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主要架构内容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贸易的通货需求
　　历史思考：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主要架构内容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传统社会时期，由于周边区域的自然条件限制，生产力不发达，产品种类单调，对粮食、布匹、茶等物品需与中国内地进行频繁交换。这些交换来自于实际上物产上的势能差，通过边缘地带和过渡地带，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开放性，这既是自然地理条件基础决定的，也是经济功能区域差异带来的交流需求。
　　中国长期居于本区域生产力最发达的地位，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周边尤其是北部邻近区域有发达的畜牧业，中外各方长期存在着产品交易的需求。北部的游牧-农耕过渡带和西域绿洲地带，长期以来是中原与内陆亚洲及西方交往的主要陆地通道。东南沿海的边缘地带是中国面向太平洋岛屿地区的重要窗口，海外贸易逐步增多， 尤其是唐宋元明等时期，出现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宋代贸易税在国家财税中占有重要地位。
　　到明代中后期，银本位的中国甚至主要依赖通过贸易而由外洋输入的白银才能满足通货需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对外贸易多保持顺差状态。哪怕清代所谓闭关锁国时期，也并没有断绝陆地和海上的对外贸易往来，如和俄罗斯固定的恰克图陆地通商机制持续百年，对双方尤其是俄方的作用很大，而广州为中心的固定海口通商贸易量也并不小。
　　从技术条件看，交通及通信是人类交往的主要依托。 在古代中国，陆地通道是对外交往的主要路径。古代的交通工具和通信传递的主体都是人类自身体力和畜力，运载量有限、维生消耗过大、成本很高。
　　尤其是中国幅员辽阔，都城又往往位于版图中央，通向域外费时旷日持久，如汉代甘英出使大秦而阻于西部某海。所以通过陆地通道的对外交往比较脆弱，海上交往在早期也是受限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低下，人们视大海为畏途。后来虽然技术提高，但海上靠天吃饭比较常见，风险也较大。同样是甘英出使之事，安息人告之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
　　后来随着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外界的海上交往得以扩大，但范围以本身所在的东亚和西太平洋为主，波及印度洋海域。和更远区域的贸易，在古代主要是阿拉伯、波斯商人等群体完成的。 至于产品交易本身，在古代社会也有很多限制。
　　古代社会生产力和消费都相对简单，衣食和基本日用品是主要需求品。这些产品很多容易腐烂，在远距离交易时只有不易腐烂的丝瓷、茶叶、大黄和一些价值高昂、利润丰厚的奢侈品比较适宜。同时由于没有统一的兑付手段，易货往往是主要形式，这使边境贸易成为总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传统外交的演化
　　在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基础环境因素条件下，中国传统外交的演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形成了自己的运行特点和制度形式。参考其他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可将其分为雏形阶段和古典阶段两个历史时期。雏形阶段是中国历史的先秦时期，中国外交的思想、制度等方面开始萌芽，外交活动日益增加，并初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轮廓和气质特点。
　　现代考古成果和历史文献记载都表明，自从存在较大规模的人类聚落开始，华夏文明就和外部世界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新、旧石器时代南亚、东南亚等地文明与中国存在类似特征，如砍砸类石器比较盛行，出现了不少起源自中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彩陶和中国建筑特征的石质房屋等。
　　到了夏、商、周时期，中国的政治实体逐渐成熟，对外交流日趋增多。史书记载殷王武丁时期多次与鬼方发生大规模冲突，而鬼方位于天山以东到河西走廊一代。周人部族本与诸戎杂居西北，西周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周穆王两次西征，打通了西域方向的陆路通道，其行迹远至昆仑之丘。 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通过欧亚草原之路，通过此路，我们所说的中国陆路国际交往的雏形出现，历史上也被称为＂斯泰基贸易之路＂。
　　不过根据目前文献和考古资料判断，这些拓展和交流主要波及东亚大陆的西部和北部地理边缘，非正式国家实体间交往，没有形成与真正的域外地区的制度化交往。先秦的中国处于＂方国时代＂或邦国时代，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实体，处于＂内共生＂关系。
　　西周初年，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通过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原有各邦国、各部落的形式，将其构建为一个弹性的体系，促进了华夏与周边其他族群的融合，奠定了日后天下体系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尧典》、《禹贡》中的处理邦国和部族关系的准则与经验经过周代几百年实践得以发扬后世，逐步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处理国家和国家关系的基本思想遵循。这里核心的思想是＂协和万邦＂。
　　它出自中国古代的权威典籍《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个思想伴随而来的是和合的文明理念，这一理念将在其后数千年时间内成为中国外交的精神气质和思想特质，也是华夏民族的灵魂特质。
　　这一时期，封建诸侯、藩属和外交问题交织在一起。 《尚书·禹贡》中，天下按距王城远近划分为＂五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除了思想体系的逐步构建，外交制度和外交机制的雏形也开始正式出现。在传说的五帝时代，国家部落之间就开始发生涉外往来。据《史记》记载，黄帝时＂诸侯咸来宾从＂。
　　舜的时候，＂龙主宾客，远人至。＂《尚书·舜典》则称，尧帝曾使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这里的宾，即礼宾，负责外事礼仪和交往。尤其到东周时期，国家之间的和战极其频繁而剧烈，纵横家开始成为这一时期历史舞台的名角，其事迹多收入著名的《战国策》等书。
　　从制度方面看，当时在周代的封建制度下形成了＂朝觐聘问＂制度，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天下秩序规范，为后来的外交制度建立奠定基础。 外交制度的开始稳定
　　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周王室与诸侯国、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到东周时期纵横家等使节活动为代表的纵横捭阖的外交实践。据《春秋》记载，朝聘盟会高达400次以上。从外交机制和机构方面看，到战国末年，已经基本形成当时各国君主经常亲自参与外交活动，有些国家还设置了涉及外交事务的官僚部门，如周天子下有大行人，齐国有主客等。
　　所以，到东周时期，随着天下局势的剧烈变动，列国间的合纵与连横频繁发生，在当时的国家间关系舞台上展开了激烈、长期的较量， 把外交活动与艺术推进到新的高峰，出现了外交制度的雏形。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还处于外交制度和机制的早期阶段，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当时的外交体制和工作机构虽然开始出现，但是还未转职。上至国君本人、国相，下至普通门客甚至平民都有深度参与这项工作，为战争和政治服务。
　　这时期所谓外交活动主要发生在邦国之间，也是＂内交＂（即同一个文明体系和邦国体系），属于单轨制的外交形态（即主要处理邦国之间的关系）。但这些都为后世外交思想、制度和体制机制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塑造了中国传统外交的气质和灵魂。而所谓古典阶段，是中国传统外交迈入秦汉大一统之后的阶段。
　　这个阶段伴随着中国传统国家体制和社会体制进入超稳定结构，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外交制度与运行机制，并体现出较强的传承性。 古典阶段的形成主要经历了汉唐、宋元和明清几个大历史阶段，可以说始于汉，成于唐，完善于明清。
　　这时期，中国和域外国家的正式外交接触，使得中国的外交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传统外交走向成熟。这种成熟，表现在外交思想、外交制度两大方面。随着秦汉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日臻成熟，疆域扩展越来越大，原有的封建关系逐渐成为历史，新的民族和域外政权不断与中国发生接触。
　　总的来说，汉在继承秦的版图基础上，在西北、西南等各个方向大加拓展，从而为中国与域外区域外交的正式发展提供了基础，奠定了中国传统外交的基本空间格局，形成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主要架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