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西班牙的财政状况和政治演变

　　通常，这些主题在 西班牙人 发送到 斯德哥尔摩 的信件中相互交织，这毫不奇怪，因为它们在时间上重叠。在某种程度上，在这次展览中，我们遵循的是主题而不是时间表。事实上，早在 1931年5月初 ，所有这些方面都显现出来。
　　丹尼尔松 写道，年轻的共和国政府非常活跃，强调与政府之间的潜在冲突已经缓和了一点，选举法和军队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而改革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西班牙有300名将军和22000名军官，以及一支15万人的军队。
　　但由于 红衣主教西格拉 的声明支持 阿方索十三世 ，而且与天主教会的关系紧张，就此而言，他曾对西班牙君主制派说过，在履行公民职责时，他们应该放弃自己的人。
　　1931年5月中旬 的事件，教会的焚烧和围城状态的声明已经详细报道了，在分析行动时，是否给丹尼尔松留下了好的印象，他一些表达的强烈语气引起了注意，丹尼尔松说，马德里骚乱是由 ＂君主主义青年的挑衅＂ 所引发的，表明了 ＂激进倾向战胜最明智的倾向＂ 。
　　这位瑞典外交官对政府的被动态度极为批评，他毫不犹豫地将事件归咎于预谋的政治动机，他认为君主制阴谋的假说是不可信的，并且认为这是被动的，起初，政府对群众对教会的狂热攻击所采取的立场，也许是政府为了不失去与群众的联系而采取的策略。
　　丹尼尔松的一位同事在共和国宣布日发表的讲话，表示： ＂西班牙共和国已经建立，然后西班牙人将负责进行革命，并威胁要成为现实。＂
　　政府和人民随后的强烈反应不足以使瑞典驻马德里的全权部长改变主意，5月17日，他写信给他的政府说： ＂很难摆脱民众对教会建筑物的攻击是经批准而进行的，至少这是政府的一部分。＂
　　该法案基本上解决了共和党新纲领的两大要点，一方面是 威胁问题 ，其次是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的问题。丹尼尔森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告诉他关于修道院和修女应该离开他们的职位，而他们也听话地已经离开西班牙。
　　瑞典驻加的斯领事 向他提供的关于袭击该城市的寺院和教堂的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军方欲干预，面对警察的动静，没有文职总督允许，只有当寺院被洗劫和烧毁时，他才将权力交给军事总督。
　　宗教问题受到瑞典驻马德里使团的 高度关注 ，例如 焚烧修道院 ，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分离措施拒绝给予祖鲁埃塔梵蒂冈的普拉塞特，其后果是以共和国为首的红衣主教的对抗，通过各种群众性示威等等。
　　在这方面，丹尼尔松表示他怀疑如果不与梵蒂冈彻底决裂，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并表示担心宗教问题会成为西班牙的严重祸害。考虑到这一方面， 宗教狂热 是西班牙大部分人口的特征，另一方面，情绪的激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左翼媒体攻击旧政权的策略引起的。
　　不久之后，丹尼尔松报告了政府危机，而阿尔卡萨-萨莫拉也选择辞职，因为他无法接受法院采取的措施，根据 《新宪法》第3和24条 ，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禁止宗教人士从事教学，镇压耶稣会士和国有化他们的财产，这将给西班牙经济带来根本性的转变。
　　由于在铁路上大量投资银行和发电厂，神职人员运动开始形成，主教们暗示他们可能会呼吁天主教徒们不服从管理，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西班牙的新教。
　　另一方面，他不停地请瑞典外交官注意，当他祝贺 阿尔卡拉-萨莫拉 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统时，大使夸耀了教会的工作，他对神职人员试图避免解散的论点也感到惊讶，他认为这是＂典型的犹太人行为＂， 因此，耶稣会士甚至在天主教徒中也失去了支持。
　　他害怕丹尼尔森，尽管如此，宗教问题有严重后果，因为阿扎尼亚在议会辩论中说西班牙不再是天主教徒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西班牙人保持着他们深厚的 宗教信仰 ，并愿意为捍卫天主教会事业做出任何牺牲。然而，理智得胜，问题得到解决，而不会把事情推到极端。
　　终于，新的宗教团体法生效，使团派往斯德哥尔摩，将该法文译本，与其相应的评论发表给民众。丹尼尔松声称，在任何问题上，西班牙新政权都没有像在宗教问题上这样清楚地留下革命印记，他对将教育转移到文职权力的短期协议感到惊讶。
　　这可能会造成严重问题，因为只要没有人能取代宗教人士， 70万 名儿童就可能失学。在天主教环境中，怒气很大，主教们曾谈论过驱逐出教会，甚至教皇也批评了这项法律，他还报告了西班牙街头宗教示威活动。
　　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党人高呼 ＂基督降临!＂ ，并和政府站在反对天主教徒一边，瑞典外交官们认为，这很危险，特别是考虑到西班牙大部分人民的宗教狂热。
　　瑞典代表团在 1933年 向阿扎尼亚内阁报告时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官方版在重组政府时作为危机基础的分歧，他们认为所有来源都不能使得他们同意，原因是阿扎尼亚和阿尔卡拉-萨莫拉之间关于宗教团体法的紧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官的传统新教派帕夫斯感到震惊，因为天主教会的形象不是完全正面的，他们看到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实行的激进的 世俗化政策。
　　丹尼尔松曾多次提到制宪议会选举，在 6月底 的一封重要的机密文件中，他认为 ＂选举骚乱＂ 在全国各地持续，特别是左翼，并且随着 ＂极端主义团体的侵略性日益增强＂ ，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安达卢西亚，他们正在进行 ＂恐怖政策＂ 。
　　一切似乎都表明共和党社会主义联盟将继续执政，丹尼尔松很不高兴地说，如果选举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现任政府将被一个共和独裁政权所取代，而勒鲁就会作为独裁者，尽管政治讨论受到热烈欢迎，但丹尼尔森认为选举可以在相对平静的情况下举行。
　　这确实发生了，左翼的急剧转变给了大部分政治阶层，并导致了＂对旧政权支持者的迫害政策＂。选举是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举行的，宪法草案将以法国宪法为灵感。
　　同样，法院的开幕式举行了＂安静和有尊严的方式＂选举，丹尼尔松彻底打败了极端分子，尽管 ＂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极端分子＂ 公开反对共和国，但结果还是肯定的，此外，瑞典外交官们非常关注制宪法院的政治力量分配缺乏明确性。
　　丹尼尔松多次批评新共和政权缺乏民主精神， 1931年10月 ，他通知政府，阿扎尼亚内阁，通过以德国类似法律为启发的共和国国防法，他们拥有 独裁权 ，他认为总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和无可争辩的权威的人，正如军队改革所证明的那样。
　　事件的演变要求，毫无疑问是政府领导层必须有一个坚定而有效的领导者，1932年4月，他再次强调这个问题，阿萨尼亚收到了＂众议院多数决定的无罪释放，往往是任意的结果，是根据 《共和国保卫法》 对政权的反对者采取行动＂，坚持政府拥有＂独裁权力＂。
　　丹尼尔森以前也用类似的方式发表过评论，带着几乎没有掩饰的不满和惊讶，共和国临时政府试图在举行科尔特斯选举之前，以完全独裁的方式解决帕夫斯最重要的问题。
　　丹尼尔森也批评了那些人的态度，当西班牙议会的 改革工作 被阻止时，他们威胁要采取暴力措施一因此是反民主措施，直到阿尔卡拉-萨莫拉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统后，瑞典部长才赞扬西班牙社会党不妥协的态度。
　　关于宪法 ，经编辑部及时通报，丹尼尔森用强有力的言语说，它具有极端激进的特征，这是激进社会主义者意志的表达，在其他时候，瑞典外交官称其为＂明显激进的作品＂或＂民主宪法，它包含了非常激进的元素， 很明显，丹尼尔森不喜欢宪法文本。
　　关于阿扎尼亚的新政府，我以为虽然官方没有这么说，这实际上意味着共和党人之间的协议终止，确定同一预算的优先事项、土地改革、加泰罗尼亚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按照离婚法、公墓的世俗化和地方行政改革。
　　丹尼尔松毫不掩饰他对共和国民主性质的危险感到担忧，有谣言说，严重的事情即将发生，温和派将有一个协调的计划， 试图打破左派的政治权力 ，这个运动不是为了恢复君主制，而是要恢复共和国的特性，尊重不同政治观点希望右翼的行动在总统选举中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全国正在开始强烈反对当局强加的政治和社会路线。从 1932年1月 起，新的共和制，让前几个月的惊恐在代表团关于西班牙政治的报告中有所缓和，在共和国周年纪念日，丹尼尔森认为，君主制复辟的危险已经过去，左翼共和国面临的风险更大。
　　这在保守反动派眼中是革命的，在左翼无政府主义眼中是保守的。他引用 ＂一个接近激进党领导人的人＂ 作为消息来源，他说： ＂如果我需要，我愿意使用直接的革命方法来夺取政权，并且与那些对政变的可能性并不陌生的军官勾结。＂
　　1931年夏天， 斯德哥尔摩收到的外交报告中仍然提到了 军事政变 的可能性，在 1932年1月 的社会动乱之后，这种恐惧加剧了，丹尼尔森明确引用了桑祖乔将军的话，其对共和党思想的忠实性受到质疑。
　　事实上，早在 1931年 ，丹尼尔松就发出了一份 机密信函 ，内容是他关于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以重新建立独裁政权的传闻。根据这些传闻，将军们威胁说， 如果政府不能保证秩序，他们将在这方面领导一个新的军事独裁。
　　这位瑞典外交官说: ＂尽管这些信息令人难以置信，但考虑到西班牙政治历史的例子，要做好任何面对惊喜的准备。＂
　　这种发言将在几个月后回到主题上，有人说 ＂剑的响声＂ 已经传到耳边，动乱已经迫在眉睫，关于在宪法通过后进行军事援助的政变传言可能恢复独裁政权。 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可能的政变更有可能使国家政党进一步向左倾。
　　参考文献：
　　《一个新的西班牙》
　　《血腥的沙滩:西班牙内战》
　　《文明与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