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政与官僚的行为王安石与官僚的各种类型

　　对于王安石变法时期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什么类型的官员赞同新政，什么类型的官员反对它们，在旷日持久的对抗中这些不同的类型各自又是如何退化的，以更全面地理解为什么变法阶段不能获得持续的成功，为什么后变法时期表现得更加糟糕。一、官僚的各种类型
　　是否可以将官僚进行政治类型的分类以作为对这个时代的历史解读是一个老问题，历史学家迄今有三种回应，而皆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传统史学宣称王安石被不道德的官僚即小人包围。新政失败正是由于道德正直的君子处于保守主义一方。
　　君子、小人这种儒家道德性的二分法作为一种历史解释，根本无法说明为何保守主义者也未能形成良好的行政管理。
　　其次，由蔡上翔以及后来梁启超、柯昌颐、威廉森等学者撰写的关于王安石的著作，已经推翻了这种说法，表明支持新政的许多官僚一点也不像传统历史所不公正地描绘的那么坏。
　　这些学者的反驳，都建立在与上述说法相同的原则上，即儒家的道德主义。他们仅仅强调对官僚分类的困难，确认了以儒家道德主义为衡量标准并不适用这一事实。
　　再次，最近的学者们已经以学术和社会经济为评判原则对官僚进行了分类。他们令人钦佩的研究倾向于在整体上呈现这样一种印象：就政治行为而言，在官僚之中并没有显著差异。
　　因此，将其分为不同政治类型的可能性被否定了。但是我们真的能赞成，既然官僚中存在不同类型的独立的个体，他们作为整体就构成了一个单一类型？他们的政治行为也大体相同？
　　这里我们将要尝试的是一种新的方法。在此尝试之中，不可低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陷阱，所以从一开始需要先设定一些限定条件。
　　第一，政治表现不能完全简化为简单的类型，尤其是对于那些身处复杂环境之中和在某一时期几乎没有可靠记录留存的人。类型只用来突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二，这些类型和特点，应基于行为而非道德判断，尽管现实的正当或不正当的行为模式在客观上并不难区分。
　　第三，一种类型并不意味着机械秤上的一个固定位置。它实际上表明一系列重叠的行为模式。第四，在将特定个体进行归类时，一定会存在两可之间的情况。
　　第五，必须牢记官僚毕竟有许多共同点。既然一个类型的特征远比另一个更多，则这种特质的区分不是唯一意义上的，而是相对的。
　　我调查了这一时期数十位官员的传记资料，尽管这里我只集中于少数几位王安石的亲密同僚。在本质上，这种方法要重新审视历史资料，以达成某种社会学上成立的分类。
　　这里打算进行的是另一次试验。希望这种方法经适当调整，可以适用于整个宋代甚至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
　　这里使用的分类在官员中确立了三种一般类型：理念型、仕进型和渎职型。
　　传统史学上甚至没有大致对应此类型的讲法。仕进型官员或许可以说是我们所知的能吏干吏善吏事或长于吏事，以及其他类似表述的混合。
　　渎职型官僚无原则，无道德，对官职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将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事业，因此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势来营求私人的物质利益。
　　他们的价值取向，在邓绾的话中可见：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在王安石时代，渎职型官僚分为两类：贪污型（corrupt）和弄权型（manipulative）。
　　贪污型运用他们凭借职务之便而拥有的权力以自肥。他们对变法反映出不满，因为变法试图改善政府的行政管理，消除侵吞公款和其他的贪污行为。
　　但是他们不反对在政府最高层已开始出现弊政的后变法时期。传统史学将他们称作贪官或污吏。
　　弄权型比贪污更糟。表面上他们遵守变法的政策，因为改革措施给了处理财政问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
　　在后变法时期，他们权势显赫，也声名狼藉。传统的说法不只是用贪污来描述他们，还有弄权擅权之类。
　　分类至此结束，所有类型都有定义。大多数类型易于理解，但有两种，即仕进干才型和渎职弄权型，还需要通过对比和具体说明以进一步区分清楚。
　　王安石盟友们的个案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这里选择了四位：曾布、吕惠卿、章惇和蔡确，最后一位不可与后变法时期声名狼藉的蔡京混淆。二、王安石盟友的个案研究
　　曾布是干才型的最佳典型，吕惠卿继之；而章惇和蔡确则介于干才型和弄权型之间。对证据的简要回顾证实了这一分析。
　　曾布与王安石是世交，在年轻时，他的政治观点受到王安石很大的影响。在为变法措施准备法律条例的过程中，曾布发挥了比吕惠卿更重要的作用，而这与历史上的印象相反。
　　在很多年里，王安石依赖曾布更甚于吕惠卿，尽管吕惠卿也非常重要。然而宋神宗既不喜欢吕惠卿也不喜欢曾布。
　　此外，当曾布证明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想法有误时，他也失去了王安石的欢心。另一方面，吕惠卿运用充分的政治手腕成为王安石的继任者，并将曾布罢免出朝。
　　曾布在后变法时期之初重掌权力，当时他是唯一一个主张对反变法者采取调和政策的变法派领导者，以求国内团结一致。
　　哲学家朱熹总体上谴责王安石的追随者，但视曾布为值得称道的例外。《宋史》并未留心这种例外，而是武断且不公平地将曾布置于包括他和王安石其他盟友在内的《奸臣传》之中。
　　相比之下，章惇和蔡确以更糟糕的方式出现。他们在发起和推行变法措施方面贡献很小，但随后获得了权力，尤其是在王安石退闲以后。
　　在后变法时期，他们蓄意迫害保守主义对手，章惇甚至与宦官秘密策划宫廷阴谋。在个人操守方面，不止章惇和蔡确，连吕惠卿都无法与曾布相比。
　　据说吕惠卿容许亲戚从富人那里勒索钱财；章惇的父亲强占他人房产；蔡确让他的兄弟利用公款谋取私利。
　　讽刺的是，曾布被蔡京赶下台，而蔡京密谋用酷刑从曾布之子处获得捏造的供词，以图指控曾布涉嫌贪污。
　　但是，过分赞美任何干才型官僚可能是个错误。曾布和其他所有此类官僚都倾向于攫取越来越大的个人权力。
　　这种倾向可能导向偏离性特点，当它们变得更显著和占主导地位时，就恰恰成为弄权型官僚的特征了。
　　章惇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子，蔡确大概也是如此，他们可被视作权臣蔡京的先驱。从这一视角来看存在一种演化关系：
　　首先是在王安石偏爱的行政能力和干才型之间，其次是在干才型的偏离和弄权型的崛起之间。
　　这是保守主义者义愤于所有变法派的主要原因。将官僚划分为独特的类型，并不只是一种仅仅便于区分的静态分类。
　　一旦引入历史背景，这种分类立刻提供了一幅政局演变的动态图景。在变法时期，当王安石及其干才型盟友最初推行新政时，他们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在官僚群中占绝大多数的因循型全力反对他们。
　　但是当新政后来在后变法时期被弄权型恢复时，他们几乎没有遇到阻碍，因为这时弄权型握有足够的权力迫使因循型遵守，事实上新政也已经不新，不再难以适应。
　　即使在理念型士大夫中，王安石集团也是少数，干才型官僚也不多。根据王安石的判断，他拒绝赋予弄权型官僚以权力。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官僚反对他：理念型士大夫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温和派是出于原则，因循型是由于不喜欢激进变革，贪污型是因为对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利。
　　王安石不得不主要依靠皇帝的支持。蔡京时期的情形完全不同。到这时，许多令人尊敬的士大夫已经过世，在世的则被蔡京流放。
　　专制明显增强，蔡京则将它变成自己的优势。在后变法时期之初重获权力之后，干才型官僚要么出于其自身内部的对立，要么由于蔡京的操纵而再次被罢黜。
　　此外，因循型官僚对改革措施习以为常，因为它们不再新颖；他们也害怕蔡京的政治迫害。既然蔡京本人贪污，贪污型官僚踊跃效仿。
　　改革因此逐渐堕落为弊政。这一分类不过是一种新方法的试验。其目的是要阐明当时众多官僚的政治行为，这些官僚对于改革及其余波的不同态度，以及新政的最终失败。
　　另一方面，如目前所展示的，这一分类只是简表。我们需要对尤其是个人传记中所载的政治行为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
　　只有到那时，才可能在某些必要的限定和修正下，更准确地确定一个特殊的个体是否适合某一特定的类型。
　　也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一种历史趋势在这里是指政治堕落如何在个人的实际职业生涯中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