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高考的黑历史发榜全录取的南方人！看看老朱都做了啥？

　　明朝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急需一批能治理国家的文人志士，来帮助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宣布恢复科举。
　　可是连年的战争让大多数饱读诗书有能力的人才，都死于战场或者中途无奈放弃了读书，并且加上南方士族对科举制度的阻挠，这就使得在科举刚刚恢复之时，能用的人才是少之又少。这让朱元璋大失所望，一度让科举制度停摆十多年。
　　直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再次启用科举制度，并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公布《科举成式》，基本制定了明朝此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科举成文法规。这才让科举制度逐渐超越举荐制度，成为明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一、太祖一怒斩状元、科举试卷分南北
　　在明朝建立初期，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南方经济富庶人才济济，北方防御元朝，重武轻文，而西南地区经济落后，长期处于以夷制夷的自治状态。这就导致了以文化科目为基础的科举制度，更偏向南方的莘莘学子们。
　　据《明清进士碑录索引》统计，从洪武元年到永乐末年，共计收录官员2792人，其中南方籍贯官员就占了2228人，占比79。8。而科举作为统治者的工具，它不仅要公平、公正的为朝廷输送有用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平衡各方势力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朱元璋有着自己独到看法，他深刻明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和作为统治工具的使用方法。
　　不均衡的人才比例显然不是朱元璋想要的结果，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自己名正言顺干预科举制度的机会。
　　时间来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发榜后因所录51名全系南方人，是春榜。而北方学子没有一人上榜，历代科举均未出现，又故称南榜。
　　北方学子因不满考试结果，认为主考官徇私舞弊，开始上奏朝廷。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惊，同时他也意识到改变科举制度机会终于到来了。朱元璋让人复阅落第试卷，并增录北方人入仕。
　　但复阅之后发现北方学子试卷文理不佳，而且多有禁忌之语。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斩杀了状元陈在内的所有贡生和大多数相关的官员。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六十一名，因在六月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南北榜事件以后，科举制度才发挥出了它真正的作用，它不仅为明朝开始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也平衡了明朝各方面的势力，对明朝政权的稳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人才的选拔来说它却有失公平，这也为之后发生各种舞弊事件和党派之争，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二、西南天险用兵难，科举开恩取人心明朝对西南地区的政策
　　在南北榜事件之后，朱元璋完成了对北方人心的笼络和对南方士族的打压，最终以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并且实行了南北分卷考试，这对许多经济落后和发达的地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以西南地区为例，这些地区往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明朝对这些地区不仅实行怀柔政策以守为主，让当地的主要势力继承元朝的土司制度，以谋求当地上层土著对明朝统治的认同。在文化方面更是让土司的子弟，可以直接可以进入国子监进行学习，他们被称为士官生，当然这些免试的士官生都是当地实力较强的土司的子弟。
　　这可以看作是明朝政府为争取西南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的妥协政策。但在用夏变夷的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一切能带动西南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政策都是可取的，即用华夏文化影响中原以外的偏远部落。
　　所以在朱元璋的眼中，士官生仅仅是恩荫的一种产物，而在政治关系上就如同朝贡和回礼一般。同时对于考生稀少的省份，明朝政府更是推行就近乡试和附搭合并政策，除此之外还有增加解额和加俸级优异之。
　　总而言之就是鼓励西南偏远地区的考生参加考试，并且不管中原政策如何，只要你西南地区的考生参加科举考试，明政府在不违背考试公平、公正的原则下，会给予考生最大政策倾斜。明朝政府对于西南地区政策，还是以长期的发展和教育为主。
　　这是由于明朝的边防任务主要在北方，用夏变夷和治国安边才是西南边疆地区主要民的族政策。
　　明朝科举的冒籍现象，最早的高考移民
　　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逐年增多，朝廷人才的输送也同样日渐饱和，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就让很多人通过不正常手段，改变了籍贯到西南等偏远地区享受当地优惠政策参加科举，这也是早期的高考移民。
　　我们熟悉的大诗人白居易在家乡洛阳科考无望的情况下，投靠了在宣州做官的叔父，从而在宣州冒籍参加了科举考试。可见冒籍科考在当时已经成为常态，这让很多落后地区的中榜率是发达地区的好几倍。
　　科举的优惠政策主要是明朝为了维护民族统一，发展在西南等偏远地区的重要政治资源，而这些资源却被来自发达地区的考生所挤占，让本地考生享受不到应有的优惠政策。所以当时很多地方对冒籍的考生都非常介意，很多冒籍严重的地区已经影响到了边疆当地的安定。
　　明朝政府对冒籍现象也作出很多法规和政策限制，但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很好的制止这一现象。分析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冒籍不是简单改变籍贯，而是一场严重的内部腐败活动，他不仅需要大量金钱还需要内部通天的权力，严重影响了科举的公平性。
　　在明朝中后期普通的儒生在层层考察和法律法规的监管下，冒籍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可以说冒籍大多情况下也只是少数有钱有势的人，可以钻的政策漏洞。科举制度在西南边疆的发展
　　冒籍现象一方面占用少数民族的科举资源，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和带动了当地科举制度的普及，和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
　　加之明朝政府在西南地区进一步的建设学校和发展文化教育，以及对民族首领的封官赐爵和免除赋税和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待，让科举制度在西南边疆地区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也较为积极的应试，并且很多人都考中了进士和举人。
　　据《云南图经志书》记载，明代楚雄府的彝族不仅稍变其俗，更慕诗书，多遣子弟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
　　明末云南保山回族闪氏一姓，就有举人、贡生、进士21人；云南蒙自沙旬一村就有回族举人、贡生、进士13人；云南玉溪龙门附近的三个回回村子里，有举人、贡生、进士11人。
　　科举制的推行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水平。既为中央王朝在民族地区的开科取士、选拔人才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又为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而它的内容是儒家经典，因此随着科举考试制度在民族地区的推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也不断在民族地区传播开来，同时对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科举治国人才出，影响千年至今日
　　科举考试是各朝统治者文教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科举考试，使汉文化和中原先进的礼仪教化更容易在民族地区传播。另外，通过科举从民族地区走出来的士子，在成为王朝的官员之后，也对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样是属于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地区，相对于蒙古地区、新疆西部地区和西藏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就基本没有发生过少数民族上层企图脱离中央政府统治的局面。这一切除了中央武装镇压和驻军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云南地区受科举制度影响时间较长、儒家文化传承度高，对民族统一的认同感强。
　　可以看出中国的统治者很早就发现了治国之道以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直到今天的高考制度和香港、澳门的自治政策都有着前人对治国之道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