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应对侍从也有规定？这里面的门道太有趣

　　应对侍从群体进入社会体制决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汉武帝个人的发明创造。它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土壤。春秋时代，统治者豢养一些勇士或智谋之士在身边出谋出力‚是非常常见的。
　　汉以前的门客传统
　　鲁庄公养曹沫齐桓公养管仲、宁戚晋文公养赵衰、先珍秦穆公养百里奚楚庄王养孙叔敖等。诸侯们凭借着这些人的勇力、智谋和才德安邦治国，这正是一个君主、贵族与门客纵横裨阖，充分发挥其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时代。先秦时代的重要历史文献《战国策》忠实地记载了他们的言行和事业。
　　研究《战国策》关于孟尝君等养主与其门下之客关系的记载，我们发现所谓门客本质上是一种对待关系。门客应当一分为二来看＂所谓门即家＂即主客即宾、即臣。门是养客的前提，客是门下被养的实体，但主人之所以愿意养而客之，所以被选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就是工具、技能。可凭借一技之长把自身工具化，才可能与主人形成一种对待关系。主人心甘情愿拿出金钱、物资以养客也是为了交换客所具有的技能、及其已经工具化了的身体、知识、思想。
　　因此门客文化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主与客之间的一种以＂知己＂为呈现形式的交换关系。主人以礼待客提供给他们一定的金钱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客以体能、技能、智能为其服务：必要时甘为其死。需要指出的是，在失去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情况下，客必须被养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主却可以通过客的才能＂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门客价值的实现不是独立的，而是伴随着主人目标的实现而产生的，它的前提是主人的赏识。
　　春秋战国时代＂国家之间竞争激烈＂为了在社会上获得优势，诸侯、贵族往往大力网罗人才。他们为门客提供优厚的衣食条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程度上的谦恭态度来获取门客们的支持。在这个时代‚养客的主人众多‚门客有很大的挑战余地。他们在主客关系中他们常常占有主动地位‚有些特别有能耐的门客还可以在主人面前摆摆架子，不满意时也可以拂袖而去。可见门客文化的繁荣与分裂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秦的短暂统一创建了中央集权政体，在＂以吏为师＂的社会环境中，门客们无门可以依生活艰难。战国四公子等门下那些成千上万没有被新制度接纳的门客＂以及六国王室余孽＂广泛地散布在秦帝国的土地上＂他们四处游荡＂等待时机＂寻求新的门路＂。这时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游荡于朝廷之外＂有钱财的＂像张良、朱家那样做富家翁无钱财的＂像郭解那样做游侠＂或像韩信、陈平那样＂做无业游民。
　　二是进入朝廷作官＂这类人又可分为三种第一如李斯、赵高＂做炙手可热的高级卯相第二如博士儒生＂做清闲幕僚第三如方士＂做蝇营狗苟的帮闲。无论哪一种门客＂由于四海归一＂都不得不在中央集权制下讨生活＂重新寻找位置＂，以前那种被主人再三延聘、作座上客的优雅而又自由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这必然带来门客心理上的震荡和极度的失落感。
　　秦始皇的独断专行，使得门客们在体制内讨生活过于艰难，他们惶惶不安期盼秦的灭亡。这种情况典型的表现就是项羽＂彼可取而代也＂的心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陈胜带头起事旧的贵族、门客、平民一齐推翻了秦的统治。终于迎来了楚汉相争的分裂时代。楚汉时代的突出特点是：旧贵族正在消退，而新门客逐渐成长。世家子弟与庶民子弟并肩争雄，后者取胜又一次建立了新的中央集权制。
　　汉初门客文化状况
　　汉高祖刘邦以一介贫民的身份依靠门客力量而统一天下，这使他和他的后代认识到门客所蕴含巨大能量，明白了将他们纳入社会体制，使他们从心底里板依新政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佳途径。苏东坡对这种情形看得很清楚，他说秦汉之际门客数量＂倍官吏而半农夫＂这些人本来都是＂奸民蠢国者＂不安分的人，但统治者又不得不养。
　　苏东坡的观点虽有士大夫的偏见，却也触及到秦末汉初社会问题的实质那就是在分裂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容易养成投机心理，秦继承了这一大批蠢蠢欲动、有见识、有能力的野心家，却没有给他们一个表现自身的正常途径，这是始皇的一大错误。
　　苏东坡建议分配以合适的位置，使他们进入到社会体制中来为国家服务，避免其在社会上作乱。从高祖到文景，正是在吸收秦亡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将门客体制化的必要性。对此，文帝采用的方法是＂举贤良＂制。他亲自提拔有能干名声的官吏作为亲信，组成官僚机构中的基干队伍，再由这些人推荐、招徕另一些人形成官僚体制。
　　例如文帝听说河南守吴公政绩卓著、能力不凡，便亲自将他提拔为廷尉。吴公赴任又推荐贾谊到朝廷作博士。就这样环环相套门客被精密地编织进入中央集权制的网络中。
　　随着＂举贤良＂制度的逐步完善，门客们竟也愉快地进入皇帝殷中，寻找养家糊口的位置。陆贾、贾谊、晃错等是高祖、文景时代进入体制内的门客的优秀代表。
　　以陆贾为例，《史记》本传一开头就说他＂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刘邦建国后，陆贾为太中大夫成为刘邦的专业谋士。他督促刘邦将社会重心从治兵打仗转移到安邦治国上来，并殷勤地施展自己的才学，著成《新语》一书陈述治国之道，陆贾等人的精神面貌，与春秋战国时代门客较狭隘的＂知己＂情结相比‚提高了一个层次。
　　在他们的意识里多了一层更加博大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以说汉虽袭用秦制度、法律，却没有激化矛盾、酿成事变，相反还一步步地走向稳定，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汉初门客虽有向中央社会权力靠拢的趋势，诸侯王国和私门却在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养士的传统。
　　史称＂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吴王刘溟。刘溟招延四方游士，当时著名的辞赋家齐人邹阳与吴人严忌、枚乘。都是他的座上宾。＂七国之乱＂后诸人去吴归梁。梁孝王亦以招揽四方豪杰著名。
　　梁孝王刘武深受母亲窦太后宠爱，其受赏赐之多、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而所享受待遇＂拟于天子＂。他＂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其门客主要有羊胜、公孙诡、路乔如、邹阳、公孙乘等‚枚乘、司马相如一度也在其间后被武帝征召去。这些人平时优游，侍主游山玩水作赋写诗，造反时则出谋划策。梁孝王造反不成，这些门客或喊冤或劝降，最后都作鸟兽散。
　　淮南王刘安＂好书、鼓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门客协助下，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谋反二是撰写《淮南鸿烈》。其门客中著名的有雷被、伍被、左吴等＂八公＂。这些人多是投机分子‚既襄助、也坏事。撰成《淮南鸿烈》算是一件大功。但两次谋反却都是他们揭发。
　　可见，汉初诸侯王之客品质完全不可与楚汉时代相比，也无法和皇帝身边的谋臣相提并论。他们已下降为投机、帮闲、告密者。这当然与中央集权制有关。按照经济学原理，两权相衡投靠皇帝更能受益。养士之风还兴盛于权臣私门间。权贵大臣借养士壮大个人的势力，往往宾客盈门。魏其侯窦婴颇喜宾客＂游士宾客争归之＂垂相田盼的门客籍福对此感叹说＂魏其侯贵久矣‚素天下士归之。＂后来窦婴失势，其门下宾客都争先投奔田蛤。
　　在汉初的社会形势下，士人可以自由游走于朝廷、藩国和私门之间。他们四处兜售自己的才学大大活跃了社会空气，因此汉初思想文化呈相对多元化发展格局。但专制统治与多元化的社会局面总是难以共存的。到了武帝时期‚两者关系的紧张愈益明显，武帝不得不采取措施打击诸侯王和私门养士。诸侯王一旦被铲灭往往牵连数千人，士人门客也在屠戮之列。
　　士人也便失去了一个自由游走的场所。武帝的意图乃欲将养士权统归中央，将私门之客纳入官僚体制中，不欲其在体制外自由活动。窦婴和田蛤相争＂廷辩时＂田盼抨击窦婴＂旧夜招聚天下豪莱壮士与论议＂，蛤深明武帝之意＂果然击中了窦婴的要害。在武帝的打击下＂权臣很少有人再敢养士＂。
　　武帝时期,除了继续发挥＂举贤良＂制招徕士人的作用以外，又特别采取措施鼓励吏民上书，进一步网罗人才，保护了他们上书言事的热情。上书拜官始于春秋，当时门客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推销自己的社会主张竞相奔走在游说自荐和他人推荐的同时，也常常通过上书来表达自己参与社会的愿望。战国以来＂上书拜官日益成为风尚＂并受到各国统治者的大力支持。
　　应对侍从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它由武帝亲自从下层上书者中选拔出来的才俊之士组成，他们才华横溢＂忠于主上＂很快便成为武帝得心应手的智力工具。
　　严助等人本为民间游士，因对策或上书直接成为天子宾客，这固然得益于其知识渊博、学通古今的自身条件。然而武帝大力开通士人走向中央政权的渠道，于体制外破格提拔人才的方针才是他们获得社会生命的根本原因。因此应对侍从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武帝特殊的社会目的而聚集在武帝身边的一群人。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是武帝的宾客顾问团，主要职责在于为武帝出谋划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