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是谁？带你了解他的民族思想

　　荀悦作为东汉末期重要的史学家，他的历史思想和历史著作对后世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袁宏称其才智经论，足为嘉史，由此可见荀悦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下面我们对荀悦的民族思想进行简单那研究总结。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之间既有战争，也有交往和融合，各民族一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风俗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民族史也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成为他们笔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荀悦所著的《汉纪》虽然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但是在书中荀悦对民族史的资料进行了精心的编纂，对当时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并以针对这些史事发表了多篇的史论，从这些史论中我们可以一窥荀悦的民族思想。笔者就以荀悦《汉纪》中有关的记载和史论为基础，从民族编纂史思想、起源思想和共处思想三个方面对荀悦的民族思想进行了论述。
　　首先，华夷并举的民族编纂思想。中国古代史家对少数民族的记载历来比较重视，在历朝史书当中都给少数民族留有了一席之地。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少数民族列传，这类专门以记载少数民族史事为目的的史传的出现和发展，是史学进步的一种表现，表明史家们的目光逐渐由汉民族生活的中心地区扩展到四周更广阔的地理区域，记事的对象也逐渐由以汉民族为主的人群扩展到周边更复杂多样的人群。
　　在排列这些少数民族史传的次序时，司马迁以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朝发生关系的先后为依据，并且把这些少数民族与和其有密切关系的汉族历史人物交错排列。班固在其所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汉书》中，沿袭了司马迁所创立的为少数民族设立专门列传的成例。以《史记》中的少数民族史传为基础，增补了《史记》所载汉武帝以后的史事，在编纂体例上对司马迁的模式进行了一些整理与合并，最终形成了《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三个少数民族列传。
　　班固不再像司马迁那样，把少数民族的史传与本朝本民族的人物列传交错排列，而是统一归类，并且与《外戚传》、《王莽传》等一起放置在了全书的末尾，班固把不平等民族的思想带入到他的历史编纂中，就与司马迁的民族平等的历史编纂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荀悦在《汉纪》中继承了班马史学的优良传统，也给予了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族以一席之地。
　　在荀悦看来，少数民族历史也是编年体史书的重要组成内容，荀悦在编排《汉纪》内容的时候，把华夏之事和四夷之事一并看作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到了并列的位置上。在荀悦看来，不管是中原汉朝的历史，还是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组成汉史的重要史事，就历史记载本身而言中原和少数民族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体现了荀悦在民族史撰述上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平等观念。
　　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汉纪》不可能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荀悦就基于编年的原则以帝纪的先后顺序为纲，把分散记载于《汉书》各传中的关于少数民族的史实进行了整理和抄录，按时间顺序分别统于各自相应的帝纪之下。
　　在以往的纪传体史书中，这些关于少数民族的记载都分散于各帝纪、列传之中，不同帝纪、列传对同一史事往往重复记载并且详略不同，很难使人完整把握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荀悦的编年体则把原来纪传体史书分散于各处的少数民族记载，以时间为线索集中安排在一起，使人对少数民族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纪传体史书的一些弊端。
　　此外，荀悦在编纂各民族史事的过程中也是有轻有重的，因此对《汉书》中有关少数民族史料的采纳程度也是不同的。终西汉一代，匈奴问题在少数民族问题中一直占据首要的位置，与匈奴的关系问题贯穿西汉的始终，因此在《汉纪》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中匈奴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内容也是最详实的。越族和西南夷，在西汉前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随着汉武帝对南方的用兵，这一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汉纪》中关于他们的记载也趋于简单。
　　对于荀悦的民族史编纂观，早有学者发表评论，从编纂原则来看，荀悦认为华夏之事与四夷之事都是编年体史书的重要记载内容，就历史记载本身而言中原和少数民族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体现了荀悦对历史事实本身公正客观的态度，而并没有表达出贱夷狄而贵诸夏的思想，而刘知幾所言荀悦取事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是极为正确的。
　　从全书内容来看，每个帝纪之中几乎都有关于少数民族的史事，尤其是像匈奴这些对汉朝造成深刻影响的少数民族更是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汉匈之间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汉高祖平城之围、汉武帝屡次调兵遣将出塞击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与昭君出塞、陈汤和甘延寿斩郅支单于等等，荀悦对这些史事的来龙去脉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所用笔墨一点也不亚于对汉朝内部事件、人物的记述。
　　他把少数民族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对有关少数民族重大史事无一遗漏的记载，正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夷夏并举的民族史编纂思想。总体上看，荀悦在编纂《汉纪》时，把华夏之事和四夷之事都当作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汉朝有密切关系的匈奴、越族、西南夷、西羌和西域诸国都进行了记载，夷夏皆均，表现了荀悦对史料客观平实的态度，体现了他优秀的史才。
　　其次，同源共祖的民族起源思想。说到民族起源思想，我们不得不提及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当时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是有着共同的祖先的，他最早在史书中表现出了同源共祖的民族起源思想。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司马迁总结和整理了华夏族的上古历史体系，给当时的主体民族华夏确定了一定清晰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发展体系，确定了华夏族的共同祖先。
　　继司马迁最早提出同源共祖的民族起源观后，其后的史家基本都继承了这一观点。班固的《汉书》在记载汉朝周边少数民族的族源时，也袭用了司马迁的观点和说法。在班固看来，匈奴、越族还有西南夷和华夏族一样，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黄帝。
　　荀悦的《汉纪》是在《汉书》的基础上整理抄录而成，对《汉书》关于少数民族的记载自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减和整理。荀悦在编写这些少数民族历史材料时，根据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朝发生关系的不同密切程度，在编写时也进行了详略不同的处理。越族、西南诸夷在汉朝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已经很早就被纳入到了汉朝的版图之中，其文化、种族、风俗习惯也深受华夏中原文化的影响。
　　虽然其后这些族群仍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对于汉朝中央政府来说，他们早已经是统一国家的一部分，已经对汉朝中央政府不再构成很大的威胁了。因此，关于越族、西南诸夷等的记述也就没有匈奴记载的那么详细了，《汉书》中关于他们的族源的记述，荀悦也没有收录。
　　而匈奴则不同，匈奴生活在大漠苦寒之地，汉朝中央政府始终没有完全稳定的控制这一地区，匈奴与汉朝中央政府也是时战时合，时叛时降，终汉一朝，匈奴问题仍然是汉朝要面临的主要的民族问题。因此，关于少数民族起源比较明确的说法，能在关于匈奴的记载中找到。
　　可以说在民族起源的问题上，荀悦也是继承了由司马迁开始而一直传承下来的同源共祖的民族起源观点。荀悦继承了前辈史家的优良传统，在民族起源的问题上依然主张同源共祖的民族起源观，认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都是一家人，荀悦的这种思想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进步的史学观念。另一方面，荀悦在汉末乱世之中，强调同源共祖的民族起源观，对于维护当时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也有积极的作用。
　　最后，内外有别的民族共处思想。华夏族与其他民族内外有别的观念由来已久，在《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中就说到。到了西汉，春秋公羊家董仲舒又进一步发挥，把《春秋》所具有的一套名论体系总结为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在儒家看来，诸夏无论是在文物还是礼仪制度上都要优于夷狄，因此通过建立这样一套名论体系，把夷狄下降到了从属于诸夏的地位，这种观念也成为了儒家大一统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为中央皇朝统治少数民族奠定了理论基础。
　　荀悦十二岁能说《春秋》，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和熏陶，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观念对他影响甚深。他虽然在对待少数民族史料上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但是在夷夏观上，由于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影响，却是另外一种态度，荀悦仍然把少数民族视为不开化的蛮夷，并把中原皇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视作天经地义的事。荀悦的夷夏思想在这里主要体现在夷夏有序、先礼后兵、因时制夷三个方面。
　　夷夏有序。在荀悦看来，少数民族是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人事所不至，血气所不沾，不告谕以文辞。荀悦认为夷狄应当要遵循的这个序就是五服制。五服制由来已久，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了五服制和它具体内容的记载。利用五服制的原则来恢复以往夷夏的藩属关系，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在荀悦的心目中，少数民族虽然和中原华夏族在民族上存在区别，但他们仍然是中原皇朝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生活于乱世之中的荀悦，维护国家大一统的迫切愿望。
　　先礼后兵。荀悦把五服制看作是统治少数民族的最理想形态，而在五服制的大框架下，要如何驾驭少数民族？荀悦则倾向于先礼后兵。因时制夷。荀悦在对待少数民族的策略上还主张因时制夷。
　　总体上看，荀悦的民族共处思想，依然受到了儒家内外有别的传统思想的巨大影响。在具体处理与少数民族共处的关系时，主张应实行夷夏有序、先礼后兵和因时制夷的策略，以华夏高度的文化来安抚和同化少数民族，弱化少数民族的反抗精神，以达到以夏变夷，稳定华夏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荀悦的这一思想，是基于先进民族的优越感而产生的，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