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探讨倭王权为何在史书中，被归为东夷？

　　华夷之别
　　古代史探讨：倭王权为何在史书中，被归为东夷？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华夷观念之于华夏民族，犹如树木的主干与藤蔓，随着地域民族的扩张，华夷的认识范围不断改变。对华夷观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地域，一个是文化思想上的认同。春秋时期的文献区分了华与夷的地域范围，《左传》中记载古者，天子守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
　　四夷不在周天子的统治范围之内，地处中原的诸侯国民是华夏民族的的一部分，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随着战国时代的到来，土地兼并让诸侯国的统治地区向四方拓展，兼并前的土著（蛮夷）逐渐融入到华夏民族之中。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王民与华夏民族的范围趋近。
　　若华夷观只限于区分华夷之别，则不能向更高级的理论迈进，在区分你我的基础上，汉天子采取羁縻绥抚的手段，招揽周边有意结好的部族，用丰厚的赏赐笼络人心；已经归顺的部族，安置在治下土地上。南北朝时，汉人政权南移，拓跋氏建立起北魏政权与南朝并立，北魏在文化上积极向南朝学习，改易服饰，学习汉人经典，汉化使北朝人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史记》首次为蛮夷立传，后世史书皆效仿。史书记载蛮夷，既有现实外交的需要，又能彰显华夏与蛮夷的不同。蛮夷大多居住在僻远的地方啊，生产力不发达，没有发明文字，与中国王朝的成就不能相比，中国王朝对蛮夷拥有文化优越感。《史记》首次为蛮夷立传，后世史书皆效仿。史书记载蛮夷，既有现实外交的需要，又能彰显华夏与蛮夷的不同。东夷的由来
　　倭王权在史书中为被归为东夷，东夷的由来可见于《礼记》的《王制》篇，特指居住于中国以东的人，《礼记》没有使用国家来形容东夷，东夷不是某一个部族，而是生活于东部的族群们。《王制》中记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气候与地理条件的不同，使五方之民长相各异，风俗不同，在五方之民中，东夷习惯披散头发，以墨纹身。
　　从《王制》可以看出，在《礼记》的时代，中国对周边居住的群体还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鄙夷，彼此关系较为平等。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记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此处的东夷指的是夏王朝，鲧治水失败被杀的典故，在先秦的文献中比较容易见到，值得注意的是东夷的含义。
　　张富祥在《后汉书东夷传》序诠释补述有关东夷族的一些看法》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商部族中出自东夷族的人，在夏朝时身份发生了改变，也被纳入到华夏族之中，东夷族的分布范围由内地推向向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看出，东夷涵盖的范围具有弹性，但也不是能无限拓展开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边界就是中原主体民族能够认识到的物理距离之内，是一个环形的认知范围。
　　《汉书》中的东夷用例见于《地理志燕地》：然东夷天性柔软，易于三方之外。班固使用的东夷一词包括朝鲜、濊貉、句丽蛮夷，不包括倭王权。班固认为东夷在箕子的影响下民风淳朴，道不拾遗，是因为天性柔和顺从。
　　《后汉书》对夷的解释较《汉书》更详细：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汉书》和《后汉书》都采纳了《礼记》的记载，与其他三夷相比，东夷似乎不那么凶悍。在先秦的观念中，方位中的东方与五行中的木是相关联的，夷具有树木的含义，肆意生长的树木象征着繁盛的族群。
　　范晔所使用的东夷的概念，是新旧认识的混合体。他在撰写《东夷列传》时受到了《三国志》中《东夷传》的影响，东夷不仅涵盖了大陆与朝鲜半岛的部族，还添加了倭国，倭王权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往来日益活跃是客观事实；与此同时，因为范晔续写《汉书》的缘故，对《汉书》中采纳的观念进行了保留，所以在《东夷列传》的开篇从尧舜时代开始写起。东夷的概念
　　东夷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指的地理位置与族群大不相同，至3世纪，东夷已经从华夏之中脱离出来，成为东北部蛮夷的专称。先秦时人尚不能接触到倭国，因此认知范围是不包括倭国的（《山海经》中倭属燕的描述存疑）。
　　倭王权进入汉王朝视野的时间，是从中元二年倭奴国王遣使向光武帝朝贡开始，范晔在倭奴国之前加上了东夷二字，因为范晔所参考的文献不存，所以无法确认东汉时倭国记事上是否有东夷字样，结合陈寿为倭专门立传来看，至少在3世纪，倭王权已经是东夷的一份子，适用于当时的华夷观念。在中国史书中，中国是上国，外邦皆是蛮夷，倭王权是东夷之一。
　　邪马台国的所在未有定论。江户时代的学者新井白石和本居宣长都对此进行了讨论，日本进入近代之后，接受了近代史学方法的东洋史学者（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内田湖南）也对此表示关注，日本史学者（久米邦武、津田左右吉）也同样关心邪马台国的位置，围绕这个问题主要分为两派：畿内说和九州说（包括东迁说）。畿内说和九州说
　　战后的日本学者把《魏志》中描述的航行里程和地名做了更加详细的考证，在畿内3世纪出土物数量较少时，文献史料在两种说法中都能得到部分的解释，而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年代测定的发展，似乎使畿内说变得更加有力，最古老的前方后圆坟箸墓被推测为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坟墓，拥有景初三年铭文的三角缘神兽镜也印证了史书中与魏国往来的记事。
　　当然畿内说也存在不足之处，按照《魏志》描述的诸倭国所处的位置，在邪马台国的东西南北皆有分布，九州的位置更为合理；与魏国固定往来的邪马台还有一个由男王统治的劲敌狗奴国；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都没有出土的例子，王仲殊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造的。
　　不少日本考古学者倾向于把3世纪时规模最大的缠向遗迹当作邪马台国，对于相信皇统不断的人来说，是乐于见到的。笔者认为从中国史书的记载来看，九州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墓葬特点上都更加符合文献记载。
　　在纪记以及7世纪以前的金石材料中，写作倭，而不是大和，8世纪中后期则写作大和，从古坟中期到律令国家成立，畿内都是强力势力活动的中枢，因此本文对4、5世纪的畿内王权也称作大和王权。
　　3世纪时，北九州与畿内都建造了大型古坟，邪马台国与狗奴国是日本列岛中的强国，邪马台国地处北九州，更适合与大陆往来，狗奴国很可能是畿内的势力，狗奴国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邪马台国建立起壕沟提防潜在的威胁。
　　5世纪向中国南朝朝贡的倭王不再提邪马台，并且强调自己在日本岛内的统御能力，显示着大和王权的兴起，邪马台国的部分融入了大和王权的集团。在中国史书一侧，倭人是远居海外的蛮夷，倭国主动进行朝贡有求于己，一海相隔使军事威胁可能低。
　　因此中国王朝对倭国情报的需求度不高，这体现在《倭人传》的详略上，《魏志倭传》中记录的倭国风俗的内容，后世史书皆采用，即使倭五王时代多次向南朝请封，两国使者接触次数增加，南朝史书中依然续用了《魏志》的内容。
　　中国的史书叙事中，倭国由海外夷国逐渐成为臣国（虽然倭王取得的封号是虚职，但能体现出倭国在册封系统中的位置）。新罗王对日本表示臣服，除了送出人质，还用船运载大量的珍宝送与日本，从实际情况来看，百济与日本往来甚密，新罗和高丽往往对日本采取对抗的态度。
　　遣唐使返航没有定期，四月到七月适合返航；十月到三月返航则危险重重；沿着大陆海岸南下的北路航线常年可行，但与朝鲜半岛关系紧张时不安全。雄略时代吴国四月从江南出发前往日本是可行的，仁德五十八年条的并字训读作，理解为吴国和高丽一起来到日本。
　　至于朝贡，吴国不可能向日本朝贡，极大可能是吴国与日本之间的民间交易，而高丽与日本素来疏远并且是竞争对手，两国之间在敌对过程中有交流比较合理。
　　总的来说，日本列岛的势力向大和王权朝贡，朝鲜半岛的三国也向日本朝贡，日本岛内势力朝贡的记事结合地名考证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而朝鲜半岛的记事，更多的是出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之心，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