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唐迄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着城市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张

　　宋代以前，官方立市。市须设置于城市之中，唐代即曾明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在整个城市格局中，市是面积有限的商业区，以唐代长安城为例，其郭城之中总共有一百零八坊，而东西两市则仅合占四坊之地。市是相对封闭的空间，四周立以垣墙，设门以供出入，启闭有固定的时间。
　　自周迄汉，坐贾要住在市内，从北魏开始，坐贾可以于市外居住，但其商品交易活动必须在市中进行。市中的同业店铺初以列或肆为单位集聚成同业区域，到唐代时＂凡市，每肆立标，题行名＂，已发展为按＂行＂来集聚的同业区域。市籍制正是以这种＂封闭式的集中的市制＂国为依存的。自中唐迄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着城市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张，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市场渐向坊中扩张
　　唐代两京及诸州县郭城之中实行坊市制。简而言之，坊就是居住之所，市就是买卖之所。旬唐代长安城内的＂坊＂在空间形态上有两种，即正方形和长方形，大多四面各有一个出入口。坊内分四个区，为十字形街道所分隔，并且每个区又为更狭小的十字形小巷划分成四个＂象限＂，这样每个坊就有十六个小的居住单元。
　　洛阳与长安的城郭布局异曲同工。洛阳的城郭以洛水为南北之分野。北郭西部是宫城、皇城和东城，这里是天子和中央官署的所在地，其中东城以含嘉门和宣仁门与东部的北郭相通。北郭的中心区域是北市，为二十八个坊所围绕，北开徽安门和安喜门，东开上东门。其中位于东南部的时邕坊、东北部的殖业坊、西部的清化坊内多设旅馆或酒家。
　　洛水以南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以南市为中心散落着三十九个坊；西部分布着四十二个坊和一个市，通济渠自西南向东北横贯整个城郭，交通便利，因而商业比较发达。
　　严格意义上讲，坊内不设店，市内不住家。唐中叶以后，坊内屡屡出现商业活动，各类店铺不断开设。洛阳城的坊名多与商人的经营活动相关，如北市东北部的殖业坊、丰财坊，东南部的毓财坊，南市北部的通利坊，西市北部的广利坊，这种迹象表明商人的经营活动已经向坊间逐步渗透。其时，长安城市场向坊中扩张更加明显。
　　以长安城朱雀门街东西诸坊为例。长安城景风门的崇仁坊内商业活动频繁，＂因是一街辐凑，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胜业坊内著名的以幸运地得到数斗金而骤富的邹骆驼，＂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靖恭坊有卖毡曲者，宜阳坊里有彩缴铺，兴化坊中有以贩缗为业者，延寿坊里还有经营金银珠宝、玉石者。
　　但在长安城诸坊中，自开元以后，坊中出现最多的则是旅店、饮食店铺。此外，东西两市相邻的坊中，如西市的怀德坊、崇化坊、兴化坊等，东市的亲仁坊、崇仁坊、安邑坊等，不仅是商贾囤聚财货之所，而且成为本地行商和外来客商的居住之地。
　　另者，庙会是坊中重要的人群集聚地，在庙会举办期间，商业经营活动活跃，必须在市内进行的交易行为转变空间，开始在坊内开展，这亦是商业行为冲破市制限制的表现。更有甚者，坊中的寺院也有存储物资的邸店。唐武宗曾经下诏：＂又京城诸市，亦不尽有产业，就中即有富寺。今既疏理僧尼，兼停修造，所入厚利，恐皆枉破。委功德使检责富寺邸店多处，除计料供常住处，剩者便勒货卖，不得广占求利，侵夺疲人，所去不均之患，冀合裒之义。＂
　　二、城市市场渐向＂街＂扩张
　　唐代政府多次颁布禁止破坏坊墙的行为，并且曾经下达修缮破损的坊墙的条令，入宋，东京曾一度恢复街鼓制度，并且加大了对侵街行为的处罚，全权交由右侍禁阁门祗侯谢德权区处。他认真对街巷进行度量，登记在册，并表木为制，严禁侵占街巷。然而，此时的侵街已与唐代破坏坊墙、占地建宅大不相同，而是沿街居民，更多的是商人建造邸店，扩大商业经营场所的行为。
　　官僚因为处理侵街行为损害了自己的邸店，以致釆取诉讼手段，然而，大规模侵街行为之所以发生在宋代时期，是因为商品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而城市的规划却滞后的结果，其解决方法只能是对城市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管理，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功能，而非采用单一的限制打压措施。因此，这种逆势而动的行为最终必然无果而终。
　　而在唐代的城郭之中，＂街＂只是各坊间的通道，每个坊内中的通道为＂曲这些＂街＂和＂曲＂的功能单一，只具有道路交通之便利，并无明显的经济功能，这是因为主要的经济行为必须在＂市＂中进行。
　　及至宋代，坊中的通道改称为＂巷＂，仅有少数仍然沿用旧称。而＂街＂不再是各坊间的通道。这些变化绝不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城市规划、管理、布局、功能和观念的综合变化。巷不再是坊内的通道，而是与街道相连，为两侧的邸店和民居所塑造，并成为后者发展的载体。
　　东京著名的巷有界身巷、麦秸巷等；同样的，街也是两侧邸店和民居的通道，比巷承担着更多的经济社会功能。东京著名的街有四大御街、宣德门前大街等。这样，东西向的街与南北向的巷，以及南北向的街与东西向的巷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宋代繁荣、发达的城市商品经济就是依托这些街巷而得以发展。
　　自中唐始，诸坊市街曲＂侵街打墙，接檐造舍＂、临街设店、向街开门等现象屡禁不止。再到宋代政府用征收＂侵街钱＂的方法来惩罚遏制店铺屋舍侵街的行为，表明了＂街＂逐渐成为城市之中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
　　三、城市市场空间向城垣以外延伸
　　中唐以降，不少州县因城内人口增长的压力，或是因地处冲要、交通发达，城市市场空间向城垣以外延伸，突破＂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的限制。唐代开元以后，长安城城郭外已出现了不少店铺，城垣外的商业繁荣大多凭借城市庞大人口带来的惊人的消费能力，以及近城的便利交通设施，因此，必然与城市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
　　东京每日所需的大量日用消费品，如面、肉、米以及蔬菜都由城外的大批发商供应，＂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这就是生猪批发商的佣工清早驱逐生猪经过南薰门赶早市的盛景。南宋临安同样在城外设置厢坊，＂本府城内虽有兵官七员分厢管事，而兵官多昧文法，徇私容情，乞照城外，亦置左右厢官两员，以京朝官亲民资序人充。＂
　　＂城南浑水闸有团招客旅，養鱼集聚于此，城内外鳌铺不下一二百余家，皆就此上行。＂＂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任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衆。＂城市市场空间越过城垣向四周发展，从而形成了大都市的卫星市镇，其中一部分的繁华景象与市内已无二致，并且发展空间巨大，＂百里之内，并无闲地＂。
　　城外相对广阔的空间为稠密、拥挤的城内提供充足的消费物资，而城内则为城外提供消费市场和生产资料，形成了＂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的相对良性互动。
　　其时，从都城城门名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城市市场向城垣外发展的趋势，如东京外城西面的金水河水门变为咸丰门，新郑门为顺天门，汴河西水门为大通门；东面的广济河西水门变为善利门，汴河东水门为通津门；北面的广济河门变为永顺门，陈桥门为永泰门；南面的蔡河下水门变为广利门等。
　　这些城门名称的利商和世俗的变迁表明城垣外商业的勃兴。具体来说，唐代长安城城垣外商业点主要分布于春明门外、延兴门外、青口门外、通化门外和金广门外等，重点经营鬻饼馄炖、酒店、旅馆和长店（车的修理、制造、贩卖）。
　　伴随着城市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张，＂封闭式的集中的＂市制日渐走向崩坏。至宋代前期，城市古典市制最终瓦解，其表现为传统坊市格局消亡，店铺的开设遍及街市坊巷，夜市出现，从早到晚都有店铺开门营业，市署取消，而以古典市制为依存的市籍制也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