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下畸形儿，医院也得管？

　　医方在对产妇进行产前检查时未尽到与当前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对应当发现的先天性疾患未能发现，导致缺陷儿出生，损害了孕父母生育知情权和优生优育选择权，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情经过
　　熊某与杨某系夫妻关系，2017年9月13日，熊某因中期妊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四医院（下称一八四医院）处进行孕产期检查，并分别于当日及2017年10月20日、2018年1月23日和2月2日先后四次在一八四医院处进行产前超声检查，四次检查均未发现胎儿有畸形。2018年2月7日，原告熊某在一八四医院处分娩，顺产一男婴小杨，阿氏评分10分。
　　2018年4月10日，两原告将其子带到鹰潭市中医院做彩超检查，检查结果提示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2018年4月12日，两原告又带其子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查，超声心动图提示：右室双出口，大型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瓣狭窄，肺动脉高压。2018年4月13日，小杨入该院住院治疗，并于当月17日在体外全麻下进行治疗手术。2018年4月24日，小杨因心泵衰竭死亡。
　　经杨某夫妇申请及与一八四医院双共同选定，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委托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对一八四医院的四次产前检查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018年11月16日，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赣天剑司鉴2018法医鉴字第（1866）号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八四医院对熊某的产前检查存在过错，医方应为先天性疾病患儿杨隽齐的出生承担相应的责任。医方医疗过错参与度50为宜。两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9000元。
　　法院观点
　　原告熊某到被告处进行产前检查，被告予以接受并对原告熊某实施了相关产前检查，故双方成立了有效的孕产妇医疗保健服务合同关系，本案系基于医疗纠纷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原告熊某在被告处进行孕检并产下一名男婴，后该男婴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于出生不到三个月死亡。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赣天剑司鉴2018法医鉴字第（1866）号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指出：本案医方（被告）虽然按照产前超声检查指南做了相应检查，同时由于超声技术的局限性，产前超声检查不能发现所有的畸形，也不能对胎儿以后的发育做出预测，但医方在对产妇进行产前保健检查中未做到高度谨慎和仔细，对大型的室间隔缺损及主动脉骑跨于室间隔上主要发自右室这些先天性疾患应当发现而未能发现。
　　因此，被告对先天性疾病患儿杨隽齐的出生存有医疗过错，应当承担该鉴定意见评定的医疗过错参与度50的医疗损害责任。
　　律师观点
　　我国现行法律就不当出生的概念尚未确认相应的具体案件适用规则，仅将之归于普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大范畴中，其特点主要在于非基于父母意愿而产下有缺陷的婴儿而导致的纠纷，争议焦点则在于案涉父母是否有权就该情形向医院主张损害赔偿，若有，赔偿种类有哪些、赔偿尺度如何把控。最高人民法院在崔山、陈晶与泰安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的（2012）民再申字219号民事裁定书中提到：该类纠纷中，责任成立的依据是：父母自主决定生育事务的权利受到侵害。此外，《母婴保护法》规定父母享有优生优育权，医疗机构未保障孕父母的知情权，而导致父母在知情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基于错误认识而选择生育缺陷儿，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具体到前述个案而言，一审法院支持熊某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还结合考虑了熊某系高龄产妇这一因素，二审法院同样认为熊某为孕育小杨付出了极大的艰辛，患儿出生不到三个月即离开人世，熊某夫妇因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与产前终止妊娠相比，结果严重得多，也据此驳回了医方要求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减少诉请。
　　综上，依据裁判要旨归纳，医方在对产妇进行产前检查时未尽到与当前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对应当发现的先天性疾患未能发现，导致缺陷儿出生，损害了孕父母生育知情权和优生优育选择权，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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