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要求停止变法、要求在水兴军实行特殊政策,与王安石甚至包括神宗皇帝在内,都是针锋相对的。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他的一些主张是从实际出发的,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他在京和出知永兴军时,对于进、退问题是反反复复的。 不过,所有反复不在于求官,而在于是否有利于施行自己"高尚"的政治主张。以他当时的威望,可说是"求官得官"的。但是他不愿做违心的官,不愿抛弃自己所为高尚的政治主张。 说到司马光"求官得官",有实例为证:嘉佑六年,仁宗要他做记录皇帝言行员(修起居注),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连上五状坚决推辞; 四十四岁时,被提升为起草皇帝命令的秘书长(知制诰),他连上多道《辞知制诰状》,认为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天章阁待制)仍知谏院; 治平元年,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但连上六疏却谏言失败。谏言失败,他连上五状要求降黜自己; 治平二年,因对谏官失望,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熙宁三年二月,神宗擢其为枢密副使,他以"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并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 熙宁四年四月,主张辖区免用新法无果,自请西京洛阳赋闲;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当即起身赶往京城汴京奔丧。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沿途官员和百姓得知司马光要去京城, "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人们甚至要求司马光"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而他在参加完神宗的葬礼后,就立即回到了洛阳; 元丰八年(1085年)赵煦继位,皇太后下诏授其门下侍郎。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等等。 司马光是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为谏官时能言、敢言;为官多年,两袖清风。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司马光却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其一生粗茶淡饭,坚不纳妾。甚至发妻去世,都无力下葬,直至把薄田典掉。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然"国之不存,民将焉附"。司马光和王安石皆可说是,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社稷之臣。但二人一个是"执拗宰相",一个是"司马牛",全都非白即黑,非此即彼,执拗倔强。 司马光之所以反对新法,除了为维护封建王朝政治纲常外,一心维护百姓。他的观点和主张,恰与王安石的"一切为了朝廷"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