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女艺人不仅有风流韵事，还有文人风气，看女性为主文人圈崛起

　　引言
　　本文所说的在晚明＂女艺人＂主要指那些有才气的青楼女子，女艺人是特殊的群体，在晚明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在之前的叙述中，往往是以文人为中心，对于女艺人的叙述也是大多停留在文人对女性产生的影响，很少以女性为中心进行叙述。实际上这些女艺人不仅有才貌有才情，甚至和男人一样有自己的文人圈。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既包括作为晚明女艺人整体来说的文人圈，也包括以某一女艺人为中心的文人圈。
　　将晚明女艺人文人圈作为一个现象加以考察，势必关注这一现象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土壤。晚明在中国古代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全方位的深刻社会变迁，城市文化兴盛并因此产生了奢靡之风和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继而产生了纵欲主义观念，及性思潮推波助澜所导致的个性意识觉醒等等，均为晚明社会变迁之重要体现，也为破除晚明性别关系之桎梏，推动士女交游之风之兴盛提供了重要因素。晚明青楼女艺人文人圈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与社会因素下产生的。
　　一、旭日余晖，气象独特的晚明时期
　　青楼主要分布在城市中，但在古代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青楼又是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织与活动场所。因此，其盛衰实关系到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是否昌盛。通常情况下，经济繁荣昌盛，文化异彩纷呈的城市才能在青楼崛起的过程中既有物质基础又能在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上有所支撑，由于青楼的生存并非仅仅靠优渥物质基础，而是城市奢靡生活方式与开放生活观念的塑造与支撑，应该说这才是青楼生存的真正土壤。
　　尤其在江淮地区地区，有名倾天下的＂秦淮八艳＂，以她们为代表形成以青楼为中心的女性社交，并以其独特的气质和才华吸引了众多文人名士。包括＂风流教主＂钱谦益、冯梦祯、梁辰鱼、王稚登、陈继儒等。当时的秦淮名妓几乎都形成了广泛的文人交往圈，董小婉、李香君、柳如是等无不例外。
　　晚明女艺人文人圈在一定意义上是性别交往较为开放和日趋紧密的产物。而公开的性别交往与晚明以来社会生活方式尤其是纵欲主义思潮的崛起息息相关。晚明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所显示出的总的趋势就是人类社会性的极大增强。
　　如公共娱乐发达和全民户外活动兴起等、社交活动多样化等等，已经让这个时代和当今人们所感受到的生活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为高＂即是对晚明社会纵欲主义盛行的最好概括，而晚明文人的纵欲主义思想的兴起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必然结果。
　　晚明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其民众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尤其是文人思想开放和行为放浪的表现，并非只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享乐刺激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以心学运动为中心的晚明性灵思潮。
　　外部物质生活和内部思想精神在晚明呈现同步变化之势，反映到文人身上就是他们在思想上勇敢地摆脱羁绊，寻求自由、张扬个性和行为放浪形骸，耽于声色，纵情享乐高度融合，二者互为表里而又互为助因，因而无论在思想上张扬或在行为上放浪均成倍增长，臻于极至。
　　在晚明性灵思潮的语境中，文人既对声色之乐放任自流，又不讳言自己本来的面目与真实的人生，既能做到行之有为，又能言之有为，率性自然而又真实可信。这一点堪称晚明性灵文人所共有的特征，前文所列举的以李贽，汤显祖，袁宏道为代表的文人概莫能外。
　　再者，由活跃在隆，万之际的李贽至明末的张岱经历了晚明的全过程，如此由仅仅这几个人就能对晚明性灵思潮及性灵文人思想有一个粗略的掌握、行为与其创作之一般特点，亦承认晚明性灵思潮之持续性与晚明性灵文人之前后趣向之一致性。
　　在此背景之下，这一时期文人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时代共同的某些影响，反映出一些相同的特征。但是一个时代文人思想，行为上的相同性则促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如李贽他们一样打破束缚，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表达自我，还有人生放任不拘，纵情声色，奢靡享乐，等等。
　　二、晚明文学的＂两性合奏＂
　　更直接地看，晚明女艺人文人圈的促成因素是两性交往的日益密切，因为两性交往是女艺人文人圈形成的前提。这一点，可以说晚明是中国古代两性交往的一个巅峰时代。除青楼的发达之外，晚明时期促进两性交往的一个重要渠道或平台是文人结社。
　　结社是明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到了晚明愈演愈烈，特别在文人荟萃、经济繁荣的城市，更是异常活跃，而且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势头，就是女性参与文人结社，其中主要又以青楼女性为多。士女雅集的文学情景，既给晚明文人结社带来了新的风尚，也促进了两性的人际交往和文学交流，由此形成了晚明文学特有＂两性合奏＂格局，创造了文人风流和文学风流。
　　有这样一种现象值得注意，＂中国古代文学史进程中不少历史时期主要是男性在唱独角戏……在文学史涉及性别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单性’的，是一相情愿的，多为男性作家的‘白日梦’＂，＂自明中后期以来文学史的演变，从某种意义说是随着社会生活与文学活动中‘性别’关系的改变而发展变化的，文学增加了‘两性合奏’的音符而声调和美，情味深绵＂。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性别＂因素发生的一次变化，不可忽视。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附录《金陵社集诗》序中说反复提到的＂海宇承平，陪京佳丽＂＂江山妍淑，士女清华＂＂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即女性的参与而形成的＂士女一体＂的文学时代。
　　这种＂士女一体＂或＂两性合奏＂景象，意味着＂性别＂因素到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对文学的深度融入，由此使文学由外到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女性艺人、作家队伍的不断兴起，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涌现大量多才多艺的杰出女性，在诗歌、绘画、书法、歌舞、戏剧等方面崭露头角，施展才华。
　　这既带来女性文学、女性艺术的繁荣发达，多姿多彩，同时又为女性在文学、艺术世界形成与男性作家的交流、对话建立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从内在精神气质而言则更丰富地塑造了女性的人格气质和人生情趣，这使她们与文人无论在知识素养、艺术才能层面还是在内在精神层面都更相接近，更相一致，形成真正意义的＂士女一体＂。
　　这一变化同时又带来另一变化，即文人生活世界和文学、艺术世界的变化，以及更深层次的内在精神的变化。晚明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作为构建这种文学的主要力量的文人队伍已非昔日可比，文人还是文人，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几乎已被这个新时代所＂重植＂。
　　如果细致地注意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笔下的诗人，可以发现，自中明以来文学首先在＂人＂的层面已经悄然变化，而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为文人气质的风流一面日益凸显。跌荡文酒，纵情欢场，沉湎声色，放浪形骸，几乎是晚明文人的共性，也是形成晚明文学之晚明性的重要前提。
　　三、女艺人文人圈的现象观照
　　明代文学显著特征之一是文人群体化特征异常明显。推动其群体化发展的时代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科举，结社，讲学和社会发展所导致的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群体化，其实推动着大小形形色色＂文人圈＂的形成。
　　明代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文人圈——交游之产物，而这一交游在异性间也有，俗称士女交游。士女交游衍生出了两类人群：一类是男性主导的女性圈，也就是由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组成的交往圈，比如冒襄和李十娘，顾媚和陈圆圆，董小宛。
　　另一类是女性中心文人圈，也就是由一位女性和许多异性文人所组成的交往圈。徐翩与潘之恒、周天球、汪道昆、屠隆等，柳如是与陈继儒、张溥、宋征舆、陈子龙、李待问、程嘉燧、钱谦益、祁彪佳等。
　　女性中心文人圈决定了这里的女性是交往圈产生与发展的一个环节。在晚明青楼女艺人中，美貌已不再是其出类拔萃的惟一标准了，相对而言才艺与品性更为重要。所以，她们和异性之间的互动也不仅是男女之间的性爱互动，而是作为具有性别因素而不局限于性别意义上的文学艺术。
　　晚明女艺人在文人圈中普遍拥有各自的交往范围，部分人之间也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感情。这大致可由一些零星记录得到有关资料，爬梳彼此交往关系。比如潘之恒关于徐翩的记述，三个方面体现出徐翩和文人群体有着极其广泛的互动。
　　其一是她最注重交际，其时名流并不不乐意来其惊鸿馆聚首，其居处理所当然地成了文人交流之中心；二是凡是＂嘉客＂到南京，徐翩闻知就主动来访，为之也被封为女孟尝君；凡有拜访徐翩却没有见过的自己，徐翩都会主动回访，百不失一地进行。这三点表现出徐翩身为女活动家，其文人圈交往之广可想而知。
　　从交流特点来看，女艺人作为士女交游的纽带，常常表现出一对多，一对多的格局，也就是在这种相处格局中，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文学史意义的文人圈。例如，徐翩和汪道昆，潘之恒，屠隆，梅鼎祚，方嗣宗，周天球之间的互动，就形成了以徐翩为首的文人圈。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和女艺人打交道的文人大都彼此熟识，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比如潘之恒曾经向汪道昆学习过，而且和方，周等人都是好朋友，有的还是同乡。也有文人因为同一位或多位女艺人互相结识，形成新圈。以晚明名妓为中心所构成的文人圈存在着较多的交叉或者重合，这样就更加加强了文人，文人群体间的彼此互动，推动着晚明文学社团及流派的生成和发展，并产生着广泛且深刻的影
　　结语
　　通过对晚明女艺人及其文人圈的考察，发现了更多历史的碎片，将它们拼凑起来，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了女艺人文人圈的认识，还可以拓宽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历史。对那个时代社会风气，人情世态各方面都有一定认识。
　　以晚明女艺人为主线的文人圈的研究其实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对晚明士女交游，两性合奏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和审视，另一个侧面则展示了晚明女艺人，文人和文学几个层面的历史事实状。受益于晚明特有的时代土壤，这一期文人与女艺人表现出个性化的气质与风貌及其特有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观念。在这一环境中，他们把对人性的舒张推演做到了极至，男女平等思想倾向，自由意识逐步暴露。
　　参考文献
　　《亘史钞》
　　《虞初续志》
　　《明画录》
　　《明代金陵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