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宣宗正统的即位诏书，申明了怎样的政治需求？

　　有明一代，内阁大学士只是五品官，始终不曾成为最高行政机构。到了仁宣以后通过授予师保等方式三杨的官职品级均获得提升。仁宗即位之初，就以杨荣在成祖朱棣死后于军事和丧礼的功劳，授予其工部尚书官衔。洪熙元年正月，又授予杨士奇为兵部尚书、金幼孜为礼部尚书、黄淮为户部尚书。
　　宣德后，杨士奇的官职全称为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的官职全称为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溥的官职全称为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学士。少师、少傅为从一品，尚书是正二品。仁宣后，三杨的官位品级就都已经为从一品，成为官僚的绝对上层。而到了仁宣以后，内阁地位变得尊崇起来，俨然成为朝廷的中枢机构。特别是宣德以后，杨士奇等人借助皇帝老师的身份逐渐超越蹇义和夏原吉成为政治重要决策者。
　　仁宣后内阁权力逐渐超越六部权力，票拟权的获得是内阁权力彰显的重要特征。整个政治局面由仁宗时期＂义善谋，荣善断，而原吉与士奇尤持大体＂四人＂共议天下官吏军民＂之事的局面，转移到＂仁宣之间，政在三杨，义虽居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时亦以此少之。＂
　　内阁逐渐掌握了以下权力：国政决策权，如宣德放弃安南一事，即是内阁杨士奇与杨荣一方最终战胜六部尚书蹇义、夏原吉一方；人事任免权，如宣德时期治理地方卓有成效的著名官吏，如于谦、周忱、况钟、顾佐等人均是杨士奇所举荐。中央官员如荐举薛瑄为大理寺左少卿，建议降大学士陈山为内书堂讲官，均出自杨士奇的建议。
　　但是内阁权力的增长方式并非来源于国家制度规定，而是皇帝私恩，皇帝与内阁大学士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公私两种关系纠缠在一起的状态。即内阁在明代官方的政治体系中，始终定位是一个咨询机构，官职仅为正五品。
　　要想获得权力，必须要与皇帝保持友好而亲密的关系，而获得少师、少保和尚书的官衔，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实际的政治权力。三杨与仁宣关系紧密，早在仁宣为太子之时，三杨即是东宫官署成员，三杨对仁宗和宣宗皇位的顺利传承和皇权的稳定发挥重要政治作用。
　　其后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也多借助皇帝老师的身份而获得实际的权力。这种权力获得途径的私人化，也使得三杨始终要讨好皇帝才能稳定和巩固权力，因此在其文集中，充满歌颂皇帝盛德的应制诗赋。曾经为保护仁宗而入狱十年、具有良好道德操守的杨溥在应制诗中也要歌颂皇帝的丰功伟绩。因为皇帝的圣德伟业，才使得上天能降下祥瑞麒麟。
　　三杨对政策的调整与对皇帝的歌颂同时进行，印证了士大夫在明代皇权专制局势中要践行政治理念的无奈。
　　这种看似繁华的政治生态中也滋生了不和谐的因素，宣德年间于内廷创立内书堂，大学士陈山等人教习宦官读书识字，这是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即朝廷委派宦官出使他国、监督军队的必然需要。宦官掌握了读书识字的本领后，就可以阅读奏疏，为正统初年王振的干政提供了契机。三杨由于长时间受到皇室的眷顾，也出现了有违德行的事情，如杨荣接受边疆馈赠，正统五年，杨荣受靖江王佐敬贿赂之事被王振告发，经过杨士奇解救下才得以完事。
　　仁宣以后，由于仁宗、宣宗、英宗为储君时都曾经得到过三杨、蹇义、夏原吉等士大夫的教导，君臣关系中多了一层师徒之义。皇帝主动改善与臣子的关系，对大臣的赠印和赏赐等事时有发生，但是皇权专制的色彩仍然浓重，仁宣时期，士大夫发挥政治主体作用逐渐增强之时，也是台阁体的文风最为兴盛之时。
　　正统以后，宦官权力膨胀，达到可以同六部和内阁相抗衡的程度，内阁的票拟权和司礼监的批红权先后出现，并成为影响朝政的两股主要力量。宦官势力并未因＂土木之变＂而衰落，终于在＂夺门之变＂中成为英宗复辟的一股重要力量。
　　即位诏书及其改革信息
　　遗诏和即位诏的相互衔接使得皇权的转移得以顺利进行而不会出现断裂，也使得士大夫能端正国家政策走向，纠正前朝政策弊端，为新朝确立政策走向。洪熙帝、宣德帝、正统帝的即位诏书，以及仁宗、宣宗遗诏均由杨士奇主持起草。这两项条款都明确申明了民为邦本、安民养民的政治追求。
　　(一)洪熙即位诏书
　　洪熙即位诏透出士大夫更革国家政治、调转政治走向、改变政治生态的急切心态。洪熙的即位诏书35款，其中＂停止＂一词出现13次，涉及到11项政策调整，占整个即位诏书政策调整中的31%。依次停止的是：停止下西洋；停止往西撒马儿罕等处卖马；停止云南木邦等处的采办；停止各处修造往诸番船只；停止各处卖办物料；停止各处闸办得金银课；停止安南等地的金、珠、香料的采办，停止陕西、四川等处得茶课；停止各处采办的木植；停止各处除军需外的造作。
　　对政治改革的急切心态跃然纸上。下西洋一事，＂悉皆停止＂用语深刻。这种政治调整力度很大，涉及到明廷政策的走向，对西洋、西域、安南等地方外交政策有导向作用。这种政策导向预示了政治生态的变化，坚守＂民为邦本＂的思想。洪熙即位诏书揭开了仁宣以后政治调整的序幕，并且这种调整的实施可谓大刀阔斧，现在的急切情状与仁宗为太子时期的隐忍形成鲜明对比，仁宗生存境遇亦即士大夫的生存写照。
　　仁宗的即位，士大夫终于获得了实施政治改革的机会，及时调整永乐时期对内过度活跃、对外过度伸展的统治风格，重新回归到儒家士大夫所希望的与民休息、政通人和的秩序轨道上来。所以仁宗的即位诏书虽然因为仁宗的逝去并没有完全在洪熙当年显露出政治效果，但是仁宗的即位诏还是开启了明前期皇帝调整政治风格和政治生态的基本范式，其后的宣宗和英宗的即位诏书基本沿袭了仁宗即位诏书的风格和模式。
　　(二)宣德即位诏书
　　经过洪熙一年的政策调整，宣德皇帝即位诏书与洪熙皇帝即位诏相比，虽然仍然是以民为本，民本是政策调整的主要着眼点，但语气平缓很多。从洪熙皇帝即位诏书中的＂宣布维新之政＂的大刀阔斧，到宣德皇帝即位诏书中＂咸与维新＂的声明，到正统皇帝即位诏书中便是＂与天下更新＂，语气已经逐渐平缓。
　　宣德即位诏书25款，特殊之处有二：第5款为畅通言路，用以广视听，达民隐；第6款表达了重视农业的理想。＂农桑，王政之本，衣食之源。＂前者是士大夫要求行使在政治场中话语权的表现。
　　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高压后，士大夫开始主动要求在政治场域中发挥主动性、争取话语权。后者代表了明朝官方的农本思想和民本理念。所涉及＂停止＂款项3项，占12.5%。依次是：为了体恤军士累年劳役，停止一切不急事务；为省民力，停止各处闸办金银；停止因海运增加的岁办对象征收。
　　政治风向在洪熙一年的调整下逐渐回落，语气也逐渐缓和，没有仁宗即位诏书那般犀利。宣宗即位诏书延续了仁宗即位诏书的基调，重申和补充了仁宗即位诏书的基本精神和具体政策方针。
　　(三)正统即位诏书
　　正统即位诏书41款，对政策的调整项目增多。宣德年间征集民间的虫鱼、果木、山石等玩物，宣宗皇帝在位期间，对于士大夫来说，对有悖君德的行为未能给予及时的纠正。宣宗死后，杨士奇等士大夫借助正统皇帝的即位诏书取缔宣宗朝的政治弊端。正统的即位诏书中有关＂停止＂的政策有6项，与宣德即位诏相比，有所增加。其中特殊地方在于停止到各处地方采办虫鱼等玩物，并且用语严厉。
　　宣德时期，明朝的确出现了比较安定和繁荣的局面，也加剧了宣宗皇帝追求奢侈品的欲望。其派出宦官到民间征收鸟兽、花草等玩物已经是历史事实，文学作品《促织》一文即是宣德时期民间社会因皇帝征召加派而造成百姓家破人亡的现实主义写照。
　　明朝到宣德年间，国家和民间的工艺水平都获得重大发展，如宣德时期的瓷器制造在中国瓷器史上颇有特色，如宣德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黄铜铸成的铜器。为获得精品的铜炉，宣德皇帝亲自督促铸造。但是这种国家繁华却也造成民间社会赋税负担、劳役负担的沉重，国家财政收入中粮食和钱钞两项数字在宣德年间变化不大，基本维持了明前期水平。
　　变化在于宣德时期，民间需要在正常的赋税负担基础上承担更多的加派，如军器、船只、生漆、铜铁、染料、木材、金银等，这些额外的征收势必增加民间负担，一旦超出民间社会小民的承受范围后，逃军、逃户、逃民现象即相继出现，正统以后蔓延全国的流民问题就是鲜活的证据。
　　杨士奇反思了宣德年间政治出现的弊端，主张减轻赋税负担，与民休息，停止民间采办，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政策调整的思想体现在正统皇帝的即位诏书中。这是经历了宣德十年的恢复后，在繁华背后展露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三杨为首的士大夫借助正统即位诏公布之机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和政治更张，惠民政策普及到全国的农户、军户、匠户、盐户等各个阶层。
　　通过对洪熙、宣德、正统三位皇帝即位诏书的分析可知：仁宗以后的国政并非是对永乐朝政治的继承，更多是对建文朝文治气象的回归。
　　文人政治和士大夫政治的风格开始逐渐展现出来，即位诏书中体现的＂民本＂、＂仁政＂政治信仰是文治回归的证据。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杨溥、金幼孜、蹇义等人均参与到了即位诏书的草拟过程中，士大夫控制了皇帝即位诏书的起草，一方面给予新君以皇权合法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就是借助起草诏书的时机把儒家的治国理念渗透进其中，成为朝廷政策调整的基本思想。
　　即位诏书是明朝官方向天下发布的公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朝廷和民间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仁宗、宣宗、正统的即位诏书开启了明前期政治风格的转变和政治生态变迁的序幕，也是仁宣以后皇帝和士大夫践行儒家治国理念的最高法律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