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孝惠帝政治人格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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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孝惠帝刘盈以孝慈、醇厚被正统史学家班固誉为宽仁之主，但其在素有良史之称的司马迁笔下却被附于《吕太后本纪》，并没有单独的帝王本纪。汉孝惠帝为后世留下较为孱弱的印象，通常不被视为一位重要的封建帝王，司马光不客气地批评了刘盈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的格局。
　　仁孝爱士，朝野认同，稳定汉初政局
　　刘盈被动地进入历史视野是因为高祖十年的（前）易太子风波。素来渔色的汉高祖晚年沉湎于美姬的温柔乡，戚姬幸甚，年长的吕后难获缱绻，母爱者子抱，一代枭雄易太子近乎感情用事。所谓太子不类我并非属实，明代思想家李贽关于刘邦欲易太子，总因吕后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吕后被高祖疏远才是主因。
　　实际情形亦如张良对主人无可奈何地慨叹，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令一意孤行的刘邦始料不及的是，自己任性昏聩的提议难以获得群臣支持。鲠直而口吃的御史大夫周昌在盛怒之际对刘邦丝毫不留情面，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一贯取容于刘邦的太子太傅叔孙通竟不惜以性命谏诤，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面对鼎沸的群情，枭雄刘邦并不为之动摇。吕后情急之下不得已派人劫持张良问计，张良建议毋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以上嫚嬬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的商山四皓以为辅翊。
　　高祖十二年（前），刘邦在重病之际愈欲易太子，张良苦谏亦药石无功，商山四皓的亮相最终令易太子一事峰回路转。刘邦在酒宴上骤然见到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商山四皓莫名惊诧地说道：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皓针锋相对地回复，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固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
　　深受震动的刘邦终于清醒，烦公幸卒调护太子，重新确认了既定的政治格局。目送四皓簇拥太子离场的高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失落，无可奈何地对戚夫人哀叹，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乃主矣。
　　戚夫人泣下起舞，酒后的高祖和以楚歌悲鸣，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若由吕氏真乃主矣逆推，不难理解刘邦易太子的起意应该是吕后。高祖不应该对仁孝恭敬的刘盈抱有戒心，真正忌惮的应该是为人刚毅的吕后。
　　历经秦末动荡的吕后在汉初诛除异姓诸王过程中已经成长为一位冷血狠辣的政治强人。高祖担心爱姬幼子会在自己身后难逃妒忌的吕雉毒手，楚歌中恨不能射杀的应该是她。一代雄主刘邦毕竟布衣出身，宋儒张耒对刘邦的理解较为接近实情，彼高祖之为人，出于草莽战争之中，岂知废嫡认庶之说耶，叔孙通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动的利害陈说也未能从根本上打动他。
　　但《留侯世家》中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之言亦有过分夸大之嫌。司马光曾对此提出强烈异议，高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高祖在最后关头放弃易太子，应该是其自身权衡利弊的结果。
　　首先，刘盈纵非爱子，却绝非不肖子，朝野对其才德的认同令刘邦无法回避。不唯富有政治经验的开国群臣据理力争，义不为汉臣的商山四皓既然绝意于利禄，亦不应惑于金玉璧帛卑辞安车即出山辅助柔弱的刘盈。
　　由此看来，刘盈应当具备值得认同之处，打动他们的应该是刘盈本人，绝不仅仅因为吕后。同样值得玩味的还有张良，被劫持后的策划与事态的后来发展居然珠联璧合，张良的立场若囿于《史记》文字而被认定为迫于无奈显然有些牵强。
　　汉初三杰中最精于明哲保身的张良一生运筹帷幄，制胜于无形，在易太子整个危机中谋定而后动，与其将张良如此行为的原因仅仅归因于吕后的胁迫，倒不如解释为张良本就倾心于太子刘盈才愿为其殚精竭虑更为合理。商山四皓和张良在破解高祖欲令太子将兵平定黥布危局中的妙手回春可谓同声相应、一气呵成。
　　商山四皓在千钧一发之际请吕后乘间哭谏高祖为了江山自行，周密地化解了这场灭顶之祸。强撑病体却比群臣多送一程的张良不失时机地向高祖提议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刘邦强卧傅太子的嘱托。如果说此前上述淡泊名利的朝野精英对太子的拥戴尚半推半就，而此时以存太子而自任的尽心尽力则再无可疑。
　　面对最高权力的淫威，无论是大隐于朝的张良还是隐于山林的商山四皓高度一致的态度绝非偶然，足以反证太子刘盈绝非德才不配位之辈。其次，刘盈作为未来的二世皇帝符合布衣将相集团乱后思定的预期。
　　不同于韩相之后的张良和儒者身份的叔孙通，汉初追随高祖以军功位至将相的都是起自布衣的亡命无赖之徒，就像刘邦缺少周王朝那样世系延绵的贵族血统一样，这些功臣对王朝正统地位及统治合理性在君临短短十二年后的认同较为勉强，刘邦按军功遍行封赏，实际上以利禄相维系的君臣关系较之于汉武帝以后尚相当脆弱。
　　恃宠任性的戚姬及幼子如意除了形将就木的高祖外几乎再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功臣集团为了既得利益难以接受他们在政治上后来居上，如果他们一旦被置于政治核心，则很可能引发政局新的动荡。
　　汉初社会尚未从战乱中恢复元气，叔孙通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陆贾逆取而以顺守之，功臣集团在厌战思定上概莫能外，仁孝的刘盈作为君临守业的二世主，对拨乱反正的社会而言格外珍贵。因此，刘盈太子地位的确立符合功臣集团欲维持政治格局稳定与社会和睦的愿望。
　　如果说张良、叔孙通、周昌等人的态度代表了功臣集团，那么商山四皓除代表社会精英群体外还代表着民意，仁孝恭敬这些高祖并不具备的素质正符合自己晚年去武趋文的方略转变。老迈多病的刘邦终于意识到天下之心归之而吾舍之，则必有祸，尽管他在江山与美人之间犹豫了半天，但终究还是选择了来之不易的江山。
　　因时制宜，培植民本，重振经济文化
　　秦末及楚汉战争导致社会持续动荡，刘邦在战胜项羽后的高祖五年（前）五月一度下诏兵皆罢归家，民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其原因实际上是缺乏休养民力的条件。但仅仅两个月后，刘邦即亲率军队讨伐臧荼叛乱。
　　汉高祖晚年几乎连年兴兵，对匈奴的战争调动兵力三十二万，大批士卒因寒冷天气致残，诛除异姓诸侯的战争以高祖十一年（前）讨伐英布的战争规模最大，死罪以下的罪犯全部从军，甚至连上郡、北地、陇西等边军及遥远的巴蜀地方军队也被强令动员，几乎倾巢出动。
　　高祖七年（前）讨伐军队过曲逆，经其劫后所余五千户，尚不足原来的六分之一，却被刘邦赞叹与洛阳不分上下，由此可见汉初人口锐减。汉初社会真正的休养生息始自汉孝惠帝，他对内、对外不再兴兵，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单于绥靖匈奴，和辑南越令赵佗称臣奉贡。
　　刘盈非常欣赏曹参以黄老之术治齐的政绩，因而选拔齐相曹参继萧何为相，主张无为而治，西汉社会逐渐得以安定。百姓歌之曰：载其清靖，民以宁壹。为了休养民力，孝惠帝恢复了高祖十五税一的税率。孝惠帝在位营建的最大工程就是长安城墙。
　　他有条不紊地利用农隙隔年夯筑一面城墙，只动员六百里内十几万男女，每次工期也只有三十日，工程自孝惠帝元年（前）开始至五年（前）结束，工程虽大、历时虽长，却不伤民力，不误农时。饱受战乱的汉初黎民得以休养生息，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高祖虽然曾在关中与苦秦苛法已久的父老约法三章，但这只是楚人出身的刘邦为了争取秦人支持的临时举措，在他戎马倥偬的晚年没有来得及废除繁重苛暴的秦法。有学者通过研究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等简牍材料，确定汉高祖初年到汉高祖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
　　孝惠帝即位伊始，除大赦外，还赐民爵一级，吏民有爵即可减罪，对于已经获罪的服刑者亦有明确的轻罪、减罪处置措施，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秦代本有抑商传统。秦汉动荡之际，商人乘机囤积居奇，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商人在汉高祖时期不仅课以重租税，还不得衣丝乘车。孝惠帝上台后弛商贾之律，因时制宜地取消了对商人的刻意困辱。
　　孝惠帝六年（前），起长安西市，这说明此时商业经历几年的恢复已有明显起色，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规模日渐扩大。同年，孝惠帝允许民间卖爵，民间商贾致富后有机会买爵赎罪。此举直接提高了商人地位，促进了商业发展，增加了国家商税，进一步减轻了民间赋税负担，西汉社会由此进入了良性循环。
　　同时，孝惠帝下令重修敖仓，为农业国家进行战略粮食储备，以增强国家调济农业丰歉的能力。西汉集权政治及社会治理日臻完善，西汉社会经济恢复，国家财力明显好转。孝惠帝四年（前），刚刚行过冠礼的刘盈正式下令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孝惠帝真正终结了秦始皇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的文化暴政。文化政策的拨乱反正社会意义重大，民间藏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各种学说思想重新开始传播。
　　孝惠帝临终前还准备废除三族罪、妖言令，若假以时日，刑罚罕用，罪人是希，他也许会有更多创举。汉孝惠帝为西汉社会的发展给予了新鲜、活跃的经济文化推力，文景之治的全面发展与此不无关系。
　　结语
　　西汉孝惠帝尽管多被后人视为逆来顺受的柔弱君主，王夫之亦以为其孱弱而不自振，但如前所述，高祖晚年因不类我而易太子未必出于理性，能令商山四皓等朝野精英及功臣集团认可的太子应该符合汉初乱后思定的时代需要。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
　　陈志论西汉初期皇嗣之争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刘瑶瑶再评汉惠帝历史教学，（）：
　　晋文简论汉惠帝淮阴师专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