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已经扛不住了，下一个会是谁？

　　第一批幼儿园已经扛不住了。
　　根据媒体报道，当前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不少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一些央企幼儿园甚至出现了20多年来首次对外招生的情况。该现象不仅发生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等其他城市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境况。
　　为何会如此？其中自然有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格局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滑与新生儿的不断减少。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1hr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我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我国近61年（自1962年）以来的人口首次负增长，不少学者则称2022年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元年。
　　其实这并不意外，因为我国人口增长放缓的迹象早已有所显现。
　　Wind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1。99。尽管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至13。57，但在此后6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22年仅为6。77，创下了历史最低值；与之相应的是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大关，仅有956万人，比2021年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了106万人，较2016年的出生人口更是减少了927万人。如此一来，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自然在情理之中。
　　新生人口的逐年下滑的另一面，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即可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该指标翻番，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那么这个地区便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就我国而言，早在本世纪初，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就已突破了7的基准线；此后，这一比重始终在攀升，2022年达到了创新高的14。9，总数逼近2。1亿人，已然步入了联合国界定的中度老龄化行列。
　　结合前文提到的新生人口的连续下滑，我国已表现出明显的少子老龄化人口格局，而首先受到影响的当然就是学前教育毕竟当新生儿减少时，对幼儿园学位的需求也会逐渐萎缩。正因如此，近期幼儿园的关停潮来袭，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人口警报的又一次拉响。
　　更有甚者，幼儿园关停潮很可能只是一道开胃小菜。倘若放大视角，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都会深刻改变人口结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比如适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财政负担的与日俱增、养老金告急、产业升级步伐放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长期可能要面临的风险点。
　　对此，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当前，日本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已经接近30，适龄劳动力的供给严重缺失，建筑、运输、护理等多个行业所需人员与求职人数之比居高不下，再加上人口生育率的一路下滑，举国上下经济社会颓势尽显，日本当局甚至用国难当头来形容。
　　2hr说到底，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人生育意愿的持续走弱，人口出生率没有因为全面二孩政策以及近几年三胎政策的逐渐放开而显著回升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届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生娃呢？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有网友曾经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另有数据显示，在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座城市里，排名最高的北、上、深、广均在200万元以上，就连排名第10的长春也要121。5万元。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医养老的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这些都是导致人们不想生娃的压力之源。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三年的疫情冲击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疫情之下，很多企业难以正常开展业务，生产经营压力不断增大，部分公司甚至面临着裁员倒闭的风险，叠加此前疫情的长尾效应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岗位不再稳定，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尤其是那些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家庭财富受疫情的负面影响更大；而以财产性收入为主要财富来源的高收入群体，所受疫情影响反而要小一些。再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中很多人的房贷、车贷并没有因为收入的降低而减少，其经济压力在无形之中又再度增加。虽然当下疫情防控方案已经大幅度调整，但疤痕效应的存在，很可能让中低收入人群面临的窘境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扭转。如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生育意愿造成进一步压制。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在掣肘着生育率的提升：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在不少父母看来，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的方式成为了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
　　另一方面，女性地位已明显提升。当前，我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
　　上述种种问题，自然需要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3hr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日本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并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涉及如下内容：
　　第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第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第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这些内容，当然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不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我们还是需要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来采取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近期人口结构变化的负面影响已经有所显现，管理层势必会高度重视，预计后续大概率还会有针对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陆续出台；而在政策的刺激和引导下，市场情绪或将被再度点燃，短期的投资机会可能也酝酿于其中。建议关注以母婴消费为核心的产业链上下游板块，如婴幼儿服饰、日用品、乳制品、保健品、益智玩具，婴幼儿早教，母婴医疗保健服务等领域的龙头企业，或许可以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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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