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悲哀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大与小（五）

　　司马光要求停止变法、要求在水兴军实行特殊政策，与王安石甚至包括神宗皇帝在内，都是针锋相对的。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他的一些主张是从实际出发的，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他在京和出知永兴军时，对于进、退问题是反反复复的。
　　不过，所有反复不在于求官，而在于是否有利于施行自己高尚的政治主张。以他当时的威望，可说是求官得官的。但是他不愿做违心的官，不愿抛弃自己所为高尚的政治主张。
　　说到司马光求官得官，有实例为证：嘉佑六年，仁宗要他做记录皇帝言行员（修起居注），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连上五状坚决推辞；
　　四十四岁时，被提升为起草皇帝命令的秘书长（知制诰），他连上多道《辞知制诰状》，认为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天章阁待制）仍知谏院；
　　治平元年，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但连上六疏却谏言失败。谏言失败，他连上五状要求降黜自己；
　　治平二年，因对谏官失望，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熙宁三年二月，神宗擢其为枢密副使，他以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并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
　　熙宁四年四月，主张辖区免用新法无果，自请西京洛阳赋闲；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当即起身赶往京城汴京奔丧。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沿途官员和百姓得知司马光要去京城，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人们甚至要求司马光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而他在参加完神宗的葬礼后，就立即回到了洛阳；
　　元丰八年（1085年）赵煦继位，皇太后下诏授其门下侍郎。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等等。
　　司马光是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为谏官时能言、敢言；为官多年，两袖清风。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司马光却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其一生粗茶淡饭，坚不纳妾。甚至发妻去世，都无力下葬，直至把薄田典掉。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然国之不存，民将焉附。司马光和王安石皆可说是，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社稷之臣。但二人一个是执拗宰相，一个是司马牛，全都非白即黑，非此即彼，执拗倔强。
　　司马光之所以反对新法，除了为维护封建王朝政治纲常外，一心维护百姓。他的观点和主张，恰与王安石的一切为了朝廷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