奇怪的是鲜卑族的地方官员却不愿意享有俸禄，淮南王拓跋佗作为代表上书请求恢复原来的制度。孝文帝坚决予以拒绝。
　　大约在485年前后又开始实施三长制，废除原来的宗主督护制。规定民间百姓每5家立邻长，每5邻立里长，每5里立党长，人户由国家直接控制，政府直接向人户征收租调威税。邻长、里长、党长由政府挑选乡人强谨者担任，给于免除徭役的特权，负责为政府编造户籍、催征赋役、劝课农桑。
　　这项制度损害了鲜卑族及汉族豪强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朝延会议讨论这项制度时，很多官员都表示反对。三长制的建议者李冲与反对者反复辩驳，最后主持会议的冯太后决定推行此制。这样北魏政权得以争夺到剥削对象，并为均田制及租调制的推行创造了条件（详见均给天下之田一章）。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这3项重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北魏的中央集权。
　　孝文帝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改革，其改革的重点转向民族政策。孝文帝是没有民族成见的皇帝，他曾说：皇帝经常犯的毛病在于不能处心公平、诚意待人。如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做兄弟。他立志要移风易俗，改革鲜卑族的风俗，实现胡汉一家、民族融合。
　　北魏孝文帝民族融合政策关键的一步是迁都洛阳。北魏当时的首都平城地区是鲜卑族拓跋部的根据地，到了孝文帝的时候，这一地区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而平城地区居住的人口众多，皇宫、百官以及从各地迁来的富商豪强消耗着大量的生活资料，普通的鲜卑族百姓则生活困难，抗御灾荒的能力很差，社会秩序也较为混乱。
　　平城地区相对于中原汉族农业地区，经济实力是相当低下的。这一地区占优势的是鲜卑族传统文化，阻碍着政治制度的改革及民族的融合。
　　有鉴于此，孝文帝决心将北魏的统治中心迁往洛阳，这样在政治上可以摆脱传统守旧势力的干扰，进一步推行改革，并且更便于统治中原地区。在经济上而言，洛阳可以通漕运，通过水路联系四方，既利于军队输送，又便于获得充足的物资。尤其从文化背景而言，洛阳是汉族文化的中心，将鲜卑族朝廷迁到洛阳，对于推进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鲜卑族守旧贵族坚决反对离开老根据地，孝文帝就玩了一个花招。
　　493年，孝文帝宣布要亲自率领百万大军征伐南齐，朝臣纷纷反对，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尤为激烈。孝文帝大怒，说：社稷乃我社稷，任城王胆敢沮众么？！拓跋澄反驳说：社稷诚然是陛下的社稷，但我是社稷之臣，不能不尽忠。退朝后，孝文帝约拓跋澄密谈，对他说：我们国家兴起于北方，徙居平城，虽然富有四海，可文治还未走上轨道。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推行文治，要移风易俗，更为困难。洛阳历来是帝王统治中心，我是想迁都洛阳，你看如何？
　　拓跋澄少而好学，也是接受汉族文化熏陶的鲜卑族皇族，他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说：天下百姓听说了肯定高兴。孝文帝这才向他言明：南伐是假，迁都是真。拓跋澄说这是非常之事，不能让一般人知道，要决之圣怀。孝文帝就任命拓跋澄为抚军大将军，负责指挥南伐。孝文帝率领20万（号称30万）大军及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开往南方，到了洛阳后，休整了几天，孝文帝查看晋朝宫殿遗迹，参观太学、石经后，全身戎装，又上马出发。
　　北魏的文武百官们拦在道路上磕头哭泣，请求停止南伐。孝文帝乘机宣布如不愿南伐就要迁都洛阳，朝臣们只得赞同。孝文帝第二年在河阳建立牧场，下令每年将原来河西牧场的200多万匹马分批调到并州，饲养一段时间后再转移到河阳牧场，使马匹熟悉内地水土，不至于病残，这样就保证了鲜卑族骑兵的马匹供应。同时在鲜卑族中挑选勇士15万人组成宿卫军，驻扎洛阳，使朝廷拥有足以威低地方的武力。至495年，北魏朝廷全部迁至洛阳。
　　孝文帝民族融合政策的核心，在于使鲜卑贵族转化成与汉族士族相同的统治集团。过去鲜卑族男子蓄发梳辫，称之为索头，服装窄袖、左面开襟，与汉族习俗不同。494年，孝文帝下令禁止穿戴鲜卑族服饰，所有士民一律按照汉族风俗穿戴打扮。第二年，孝文帝又下令，凡迁到洛阳的代人（即鲜卑族人）户籍一律改为河南洛阳，不得再称代人；死后一律葬在邙山一带，不准归葬代地，以此绝灭鲜卑族贵族故土之恋。
　　495年，孝文帝规定凡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廷中只能讲汉语，不准讲鲜卑族语言；30岁以上的官员可以讲本族语言。如果有故意违反的，降爵黜官。为了威慑朝臣，孝文帝还和李冲演了一出双簧：在宣布这项规定时，孝文帝故意说李冲曾提出四方的语言没有正音可言，皇帝用的语言就是正音，何必改旧从新的反对意见，孝文帝宣布：李冲说的这些话，实在是有负朝廷，应判死罪。命御史把李冲拿下，李冲赶紧下跪求饶，文武百官也上前求情，孝文帝这才把李冲放了。
　　他是用这出双簧来堵住守旧大臣的嘴。为了让鲜卑贵族彻底汉化，496年，孝文帝下令把原来鲜卑族的姓氏都改成汉族姓氏，比如皇族原姓拓跋，改姓为元姓，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达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等等。传说拓跋氏兴起时就有99姓跟随，以后并吞各部族，姓氏更多，至此全部被改为汉族姓氏。此外还将鲜卑族官员的名字也按汉族士大夫的习俗，改为有名、有字。
　　孝文帝的民族融合政策是为了北魏皇朝长治久安的目的，以减少与汉族士族阶层的矛盾，联合汉族士族阶层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统治。所以在大力推进鲜卑贵族汉族化、士族化的同时，他又全面强化中原地区久已存在的士族制度。
　　495年下令定姓族，按照先人官职的大小，将士族阶层的各姓氏划分甲、乙、丙、丁4等，依次排列各姓士族的位次。原鲜卑族贵族转化而来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8姓以及汉族山东士族中的太原王氏，清河、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关中士族中的京兆韦氏、杜氏；河东裴氏、柳氏、薛氏，弘农杨氏，这些姓族算是最高级的。凡选拔官员必须严格按照姓族出身进行。
　　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原本是要根据人品选拔官员，就制度、法律而言，并不是完全依照门第取官，孝文帝的定姓族则完全注重门第，所以帮助进行定姓族的李冲等人也感到太过分了。可是孝文帝这样做也是有他的苦衷的，因为如果全部按汉族标准，那么原来的鲜卑贵族因没有儒学基础就会被汉族士族看不起，而重门第不重人伦可以使鲜卑贵族迅速获得与汉族士族相当的社会地位。
　　为了实现与汉族士族阶层的密切合作及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原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的通婚。他本人以身作则，为自己的6个弟弟聘汉族士族家庭的女儿为妻，同时又强调缔结婚姻必须严格按照门当户对原则来进行。
　　冯太后与孝文帝在推行改革时，大力重用汉族官员。如陇西李氏的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并主持洛阳的修复工程；李安世建议推广均田制；从南朝投奔而来的琅琊王氏的王肃为仿照魏晋改定官制、设立官品制度、改定祭祀天地宗庙礼仪出谋划策；如此等等，足可见这次改革得到了汉族士族阶层的积极配合。很多鲜卑贵族官员也积极支持改革，如任城王拓跋澄协助确定迁都大计。孝文帝的弟弟彭城王拓跋勰博综经史，雅好属文，当时为侍中，参与改革大政的筹划。
　　然而在另一方面，这次改革触动了鲜卑族旧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不少鲜卑族守旧贵族的反对。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就十分讨厌迁都洛阳，在迁都后的第二年，拓跋恂趁着孝文帝出外巡视，杀死自己的汉族辅导老师，带了一些人逃往平城。
　　孝文帝得知后大怒，亲自杖责拓跋恂，并与大臣商量废黜太子，李冲等人都表示反对，孝文帝说：古人有言，大义灭亲。拓跋恂背叛父亲，叛逃国都，如此丧心病狂，今天不废掉他，是国家的大祸，恐怕我死后永嘉之乱就要重演了。坚持废掉了太子。一年后有人密告拓跋恂谋反，孝文帝就下令将拓跋恂处死。
　　鲜卑贵族穆泰，是三朝老臣，孝文帝年少时曾触怒冯太后，冯太后下令将这个小皇帝软禁起来，打算废黜，穆泰苦苦谏告，才使得太后回心转意。但穆泰后来反对迁都，反对改换汉族服装、使用汉族语言，任恒州（治所即北魏旧都平城，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北部及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刺史后，与一些反对改革的旧贵族密谋起兵叛乱，企图推举阳平王拓跋颐为皇帝，恢复旧制度。幸好阳平王揭发了这起阴谋，穆泰铤而走险，带几百人造反，孝文帝毅然将这批阴谋家全部处死。
　　北魏孝文帝改革缓和了北魏的统治危机，使得北魏真正成为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阶层的联合政权，自十六国以来，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得到汉族士族阶层的全面合作，北魏的政治状况在本质上已经和魏晋南朝政权没有什么两样。
　　自东汉以来，北方汉族及陆续南迁的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合是历史的趋势，但魏晋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民族仇视政策酿成十六国前期的民族仇杀惨剧，激化了北方的民族矛盾。虽然经过前秦的纠正，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随着前秦的瓦解，北方的民族矛盾再度激化。
　　北魏以武力统一北方后，民族融合的条件逐步具备，可是北魏前期的统治者没有体会到民族融合的意义，客观上阻碍着民族的融合过程。孝文帝敏锐地注意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毅然顺应历史潮流，可以说是强行推行自上而下的汉化政策，迁都洛阳，得以一举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