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辽阳行省学校的学官任命制度严格，生员与相应户籍制度相匹配

　　历史开讲学官的仕途
　　从学官的升迁看，元代的学官整体升迁都是极为困难的，很多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教授的职位，更多的人则只能做到不入流的学官，而能做到提举的可以说凤毛麟角。元代的学官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整体的官职不高，权利也不大，但是在社会上很受人尊重。
　　在学官的任命上也比较严格，往往只对在学术、科举等方面极为突出的学官授予提举的职位，其他能担任学官的人在全国整体儒户中的比例也很低。从辽阳行省中的几则碑刻可以看出，虞元登于皇庆二年（1313年）担任儒学学正，至顺三年（1332年）已经从辽阳行省理问所知事一职致仕，成为了国家的流官。元制理问所，理问二员，正四品；副理问二员，从五品；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属首领官，负责地方司法之事。
　　其经历正印证了元代学官的仕进状况，元朝制度规定，学正和山长任期完成以后会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将由进一步呈送行省和吏部，最终由集贤院考试，合格后可升任府或上中州教授。不合格者只在学正、山长内任用；府州教授历一考，升路教授；路教授任满以后，即入流品官，授县主簿。这一过程学官需要经过至少四次考核，全部通过才能得以升迁。
　　这一过程通常也耗时多年。经过其计算从学正升任县主薄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生担任的最高官职就是府州教授。再反过来看虞元登的仕进之路，其于皇庆二年（1313年）担任儒学学正，至顺三年（1332年）已经从辽阳行省理问所知事一职致仕，成为了国家的流官。虞元登的身世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仕进之路可以说平步青云了，在元代学官群体中升迁较为迅速的。
　　如冯善主师从名儒，担任辽阳儒学教授，受到时为辽阳行省平章的洪君祥的赏识，此时洪君祥正在辽阳大兴义学，于是将冯善主聘为教师。后又升任蔚州安定县主薄，未能赴任于大德十一年九月卒。冯善主最终也是以流官致仕。叶瑞算是在辽阳儒学教授中较有作为的一位了，除担任辽阳路儒学教授外还受聘成为洪氏义学的教师，任职期间对辽阳行省的教育发展有重大贡献，也只是以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致仕，元代学官升迁之难可见一斑。
　　在辽阳行省也可发现一些学官迁调的特殊情况，至正三年《北宁北镇庙御香代祀碑记》中记载了医学教谕郭伯颜参与祭祀，但至正五年的《代祀北镇碑》中郭伯颜的职务变为阴阳教谕。根据这一现象可以推测由于元朝庙学合一的状况非常普遍，医学通常设庙祭祀三皇，而阴阳学没有独立的校舍，通常依附于三皇庙之中，医学和阴阳学之间有互通之处，因此郭伯颜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学校中迁调。
　　通过考察碑刻，发现至正七年《北宁北镇庙御香之碑》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官职学司，学司并不属于元代学官的序列，在辽阳行省也仅发现姜罴一人为学司。学司这一称呼多见于宋代对提举学事司的简称，至正七年的御香碑中也发现刻有学司姜罴的名字，因在可以断定学司应为学校中的一个职位，属于学校的管理人员。碑刻中的官员是按照官职高低排列，学司一职排在了直学的后面。直学在学官系统中属于学吏，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学官，直学的职责较多主要为掌管钱谷，辅助学官管理学校。
　　可见学司一职的职权和地位不会高于学直，并不是学官，而是属吏的一种，按照元朝的规定，元代各级儒学中还有一些自己聘请的教学人员及执事人员，如训导、五经师、宾友、乐师、执礼官、斋长、学吏等，其中有的职位不是固定的。
　　此外，学司一职在史料中也不常见，在至正四年的《重修贤像记》碑阴的官员列表中也列有济州儒学学司冯诚的名字，同时在列的还有学校的儒生、礼生、执事生和门生，这些应都是不同的学生种类。在至正十三年的《济宁路重修文庙碑》中记载了济宁路前学司柳元亮和学司班时中，同样位列直学之后。因此学司一职的设置并非广宁路的特例，应是当地学官自聘的属吏，在其他地区并不常见。生员
　　元代学校的生员也是有严格的规定，与相应的户籍制度相匹配。元朝规定，各儒户在到达上学的年龄后就要送到学校中学习，在籍儒人不遣子弟入学，别习他业，量事轻重，申各处提举官究治。在这样的强制规定下，儒户成为了官学的重要生员，但同时也规定：非儒户而愿从学者，并听对于其他非儒户的人也可以旁听。
　　元朝对各级官学的人数也没有做严格规定，各学校的人数一般与地方的经济和学校发展水平有关，因此在生员问题上还是比较宽松的。萧启庆先生认为，儒户的义务仅为按时到学校学习或年长的儒士为生员讲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义务。
　　其特权主要为在籍儒士可以得到相当于奖学金性质的廪给，并且可以免除部分赋役，除地税和商税外的杂泛徭役都可以免除，生员在官学中学习时也会按时给予一些钱粮作为资助，这样的政策也是让儒士安心修习学业。能够进入到官学中的学生基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富有的人，在乃贤的《送杨复吉之辽阳学正》中：门生衣袂多狐貉，来听谈经绛帐中。固然辽阳严寒，衣着狐裘兽皮也不应是普通人家能够承担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