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宣宗时期，官员各种奇葩的利己行为，冒功谎报监守自盗成风

　　自金章宗后期政治上多外戚小人干政、经济上大修宫殿、文学上止于词章，为金末的衰弱败亡埋下了伏笔。金朝弊政于宣宗朝愈发凸显，官僚队伍中多是懦弱无能之辈，贪污腐败现象普遍存在，武将群体更是出现了严重的渎职。宣宗时期官场管理十分混乱，甚至发生假冒官职的现象。官员懦弱无能
　　由于宣宗是在胡沙虎政变乱局中非程序即位，致使宣宗性多猜忌唯恐重蹈卫绍王覆辙。故而宣宗喜用监官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为耳目以伺察百官任用近侍监察百官，确保官僚队伍中无不臣之心。
　　朝中大臣对于其他官员的黜陟本应以至公至正为重，然而宣宗时期各大臣生怕宣宗疑其结党营私，对不当处罚惧不敢言。除却对于官员群体的监察之外，贵族同宗也受到了多重防范。
　　与此同时，在术虎高琪的影响下宣宗开始奖用胥吏，使得吏权大盛，压抑士大夫群体的发展，士大夫中凡有敢为、敢言者，大多被斥逐。宣宗还偏爱刑法以求塑造威严的君主形象，偶有官员违背宣宗意愿则当众斥责，所以在位者多萎靡不振，不求有功惟求免罪。
　　由此可见，宣宗戒备心甚重又喜刑法，大肆任用监官胥吏的行为导致多数官员为求自保选择循规蹈矩不多于他人交往，政事上随波逐流，才能突出的人往往得不到重用，懦弱无能善于谄媚之徒却位居高位。
　　1。缺乏改革才能与勇气
　　宣宗时期，金朝颓势暴露的愈发明显，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爆发，宣宗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当务之急是对弊病加以改革以缓解尖锐的矛盾。
　　然而宰执身为官僚队伍中的领头人物，却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出现争端事宜先恐人疑己，对于困难重重的改革更是缺乏勇气。作为百官之表率的宰执不仅自身无改革金末弊病之才能与勇气，在选任官员上偏重才能不突出不生事端者以维持表面上的统治稳定。
　　宣宗时期，当朝宰执的行为代表了大多数官员明哲保身的心理，面对矛盾丛生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官员选择了捂上耳闭上眼，苟且于眼下的安稳，这使得宣宗朝错失扭转金末衰败趋势的机会，气数已尽的金王朝走向无可避免的衰亡。
　　2。贪生怕死者居多
　　面对战火连天的局面，官僚群体作为统治阶层本来应该做出表率抚慰民心，然而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官员仍然选择了保全自身。贞祐二年（1214年），宣宗将都城从黄河北部地区的中都（今北京）迁移至黄河南部地区的南京（今开封）以逃避蒙古军队的打击，南迁都城对于河北地区的军事作战十分不利，留置河北的官员加剧了河北地区政局的动荡。
　　贞祐三年（1215年）河北各州县战争频发，畏死固然乃人之本性，但当时绝大多数官吏选择逃脱，导致宣宗不得不下达诏令强制五品以上官员举荐人才以支撑河北官僚体系的运作，劝农使李革更是直接指出河北州县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难的情况，有悖于女真民族强悍作战的形象。由此可见，宣宗时期官场的腐败与官员的不作为，为约束这种情况还制定了惩处职官避不就任的法规，但收效甚微。
　　3。怠慢政务
　　这一时期，官员懦弱无能的又一表现即是行政效率低下，怠慢政务的现象普遍存在。宣宗社会自然灾害频发激化了各种矛盾，为了安抚百姓的情绪稳定统治，统治阶级采取了许多措施，然而官员群体素质参差不齐，怠慢赈灾事宜的处理，未能达到缓解灾后矛盾的目的。
　　贞祐三年（1215年）四月，河南路发生大规模的蝗灾，宣宗为缓解灾情派出捕蝗官，然而捕蝗官玩忽职守，对工作十分懈怠。兴定四年（1220年）依照亳州的灾情严重程度本应减免三十万石粮食的赋税以宽慰百姓，三司官却隐瞒实情上报亳州减免十万石粮食赋税为佳，这其中固然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也不由让人对三司官处理政务的能力产生怀疑。
　　除去灾后事宜处理不当之外，宣宗社会正处于多事之秋，及时掌握各地区的政事与各战场的战况尤为关键，然则长期沉溺于稳定生活的官员群体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贞祐四年（1216年）宣宗斥责御史台道：今旦视朝，百官既拜之后，始闻开封府报衙声。四方多故之秋，弛慢如此，可乎？百官就职后才有开府报衙的消息，从此类小事中可以窥见当时官员对政务的慢待。
　　兴定三年（1219年）宣宗对掌管监察的台臣进行谴责，因为宣宗交付尚书省处理的政务，有的几天都不见其办理，等再问则巧言掩饰。大臣或许有遗忘的情况，左右司有懈怠的时候，但是台臣应当对此加以提醒。由此可见，宣宗时期官僚系统中普遍出现怠慢政务的现象。
　　在宣宗统治末期，官员对于政务的懈怠仍然没有改变。元光二年（1223年）七月，发生了朝廷官员及承应人每月供给俸禄粮中多掺杂糠土的事情，而台官对于所收纳的粮食是否本就如此以及收纳所使用的斗斛大小不一的情况一概不追问，致使宣宗怒不可遏，训斥了御史们。
　　在经济上，劣币不断驱逐良币会导致商品产业链彻底被摧毁。在官场上，懦弱无能的官员持续压抑有才干的官员，带来的结果就是政治环境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被置之不理，金朝活力被消耗殆尽，最终于宣宗结束统治后的不久便迎来了整个王朝的覆灭。
　　贪污腐败风行
　　宣宗时期，统治阶级注重表面的简朴以求获得清廉的美誉。但是表面上的朴实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廉洁，宣宗社会贪污腐败现象尤为严重。
　　1。胥吏贪污严重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与吏开始出现划分，官员是指官僚系统中各级的决策者与管理者，胥吏则是指负责办理具体事务的低级编外人员。术虎高琪成为宣宗时期的要臣后，大肆任用胥吏压抑士大夫，造成了吏权大盛的现象。
　　胥吏是统治阶级与百姓之间的重要桥梁，其职务需要直面百姓，这便使得胥吏可以利用特殊身份牟取私利。遭受天灾人祸双重夹击之下的宣宗社会为了缓和矛盾推行了许多措施，其中就包括派遣劝农使。然而劝农使并没有明显的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归其原因即是担任劝农使的多为胥吏吏卒因为奸利，是乃妨农，何名为劝。
　　朝廷为鼓励农业生产必然会提供相应的奖励，与此同时如果农业生产大幅提高，那么劝农使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为了获取眼前利益及长远利益，担任劝农使的胥吏大多采取妨碍农业生产发展的手段。
　　金宣宗时期的地方官僚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畸形，官员受到胥吏的掣肘，致使地方官僚机构由无政治远见只着眼于个人私利的胥吏掌控。胥吏的权力不断地膨胀，其贪污腐败的行为也愈发地放肆。
　　2。借由天灾人祸敛财
　　宣宗时期，许多人通过纳贿或其他行贿方式得到官位往往自纳赂请托得之，故疲懦贪秽者亦多。买官大多是为了更加方便的获取利益，故而即任后不免出现贪污腐败的行为，恰逢宣宗社会处于一片残壁断垣之中，一些官员便借由天灾人祸敛索财富。
　　自贞祐二年（1214年）南迁都城之后，蒙古军队对金朝统辖下的河北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军，百姓仓皇而逃企图渡过黄河重新进入金朝的保护范围之内。
　　贞祐三年（1215年）部分官员在面对百姓的急迫的逃生欲望时，要求百姓交纳一定的费用后才可渡过黄河。宣宗亲自过问河北百姓渡河相关事宜，因此从侧面反映出此种现象并非罕见。
　　同样，一些官员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也暴露出自己丑恶的嘴脸。贞祐四年（1216年）五月，宣宗以旱蝗昭告天下，时任山东行省的仆散安贞上奏言泗州地区蝗灾十分严重，百姓生存极为困难。
　　但是为了完成征兵任务维系自身的权力，官吏们仍然贪婪残暴抓捕民众，依仗权势以金朝政府的名义扩大纳粟官的数量，但往往收取粮食却无法为其提供官职。官员群体特别是地方县官的贪婪暴虐使得当地百姓难受其苦被迫逃离居住地，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3。监守自盗
　　部分官员为获取更多的利益出现监守自盗的行为。元光元年（1222年）三月，军事装备严重不足，为增添马匹与弓箭的数量，宣宗采取高价收购马匹与依照官品强制征收弓箭的措施。
　　身为尚书右丞的徒单思忠却将兵马卖给官府，并且收取高价，犯了监守自盗的罪责。金朝对于监守自盗处罚很重，依照刑法理应处死徒单思忠，但宣宗出于对当时政局的考虑免其死罪，只降了官职。
　　监守自盗是官员最为忌讳的行为，然而宣宗时期官僚队伍中贪污腐败之风盛行，群体性行为打破了许多人的心理底线，，一些官员甚至相互遮掩彼此贪污受贿的不法行为。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贪婪的蛀虫，最终金朝便在无数蛀虫的侵蚀下轰然倒塌。武将渎职
　　对于正处于内忧外患局势下的宣宗社会而言，武将是直接维持金朝统治的群体。女真民族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的金朝，因此更加重视武将的作用。
　　可惜的是，这时女真人的尚武精神逐渐被长期的安稳生活所磨灭为将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效死之心。怀着战死沙场保卫家国思想的武将所剩无几，甚至部分武将为了个人利益枉顾朝廷安危。
　　1。随意赏罚
　　宣宗时期战争频发，军人数量增加，武将权力随着加大。越是战乱的时代统帅军队的将领越有地位，在军队中将领的威信甚至超过君主。在古代战场上，作战时机是非常重要的，错过合适的战机便会落得下风，由此将领在作战时常常会出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这本是出于对将领的信任，但是时间一长极易在军队中形成将领专权的现象，各将领率领的队伍内部形成不同于外界的秩序。
　　这一时期，金朝军队中就出现枉顾朝廷律令，自行订制赏罚的情况。兴定二年（1218年）十二月，尚书省向宣宗上奏言：要求所有军中的号令赏罚都要标注清楚诏旨和教令，不能纵容军司的欺瞒压榨行为，因此可知当时军队当中假借律令随意实行赏罚的行为十分严重。
　　针对这样的状况，宣宗采取了一些限制武将随意赏罚行为的办法。元光元年（1222年）二月，宣宗提出要清廉有名望的官员对于武将的具体赏赐进行核实。将领在军队内部随意赏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士兵群体对于朝廷的敬畏，从而不利于金朝的稳定统治。
　　2。惧战畏责
　　武将作为保卫王朝统治的主要群体，其最为重要的特质就是勇敢坚毅并且敢于担当。勇于与敌作战是一个武将的基本能力，但是在内外夹击下的宣宗社会中一些武将开始逃避作战。
　　兴定四年（1220年）河南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完颜伯嘉作为宣抚使在巡察地方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与红袄军作战而不至泗州地区，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宣宗时期的武将畏惧作战的心理。
　　战争固有胜负，承担战败的相应处罚是一个武将的职责，然而宣宗时期的部分武将为了躲避战败的处罚无所不用其极。贞祐元年（1213年）术虎高琪在连续作战失利后，术虎高琪惧怕因战败被其统帅胡沙虎处死，先发制人杀掉胡沙虎。
　　之后又出现了阿里不孙战败丢失领地之后害怕受到严重的处罚，便隐姓埋名生活，被发现后宣宗宽恕其罪。更有甚者为逃避战败处罚自立政权，蒲鲜万奴征讨契丹贵族耶律留哥叛乱未果为免处罚叛金自立。就连战败责罚都不愿承担的武将必然没有为国捐躯的觉悟，惧战畏责的武将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3。冒领军功
　　军功是武将经过自己辛勤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奖励，是对武将的最大肯定。公平合理地分配军功是激发将领作战积极性的重要环节。宣宗时期局势混乱战争多发，朝廷内部对军队的监察无法面面俱到，有人便趁此时机冒领军功。
　　兴定二年（1218年）六月，户部员外郎臧伯升冒领军功而升迁，然而御史要求追究其罪责时，宣宗却提出军中冒领军功者甚多，处罚一个必然引起其他冒领者不安，此时正值多故之秋，追查下去必然会牵连帅府，为求政局稳定仅厘正臧伯升的军功并不多加责罚。
　　由此可见，当时冒领军队者不在少数。为了一时的稳定放任破坏规则的行为是十分危险的，宣宗对冒领军功行为的纵容使得遵守规则的将领越来越少。在自己的胜利成果随时都可能被他人窃取的环境中，在冒领他人战功也不会受到责罚的背景下，只会逐渐削弱武将竭尽全力作战的意念。
　　4。谎报军情
　　中国古代碍于疆土广阔交通不便，关于战场的情况大多数是基于武将对战事的报告，负责监察的御史无法做到全面监控。金宣宗时期蒲鲜万奴于贞祐三年（1215年）在辽东地区叛金自立，直到兴定二年（1218年）金朝才知此事。
　　因而可知，这一时期军事消息的滞后。部分武将便利用这一弊端谎报军情。兴定五年（1221年）五月，完颜赛不的儿子完颜讹论在唐州与宋军作战时战败，死伤惨重，但完颜讹论匿而不报反而谎称战胜了宋军。最后宣宗也因完颜赛不的缘故并不责罚于完颜讹论。
　　谎报军情自古以来便是大罪，错误的军事信息会导致战事部署上出现严重的问题，同样谎报军情的行为也显示出武将本人对于战争以及朝廷的蔑视。
　　总结
　　宣宗时期官员管理杂乱无章，文官不受重用，武将渎职严重，权盛一时的胥吏在浑浊的政治环境中腐败行为愈发放肆。统治阶级在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时只顾自保枉顾王朝命运，对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社会危机逐渐演变为统治危机。
　　渎职的武将以及懦弱无能并贪污腐败的官僚逐渐侵蚀着金朝的活力，金宣宗时期不但未能挽回自章宗后期已显颓势的金朝政局，自然生态的不利与政治局面的无序反而奏响了金朝衰亡的前曲，推动金朝徐徐走向最终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