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国妓女的真实回忆不怕打骂，就怕杨梅大疮，无药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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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娼妓行业可谓源远流长，但也祸害千年。民国时期，国父孙中山曾下令禁娼，并对妓女们实施救助。但因时局动荡，陆续的整治均以失败告终，从妓人数不减反增。
　　民国政府采取了一边禁娼一边允许妓院合法经营的方式。没想到的是，这堵疏结合的政策反而将这个行业送入一个空前兴旺的阶段。
　　（民国妓女剧照）
　　无论在繁华的租界区，还是杂乱的贫民窟，公娼私娼随处可见。当时有人调侃说，娼妓业是中国唯一领先世界的行业。
　　1925年4月21日的《申报》上写着，上海太繁华，娼妓也太多了。
　　这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这个行业的繁荣，却是些走投无路的女人们用身体、血泪和健康为代价砌成的。
　　（上海妓女剧照）一、待价而出的女人们，随时可能被卖到妓院
　　娼妓行业古已有之，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处于三教九流之末，低到了尘埃里。
　　娼妓一词既包括容貌姣好，地位低下的歌舞姬，也包括身无所长，只能有偿提供性服务的女子。
　　民国时灾荒战乱不断，很多农民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举家背井离乡，便将女儿、儿媳，甚至老婆卖入妓院为娼，换些钱财度日。妓女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贫困潦倒的农民家庭。
　　（民国妓女剧照）
　　在《烟花血泪话陈塘》一书中，记载了一对做苦力的夫妻，妻子为给重病的丈夫求医，向鸨母借了高利贷。
　　但丈夫的病没能治好便撒手人寰，母女俩既无生活来源，更没有还债的能力，母亲就将女儿押入妓院抵债。
　　除了这样的穷苦之人，很多原本殷实的家庭和书香世家，也会在家道败落或外债累累的时候，将家中的女子卖入妓院。
　　（名妓赛金花照片）
　　名妓赛金花就出自士绅之家，13岁时家中变故，被祖母卖到花船上为妓，15岁又被人拐卖到上海，后学会了英语德语，三嫁高官，三次下海，用色相征服八国联军中的德军元帅，救京城百姓于水火。
　　我并不感叹她的祖母无意间造就了一代如妓，而是想说，那时的女人不过是家中可供变卖的物品，是很多人在贫穷时变现的第一选择。
　　于是，在国土被殖民者瓜分，官场腐败和淫乐之气盛行的民国，才有大量女人沦为妓女，出现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北京的八大胡同、江浙的十里秦淮等烟花场所。
　　林立而起的妓院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民国军政要员们娱乐和销金的场所。
　　（民国时期的妓女）二、娼妓合法化令从业人数大增，行规等级太分明
　　民国政府其实并不希望娼妓行业放飞发展。
　　国父孙中山就曾提出禁娼建议，南京和北京等地还设置了救助妓女的济良所，希望通过收容、诊治性病、教授生活技能，以及选择配偶的一条龙方案，帮助妓女们回归正常生活。
　　怎奈军阀混战，加之执行不力，使得计划始终没能实现。此后，民国政府便取了个折中的办法，允许妓院合法经营，意图加强管理。从此娼妓成为合法职业，青楼女子也变成了纳税人。
　　（妓院剧照）
　　但此举的成效并不如人意，在册从妓人数反而还不断上升。据统计，1918年北京的妓院达到了406家，从业人数将近3900人；1926年的天津有妓院468家，妓女3594名。
　　最恐怖的当数上海，据《娼妓问题》一书中记载，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公娼私娼人数总计高达610万之众。
　　（广州的船妓）
　　这成千上万的数字虽然看上去眼晕，但实际上这些妓女只分为四类人：
　　一是卖绝妓女。她们被一次性卖身给妓院，永无赎身之日，无论多么风光也没有人身自由。
　　二是典当妓女。这些女子相当于一件押在典当行里的物品，与妓院老板协商她质押年限和价格，到期后拿钱赎人才可离开。但这期间的所有收入全部归妓院所有。
　　（民国时期的妓女）
　　三是住家妓女。她们不在妓院居住，只在那里接客，但要跟妓院约定苛刻的拆帐规则。日常行动上相对自由，也可以选择到哪个妓院去上班。
　　四是本家妓女，也叫柜上妓女。这些人大都是妓院老板的女儿或儿媳，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很自然地就被家里安排接客了。
　　由此可见，在红红火火的娼妓行业背后，妓女们的人身自由或收入，总有一样被妓院老板牢牢攥在手里。但即便如此，在这个九流之末的行业，三六九等依然被分得清清楚楚。
　　（挂着妓女名牌的妓院门口）
　　据1920年对上海娼妓行业的调查显示，在60141名的职业从妓者中，高等妓女仅占3，而低等妓女则占据了总数的97。
　　一般来讲，一等妓女接待达官政要，她们的衣着时髦考究，营业场所被称作清吟小班，居室陈设华丽。
　　二等妓女在叫做茶室的地方，周旋于商贾老板们之间，她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小班降下来的女子。
　　（清吟小班妓女）
　　三等妓女的客户群是小生意人，营业场所叫做下处，房屋矮小老旧，家私器皿普通。
　　四等妓女的受众是体力劳动者。她们的工作环境叫土娼或小下处，院落破旧，在此接客的女子也大多容颜衰老。
　　最低等的接客场所叫黄土炕，条件非常简陋，甚至还少有人知。
　　（民国妓女）
　　一二等属于高等妓女，三等以下的是低等妓女。其实无论高等低等，都是妓院老板的工具，姑娘们在威逼之下，除了把嫖客伺候好也并无他法。
　　特别是低等妓女，由于没什么才艺，只能吃年龄饭，靠出卖身体谋生，她们收入少存不下钱，任打任骂也无力反抗。
　　永春堂的花魁程金燕是被父亲卖到那里的，起初无论面对怎样的逼迫，她都不肯接客，直到老鸨将低等妓女翠儿拉了出来。
　　老鸨每天在她面前折磨这个无辜的女孩，让程金燕心痛难忍，最终她不得不低头就范，按照老鸨教授的规矩去接待客人。
　　（图文无关）
　　所谓的接待大体有三种方式。一叫打茶围，也叫开盘子，只陪着客人饮茶吃水果，并不喝酒，这是与嫖客互相接近的第一步。
　　第二种称为出条子或出局。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出台，嫖客们在妓院之外的场所寻欢作乐时，兴之所至会填写一张局票，写明了时间地点人物后，找人送到妓院，被点名的姑娘就会到场陪酒助兴。
　　第三种是办花酒，也叫做花头，类似于现在的酒店承办一场宴会，这是妓院重要的收入来源。嫖客点名让妓院将宴席和麻将备妥，之后便只管上门宴请宾朋，吃喝玩乐，身边自然是少不了姑娘们的陪伴。
　　（等待接客的妓女）三、人肉不如猪肉值钱，低层妓女生存艰难
　　在民国政府推出娼妓合法化的政策后，妓院老板们纷纷到警局领取营业执照，而持证上岗的妓女们也开始缴纳税款，哪怕是最低等的妓女，每月也要缴付固定的花捐。
　　以北京的黄土炕妓女为例，她们每月需缴税款10万元，身体检验费15万元，大部分人再与老板三七分成，七七八八扣下来，每月到手大约只有3万元。
　　而当时每斤猪肉还要20多万元，所以人肉还真是不如猪肉值钱。
　　但就是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仍然有大批的逃难女子申领营业许可证，也有人为了多挣一点干脆做起了暗娼，但由于身份不合法，反而被坑得更多。
　　问及她们的从业原因，理由无外乎一个，那就是穷。
　　（北平妓女的执照申请书）
　　这些女人觉得，成为青楼女子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事，哪怕是进入下处、小下处或者黄土炕这些破败的场所，去过没有希望的日子。
　　在那些地方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的风尘女子，她们或懒洋洋地等候客人，或正在与客人扯扯闹闹。
　　从北京出西直门往西，向南大约二里处，曾经有过一片黄土炕妓院。
　　14岁的黄玉就是被父亲贱卖到这里的，老鸨意外获得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便让她不停地接客，但很快这棵摇钱树就累垮了。
　　（年仅十岁的小妓女）
　　正在休息的时候，一个身患性病的兵痞闯上门来，差一点将黄玉强暴。幸好小姑娘有个仰慕者，此人与兵痞叫板，两人打出了人命，反倒让黄玉侥幸逃过一劫。
　　然而在战乱时期，妓女们的日子没有最苦只有更苦。
　　日本军队在打进北京后，仅在百顺胡同就专门开设了六家妓院，供日本士兵寻欢作乐，并且将妓院进行封闭，以防性病传播。
　　随后的内战时期，美国大兵进入北京，不仅当街施暴，还在崇文门外的苏州胡同拥有专为洋人服务的妓女，那条胡同因此被称为人肉市场。
　　（供洋人享乐的人肉市场）
　　如此恶劣的职业环境，给妓女们带来了感染性病极大的风险，皮肉之苦尚可以忍耐，最令她们担心和害怕的就是被日渐流行的杨梅大疮招惹上身。四、烟馆改淫窝传性病，妓女不治疗听天由命
　　随着国民政府大力禁烟，各地的烟馆纷纷倒闭，老板们也推陈出新，将烟馆改造成低等淫窝，上海的南诚信烟馆就是这样一个所在。
　　（民国时期得妓女）
　　曾经的烟馆摇身变成了花烟间，随后就出现了大量烟妓。妓女们为了生存，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角色。
　　她们给客户吸食劣质鸦片，然后将他们引到妓院消费，有时每天要接八到十位客人。
　　日复一日的接客，除了皮肉和精神上的折磨，大多数妓女都无法逃过身染性病的厄运，接踵而至的就是强烈的交叉感染。
　　由于接的客人多而杂，妓女们成为性病的传播中介，南诚信花烟间的妓女几乎全部得了性病，很多人都感染上了梅毒，也就是杨梅大疮。
　　（正在吸食大烟的妓女）
　　梅毒在上海流行期间，嫖客们不是洁身自好，而是为了躲避感染，将寻欢场所从妓院改为住家妓女的居所。
　　有的住家妓女绑定了十几个嫖客，忙的时候，客人会前后脚地上门。没过多久，这些人也自然全军覆没，没能逃过梅毒的魔爪。
　　感染了梅毒的人，妓女们称之为中状元。因为这种病对人体的毒害极大，传染性很强、令人谈之色变。
　　人一旦患上了杨梅大疮，不仅个人健康会被严重摧毁，也面临着被排斥在正常人生活范围之外的境遇。
　　永春堂里的下等妓女翠儿在感染梅毒后，老鸨不愿花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为她治疗，而是将她关起来，任其身体溃烂，病情恶化，直至惨死。
　　（正在接受医生检测的妓女）
　　上海左翼作家李俊民曾以身患梅毒的妓女为原型，写了一篇名为《人与人之间》的小说，小说的女主角被梅毒侵染后，头发脱落，面部受损变形并产生紫色瘢痕。
　　她的器官和心理都被病毒腐蚀掉，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人们见到她会远远地掩住口鼻，弃之而去，在她捡拾垃圾时，路过的乞丐又将她一顿暴打。
　　这篇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那些患有梅毒的妓女们的生活缩影。她们深知梅毒的凶险，却又任其蔓延，自生自灭。
　　梅毒的感染率之高令人咋舌，以南京为例，1933年，在该地区的三千私娼中，有两千人都患上了梅毒。
　　1936年，四川省对525名妓女进行了体检，发现只有16人没有染病。《成都日报》发布的数据称，这些患者中73。58得了淋病，49。16感染了梅毒。
　　（图文无关）
　　虽然民国政府制定了管理措施，要求妓院暂停营业，并给予妓女定期检查和治疗的福利，但效果寥寥，几乎没什么人响应。
　　一方面妓院老板唯利是图，为了赚钱隐瞒妓女的病情，强迫她们接客。另一方面，妓女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如果是在租界内的，还面临着医院主要为洋人服务的问题。
　　虽然她们觉得自己可能随时会死掉，但却选择了听天由命，放弃治疗继续营业。
　　事实证明，在禁娼救娼的同时，又将这个行业纳入合法经营的行列，是非常矛盾的政策，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对金钱的贪婪让妓院老板们丧失人性，而妓女们的侥幸心理，则让她们不懂，也不会去顾及自己生命的安危。
　　（民国妓女）
　　这就是民国时期，娼妓行业畸形繁荣带来的循环恶果。
　　在妓院这个人来人往的场所里，有人结交了权贵，获得了欢愉，有人释放了压力，但唯有妓女们始终两手空空，也从来没有过半点尊严。
　　参考资料：孔繁杰。民国娼妓脂粉浸染的历史〔M〕。中国文学出版社，2014
　　鲍祖宝。娼妓问题〔M〕。上海女子书店，1935：20页
　　烟花血泪话〔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