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探讨倭王权为何在史书中，被归为东夷？

　　华夷之别
　　古代史探讨：倭王权为何在史书中，被归为东夷？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华夷观念之于华夏民族，犹如树木的主干与藤蔓，随着地域民族的扩张，华夷的认识范围不断改变。对华夷观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地域，一个是文化思想上的认同。春秋时期的文献区分了＂华＂与＂夷＂的地域范围，《左传》中记载＂古者，天子守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
　　四夷不在周天子的统治范围之内，地处中原的诸侯国民是华夏民族的的一部分，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随着战国时代的到来，土地兼并让诸侯国的统治地区向四方拓展，兼并前的土著（蛮夷）逐渐融入到华夏民族之中。 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王民与华夏民族的范围趋近。
　　若华夷观只限于区分华夷之别，则不能向更高级的理论迈进，在区分你我的基础上，汉天子采取＂羁縻绥抚＂的手段，招揽周边有意结好的部族，用丰厚的赏赐笼络人心；已经归顺的部族，安置在治下土地上。南北朝时，汉人政权南移，拓跋氏建立起北魏政权与南朝并立，北魏在文化上积极向南朝学习，改易服饰，学习汉人经典，＂汉化＂使北朝人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史记》首次为蛮夷立传，后世史书皆效仿。史书记载蛮夷，既有现实外交的需要，又能彰显华夏与蛮夷的不同。蛮夷大多居住在僻远的地方啊，生产力不发达，没有发明文字，与中国王朝的成就不能相比，中国王朝对蛮夷拥有文化优越感。《史记》首次为蛮夷立传，后世史书皆效仿。 史书记载蛮夷，既有现实外交的需要，又能彰显华夏与蛮夷的不同。 东夷的由来
　　倭王权在史书中为被归为东夷，东夷的由来可见于《礼记》的《王制》篇，特指居住于中国以东的人，《礼记》没有使用国家来形容东夷，东夷不是某一个部族，而是生活于东部的族群们。《王制》中记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气候与地理条件的不同，使五方之民长相各异，风俗不同，在五方之民中，东夷习惯披散头发，以墨纹身。
　　从《王制》可以看出，在《礼记》的时代，＂中国＂对周边居住的群体还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鄙夷，彼此关系较为平等。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记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此处的东夷指的是夏王朝，鲧治水失败被杀的典故，在先秦的文献中比较容易见到，值得注意的是＂东夷＂的含义。
　　张富祥在《后汉书·东夷传》序诠释——补述有关东夷族的一些看法》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商部族中出自东夷族的人，在夏朝时身份发生了改变，也被纳入到华夏族之中，东夷族的分布范围由内地推向向东部沿海地区。 可以看出，东夷涵盖的范围具有弹性，但也不是能无限拓展开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边界就是中原主体民族能够认识到的物理距离之内，是一个环形的认知范围。
　　《汉书》中的东夷用例见于《地理志·燕地》：＂然东夷天性柔软，易于三方之外＂。班固使用的东夷一词包括＂朝鲜、濊貉、句丽蛮夷＂，不包括倭王权。班固认为东夷在箕子的影响下民风淳朴，道不拾遗，是因为天性柔和顺从。
　　《后汉书》对＂夷＂的解释较《汉书》更详细：＂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汉书》和《后汉书》都采纳了《礼记》的记载，与其他三夷相比，东夷似乎不那么凶悍。在先秦的观念中，方位中的＂东方＂与五行中的＂木＂是相关联的，夷具有树木的含义，肆意生长的树木象征着繁盛的族群。
　　范晔所使用的东夷的概念，是新旧认识的混合体。 他在撰写《东夷列传》时受到了《三国志》中《东夷传》的影响，东夷不仅涵盖了大陆与朝鲜半岛的部族，还添加了倭国，倭王权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往来日益活跃是客观事实；与此同时，因为范晔续写《汉书》的缘故，对《汉书》中采纳的观念进行了保留，所以在《东夷列传》的开篇从尧舜时代开始写起。 ＂东夷＂的概念
　　＂东夷＂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指的地理位置与族群大不相同，至3世纪，东夷已经从华夏之中脱离出来，成为东北部蛮夷的专称。先秦时人尚不能接触到倭国，因此认知范围是不包括倭国的（《山海经》中＂倭属燕＂的描述存疑）。
　　倭王权进入汉王朝视野的时间，是从中元二年倭奴国王遣使向光武帝朝贡开始，范晔在倭奴国之前加上了＂东夷＂二字，因为范晔所参考的文献不存，所以无法确认东汉时倭国记事上是否有＂东夷＂字样，结合陈寿为倭专门立传来看，至少在3世纪，倭王权已经是东夷的一份子，适用于当时的华夷观念。 在中国史书中，中国是上国，外邦皆是蛮夷，倭王权是东夷之一。
　　邪马台国的所在未有定论。江户时代的学者新井白石和本居宣长都对此进行了讨论，日本进入近代之后，接受了近代史学方法的东洋史学者（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内田湖南）也对此表示关注，日本史学者（久米邦武、津田左右吉）也同样关心邪马台国的位置，围绕这个问题主要分为两派：畿内说和九州说（包括东迁说）。 畿内说和九州说
　　战后的日本学者把《魏志》中描述的航行里程和地名做了更加详细的考证，在畿内3世纪出土物数量较少时，文献史料在两种说法中都能得到部分的解释，而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年代测定的发展，似乎使畿内说变得更加有力，最古老的前方后圆坟箸墓被推测为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坟墓，拥有＂景初三年＂铭文的三角缘神兽镜也印证了史书中与魏国往来的记事。
　　当然畿内说也存在不足之处，按照《魏志》描述的诸倭国所处的位置，在邪马台国的东西南北皆有分布，九州的位置更为合理；与魏国固定往来的邪马台还有一个由男王统治的劲敌——狗奴国；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都没有出土的例子，王仲殊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造的。
　　不少日本考古学者倾向于把3世纪时规模最大的缠向遗迹当作邪马台国，对于相信皇统不断的人来说，是乐于见到的。笔者认为从中国史书的记载来看，九州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墓葬特点上都更加符合文献记载。
　　在纪记以及7世纪以前的金石材料中，＂ヤマト＂写作＂倭＂，而不是＂大和＂，8世纪中后期则写作大和，从古坟中期到律令国家成立，畿内都是强力势力活动的中枢，因此本文对4、5世纪的畿内王权也称作大和王权。
　　3世纪时，北九州与畿内都建造了大型古坟，邪马台国与狗奴国是日本列岛中的强国，邪马台国地处北九州，更适合与大陆往来，狗奴国很可能是畿内的势力，狗奴国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邪马台国建立起壕沟提防潜在的威胁。
　　5世纪向中国南朝朝贡的倭王不再提邪马台，并且强调自己在日本岛内的统御能力，显示着大和王权的兴起，邪马台国的部分融入了大和王权的集团。 在中国史书一侧，倭人是远居海外的蛮夷，倭国主动进行朝贡有求于己，一海相隔使军事威胁可能低。
　　因此中国王朝对倭国情报的需求度不高，这体现在《倭人传》的详略上，《魏志·倭传》中记录的倭国风俗的内容，后世史书皆采用，即使倭五王时代多次向南朝请封，两国使者接触次数增加，南朝史书中依然续用了《魏志》的内容。
　　中国的史书叙事中，倭国由海外夷国逐渐成为臣国（虽然倭王取得的封号是虚职，但能体现出倭国在册封系统中的位置）。新罗王对日本表示臣服，除了送出人质，还用船运载大量的珍宝送与日本， 从实际情况来看，百济与日本往来甚密，新罗和高丽往往对日本采取对抗的态度。
　　遣唐使返航没有定期，四月到七月适合返航；十月到三月返航则危险重重；沿着大陆海岸南下的＂北路＂航线常年可行，但与朝鲜半岛关系紧张时不安全。雄略时代吴国四月从江南出发前往日本是可行的，仁德五十八年条的＂并＂字训读作＂ならぶ＂，理解为吴国和高丽一起来到日本。
　　至于＂朝贡＂，吴国不可能向日本朝贡，极大可能是吴国与日本之间的民间交易，而高丽与日本素来疏远并且是竞争对手，两国之间在敌对过程中有交流比较合理。
　　总的来说，日本列岛的势力向大和王权朝贡，朝鲜半岛的三国也向日本朝贡，日本岛内势力朝贡的记事结合地名考证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而朝鲜半岛的记事，更多的是出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之心，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