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贫穷教育对儿童成长的研究以瑞典为例

　　图文|书山里的墨客
　　编辑|书山里的墨客
　　在当代西方社会，儿童的成长情况受到了学者的多方关注。许多研究和迫切的政策关切是成长过程中贫穷的长期影响，人们都在分析贫困是否具有代代相传的特性。
　　现在大多数人们一致认为，在贫困中长大会增加成年后贫穷或在社会经济结果方面表现比其他人差的可能性。
　　然而，在每个背景和时期，这种传播是由不同的因素（例如，教育和家庭结构）介导的，这意味着传播模式是由家庭因素和社会背景决定的 。我们比过去更了解现代背景下儿童贫困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对1970年代以前的儿童贫困及其决定因素和长期后果的研究有限。
　　大多数关于贫困成长的长期影响的现有研究只能追溯到1960年代后期，因此它们没有深入了解随着社会现代化和福利国家的发展，儿童贫困的影响也在近期不断变化。
　　此外，对贫穷的代际传递的研究多是对男子的研究，之前的研究缺乏性别观点。
　　有必要对儿童贫困在能够多大程度上决定以后的生活结果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贫穷的传播模式可能因性别而异，还需要对男子和妇女进行研究。
　　我们研究了儿童贫困与成年后收入和教育之间的长期关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的代际关联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对此分析了1933-67年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掌握了儿童贫困（1947年至1967年之间测量）和成人经济和教育状况（1973年至2015年之间测量）的信息。
　　我们研究的群体出生在瑞典福利国家扩大的时期，特别是贫困儿童的生活条件成为政策重点并大大改善问题是，这是否也改变了儿童贫困的长期影响？
　　数据来源
　　我们使用来自人口登记和收入以及税收登记处的前瞻性个人层面数据 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中包括的个体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地区长大，该地区由一个工业港口城镇（1950年人口约25 000人，2000年人口约27 500人）和五个农村或半城市郊区（1950年约6 500名居民和2000年约10 000名居民）组成。
　　无论样本个体居住在瑞典的哪个地方，从出生或移民到成年都要被跟踪。这一做法最大程度的避免了样本的停留误差。
　　通过对儿童贫困是否以及如何与成人经济地位（贫困，收入在前四分之一，或拥有大学学位）相关联的分析，扣除了个人和家庭特征。
　　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明确在政府支出增加、社会政策通过改革扩大的背景下，对男性和女性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这些改革具有减少人口经济不平等的具体目标，可能会对成长中的穷人的长期影响产生影响。
　　贫穷与健康
　　在贫困中长大已被证明会增加当代社会儿童健康状况不佳的风险。贫困还与社会接纳性有关，例如进入网络和与朋友互动，以及失业、心理困扰、健康问题和成年后社会排斥的风险。
　　此外，儿童贫困与智商、语言能力和幼儿认知成就呈负相关。似乎幼儿期和中期的贫困比青春期的贫困对学校相关结果的影响更大。
　　研究表明，在贫困中长大会增加成年后贫穷的可能性，这种关联部分取决于背景和中介因素的重要性，如教育和家庭结构。
　　目前总结出对经济和教育成果的长期影响的四种主要解释：同伴影响，  父母资源，  特征和行为的亲子传递，  与福利政策相关的激励措施。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援助生活可以促进＂福利文化＂，从而对儿童的抱负和自力更生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偏差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是贫困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可能部分是由福利制度本身引发的。
　　贫穷社区的同侪互动也可以通过促进越轨行为和不参加学校和工作，有助于维持贫穷文化。
　　第二种解释与父母资源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人力资本投资对成人的社会经济成果至关重要，父母的投资对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很重要。在贫困中长大的儿童可能获得较少的投资，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成本高昂的情况下。
　　然而，导致儿童变得贫穷的可能不是贫穷本身，而是父母的其他不利条件与贫穷有关，甚至导致贫穷。在当代背景下，儿童贫困与单亲（ 特别是单亲母亲  ）有关，而单亲家庭又与更糟糕的儿童结果相关。
　　这可能与缺乏父母在金钱或时间方面的资源有关，也可能与缺乏成人（男性）榜样有关。单亲父母监督子女的时间可能有限，住房条件更差，生活在就业率较低、就业网络较少、犯罪率较高的更弱势社区等，这导致他们的孩子成年后结果不佳。
　　经常被提及对孩子结果很重要的因素是养育方式和家庭环境。参与式养育、 认知刺激和控制儿童（偏差）行为是有助于儿童积极结果的因素。因此，养育子女的质量可以成为贫穷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
　　第三，父母通过基因遗传以及行为和态度的互动和模仿，将各种特征传递给子女。但对于这点。我们很难从经验上将遗传因素与其他机制区分开来，例如儿童跟随父母行为的榜样效应 。再或者，认知技能、抑郁和一些人格特质具有很强的遗传成分，而非遗传传播对于态度的传播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有人认为，福利计划阻碍了个人努力并投资于教育和职业。如果贫穷儿童比非贫穷儿童更容易受到这种抑制因素 的影响，这可能有助于贫穷的持续存在。这种抑制措施的反应部分取决于有关工作的社会规范和与福利依赖有关的耻辱感，而这些规范可能因贫困经历而异。
　　总体而言，我们预计男孩和女孩也会受到这些贫困传播决定因素的类似影响，但在两个具体案例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性别差异 。一些证据表明，男孩更容易出现不良行为 ，例如犯罪，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贫困持续存在。
　　童年时期的贫困也可能影响就业方向和伴侣的选择，对成年期的贫困产生间接影响。例如，在贫困中长大的妇女可能比具有类似背景的男子更有可能找到高收入伴侣。另一方面，单亲家庭比双亲家庭更可能贫穷，户主往往是妇女而不是男子。
　　在大多数有志于通过社会政策消除贫困的发达国家，推动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与家庭结构和个人认知有关 ，这阻碍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调查贫困成长的潜在长期后果时，研究人员将童年经历独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这些经历可能对成年期产生持久影响。
　　例如，在幼儿期，贫穷的影响与身体健康有关 ，而在童年后期和青春期，贫穷的影响主要是心理和社会影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更均匀的收入分配和政府对家庭和个人的支持，尤其是通过普及教育，抵消了上述儿童贫困的影响。
　　通过教育成就积累人力资本被认为是摆脱成年期持久贫困威胁的最佳途径之一，这反映在拥有更好、更全面和有补贴的学校系统的国家更有效地减少贫困。
　　因此，一些环境，如北欧国家，拥有免费教育、广泛分担风险和普遍社会福利 ，在保护儿童免于贫困和减轻成年后贫困风险方面表现更好。然而，如前所述，广泛的福利计划可能会促进＂福利文化＂，人们陷入贫困，因为这些计划消除了工作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或者减少了依赖福利支付的耻辱感。
　　瑞典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对于改革活动开始较早，但在1945年之后加速，强烈倾向于平等，社会风险的再分配和经济效率。在教育、初级保健、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这一时期还采取了重要的社会政策举措，如养老金改革（例如1958年）和对家庭的支持（例如1948年以一般儿童津贴取代基于需求的福利;1955年提供3个月的受工作保护的带薪产假）。
　　瑞典福利国家扩大，政府支出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福利国家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广泛发展。在强劲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经历了结构转型，改变了劳动力的职业结构，非熟练工人的比例下降，白领工人的比例增加，特别是专业人员、文员和销售人员，以及较低级别的管理人员。
　　从大多数国家来看，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20世纪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工业、私营服务和公共部门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这些部门又恰好都是近年来发展突飞猛进的部门。
　　直到1970年代，瑞典才作为一个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高的国家脱颖而出。与有伴侣的母亲相比，单身母亲在收入方面，仍然是社会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
　　1950年后，教育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都大大扩展。与这项研究相关的是，这意味着尽管整个高等教育以及高中的领域和课程方向仍然存在社会经济选择性，但是跨性别和社会阶层更平等地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学费和书本方面都是免费的。
　　瑞典福利国家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继续发展，涵盖了收入保障、教育、儿童保育、医疗保健和老年人护理等广泛的社会领域。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头50年大幅度下降，然后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保持相当稳定，直到1980年代初再次下降，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基尼系数约为20，不到最高十分之一人口总收入的25%）。
　　从那以后，与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不平等再次加剧，今天的水平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非常相似。相对贫困率在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衰退期间有所下降，当时相对贫困率开始上升，但贫困和儿童贫困程度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
　　然而，关于儿童贫困及其与成年期不同结果的关系的研究在北欧地区并不像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例如美国）那样普遍，主要集中在1990年以后的时期。对当前情况的研究表明，贫困主要影响单亲家庭和没有有酬就业的家庭 ，特别是移民。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我们对儿童贫困和匮乏知之甚少。
　　一项对哥德堡（瑞典第二大城市）不同年龄组1925年至2003年7个基准年的相对贫困率的研究发现，1925年至1947年以及1958年至1983年间贫困率下降。
　　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瑞典的儿童贫困率一直在下降，如果以生活在缺乏财富的家庭中的儿童比例来衡量。2010年和1980年，生活在经济贫困家庭的儿童比例相似（略高于10%），但在瑞典199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要高得多。
　　自1990年代中期危机达到顶峰以来，生活在依赖社会援助的家庭中的儿童比例下降，直到2000年代初，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瑞典收入不平等 的加剧，相对收入贫困不断加剧。
　　因此，从我们研究中的个体是儿童到成年后被测量，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期间，瑞典从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过渡到双收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尽管仍然存在相当大的职业隔离和性别工资差距，但是男女在劳动力中的参与趋于一致。
　　尽管高等教育中 继续存在社会偏见，但是今天的教育系统比我们最年长的群体上学时更加平等。对于年龄最大的群体，成年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儿童时期， 而对于年轻群体，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不平等程度更为相似。
　　参考文献：
　　Airio, I., Moisio, P., and Niemelä, M.,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Finland in the 1990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  7  (2005), pp. 253– 69.
　　Astone, N. M. and McLanahan, S. S., ‘Family structure, parental practices and high school comple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56  (1991), pp. 309– 20.
　　Bailey, R. E., Hatton, T. J., and Inwood, K., ‘Health, height, and the household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69  (2016), pp. 35–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