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康藏戡乱始末

　　清末民初的藏地叛乱
　　清末民初之时，国内时局动荡，西藏政局不稳，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地群雄并起，无暇西顾，英国人就趁着这个机会，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怂恿当地人驱逐驻藏川军。
　　要说英国人侵略西藏的野心，在光绪十五年占据锡金后，就已经是有恃无恐了，后来又在1904年入侵拉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英帝国主义数年来的威逼利诱下，达赖喇嘛终于坠入了英国人处心积虑设下的陷阱。
　　1910年初川军钟颖部刚进入拉萨时，达赖就率其亲信逃往印度，明目张胆地投入了英人的怀抱，从而为英人入侵西藏创造了借口。
　　为便于侵略西藏，民国初年的6月，英国煞有介事地派遣军队护送达赖喇嘛回藏主持政务。于是上层统治中的亲英分子纷纷抬头，积极策划亲英反汉的阴谋。
　　英国人给达赖画了个大饼，达赖一亢奋，就让大喇嘛强巴丹达率藏军东进察木多（昌都），进逼川界，牵制边军，并暗地策动康区动乱。
　　康区在清朝赵尔丰时期改土归流的那些土司也活跃了起来，复辟的土司向东进军，先后攻占了乡城、定乡、阻隔了川藏交通；又攻陷了江卡、乍丫、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相继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打箭炉亦危在旦夕。
　　至此，川边尚未陷落之地仅存泸定、打箭炉、道孚、巴塘、瞻化、炉霍、甘孜、德格、邓柯、石渠、昌都等11个县，其余诸县悉为复辟之土司所掌控。一时之间川藏交通断绝，警报飞至，中外大震，全国舆情激愤。尹昌衡主动请缨率兵西征
　　尹昌衡
　　这时，刚刚当上四川都督的尹昌衡立即致电上层，称前藏若失，边地势危，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亡。尹昌衡主动请缨，愿意率兵西征。
　　尹昌衡生于清光绪10年，光绪28年，尹昌衡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二期，次年被四川总督岑春煊选派官费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科。1909年回国，赐步兵科举人，此后在广西督练公所、四川督练公所、四川讲武堂等地的军事教育机构效力，1911年12月成都兵变后，尹昌衡迅即平息兵变，后在川籍军人集团的支持下，诱杀交权后的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具体评价在后记中提及），并于次年三月，改组四川军政府，任都督，成为全川的最高统治者。
　　6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回电令尹昌衡率师西征。16日，尹昌衡令西征军朱敦五先遣一大队由炉城出关，向西挺进，拉开了民国元年川军西征的序幕。尹昌衡本人则于7月10日亲率西征军主力2500人自成都拔队西行，并于7月29日抵达打箭炉。
　　尹昌衡西征时出征的照片
　　尹昌衡在亲征前发表了著名的《告边藏番人书》和《西征别川人书》，驰檄告谕边藏人民，宣扬五族共和的宏愿，表达自己的军队对维护边藏地方秩序之美意，同时，痛斥西藏地方上层的背叛，劝慰边藏民众勿受奸人煽惑，妄自生心，务各严守秩序，共安反侧，图襄盛举，否则雄师所指，玉石俱焚。事实上这确实对稳定川边人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赵尔丰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川边人民对原清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恐惧，在清末赵尔丰治理川边时，为了固川保藏，在改土归流及政务改革上大兴改革之风，虽然也卓有成效，但是用了很多粗暴的方法，特别后来又是因其镇压川南会党和四川保路运动以及制造成都血案而被后人冠以屠夫的恶名。
　　尹昌衡
　　而这次西征军的首领尹昌衡，正是在成都诛杀了赵尔丰的人，边藏诸部落认为尹能诛赵大臣于成都，一定是能人异士，因此畏之如虎。
　　在7月15日，朱登五所率部队与藏军激战于乡城，藏军掠城而去。
　　8月，尹昌衡先派朱森林一团为前锋，他自己亲将三营，兼程西进。朱森林部行抵打箭炉时，因担心孤军深入边地，犹豫中不敢贸然进军。
　　尹昌衡在雅安得到了消息，带着两名卫兵星夜兼程轻骑赶到炉城，审度形势，重新分配兵力。
　　他先令陈步三所部一营抵御藏军于河口（雅江），由于势处孤危，尹昌衡又分兵为二，令朱森林率所部二营合陈步三一营为主攻，向里塘进军；
　　再以刘瑞麟督北路援助昌都、巴塘。
　　刘瑞麟率奇兵数百，暗渡德格，日行百余里，边走边到处散布尹都督率领着十万大军亲征将至，藏兵一听到尽皆胆寒，因此望风披靡，不敢抵抗，溃散而去。
　　于是，道坞（道孚）、瞻对（新龙）的刘赞廷、顾庆复、时傅文（时传义）、宋宪文、牛运隆、刘筱廷、杜培基诸营围尽解。
　　刘瑞麟根据战场态势，重新分配传达任务，令牛运隆守道孚，刘筱廷守瞻对，杜培基、刘赞廷火速驰援巴塘，自己带兵与顾庆复、朱宪文、时传义等合力进援昌都，川边军听说都督亲征的队伍马上就要到了，士气大振，皆愿冒死作战。
　　巴塘藏戏场
　　刘赞廷至七村，连战皆捷，又得滇军一部相助，巴塘之围遂解。
　　刘瑞麟部抵昌都时，藏兵惊愕川军进军速度如此之快，惊慌之下只得仓皇弃城而逃，彭日升率部出城乘势追杀，藏兵万余众皆溃，抓获其呼图克图并辎重无算（时顾占文守巴安，兵仅四五百，彭日升守昌都，兵不满三百，死守不去）。
　　理塘
　　9月，朱森林、陈步三等与藏军战于河口，大胜。进军至理塘，又是五战五捷后收复理塘。
　　这时三个月不到，打箭炉、巴塘、昌都都收复了。
　　尹昌衡于此，重颁命令，以顾占文守巴安（巴塘），刘瑞麟守昌都，分援江卡（在今芒康）、察雅、盐井（在今芒康），营长邹衍贵在河口一带清剿余寇，朱森林驻巴塘，进定乡、稻，团长向树荣和陈步三兵住北路进定甘登。
　　没过多久，江卡、察雅、盐井、乡、稻、甘登、乍丫、南墩诸境皆定，只有乡城还未拿下。
　　10月，尹昌衡令边军尽集于昌都，以黄煦昌为集中司令，通昌都军事，以营长张茂林为征藏前锋，会刘瑞麟与藏军大战于俄洛桥，藏伪大都督逃归藏，陆续有五百多被击溃的藏军来归附，尹昌衡就将他们编入西征军。最终，川军前锋直抵江达（今工布江达县），只待一声令下就全军进入西藏。英国政府赤裸裸的干涉中国主权
　　朱尔典及其《朱尔典备忘录》内容
　　1912年6月16日，就在尹昌衡西征军的先头部队出发之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了质询，22日外交总长陆徵祥赴英答复称：西藏暴乱久未平静，敝国为保护内外商民起见，有不能不遣军入藏之势。然此次出兵，主于绥抚，不为讨伐，绝非正式之战争，幸免疑虑。
　　次日，朱尔典晋谒袁大总统，公然声称西藏问题若以武力从事，恐于两国友谊有妨害。
　　袁答称中国并无将西藏改为行省之意，所有条约亦必极力遵守。
　　29日，朱尔典威胁外交部，告称西藏与英国直接订有条约，英政府不能坐视中国将西藏改为行省，若中国派出军队超过西藏境界，其结果必甚危险。
　　到了八月，也就是川军收复了昌都之后，朱尔典便奉英外交大臣格雷之命向民国政府外交部提交了英国政府关于西藏的五点备忘录即所谓的《朱尔典备忘录》：
　　1、不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
　　2、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权，不得改西藏为行省；
　　3、中国不得无限制派军队驻藏；
　　4、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有宗主权。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并以此作为（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条件；
　　5、在订立新协议前，封闭一切经印度通西藏的道路
　　这个备忘录是英国图谋分裂中国西藏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把英国横加干涉中国主权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无忌惮，其明目张胆地支持西藏脱离中国而自治、独立，妄图使西藏成为英帝国的殖民地。
　　面对英帝国对中国主权的无理干涉，全国各族人民表现了极大的愤慨，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政府为了得到各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对于英国的无理要求和干涉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12日北洋政府电令征西总司令尹昌衡，已到察木多之队，务饬切勿过该处辖境，致酿外衅，牵动大局。26日复电尹入藏一节，事关重大暂勿深入6日复电称应饬军队万勿过江达以西。
　　至此，西征军入藏被迫中止，驻守川边。当此消息传出后，全国一片哗然，人们猛烈攻击政府外交之失败。在全国各族人民的舆论压力下，袁政府在外交上虽然作出了一番努力，但已无法挽回西征军入藏被迫中止的命运。
　　1912年10月，北京政府令尹昌衡裁撤西征军司令部，并成立川边镇抚府。
　　翌年6月，尹改任川边经略使，9月东返成都，试图收回川督政权，至康定，被召赴京，迅即被捕入狱。正式标志着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川军西征结束。后记
　　在尹昌衡的一生中，诱杀赵尔丰这件事是大家对尹昌衡颇为不屑的一段历史，按照其他诸多军阀所做的将原来的总督礼送出境的可能性有没有？也有可能，但是也难说，当时赵尔丰虽然交权了，但是仍然滞留成都，手里还有几千正规军保护。
　　10月底赵暗地里还让傅嵩炑率边军数千入关，只是傅部行动过于迟缓，12月行至雅安时，遭到同志军的抵御，这应该也是尹动了杀赵之心的原因，当时成都时局并不稳定，同志军组织也过于松散，同盟会势单力薄，如果赵和傅里应外合，鹿死谁手确实还不可知。
　　赵尔丰这种久经沙场的老将，我们不用怀疑他把握战机的能力和军人该有的韧性，所以翻盘的机会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知道赵的一生同样颇具争议，平定西藏，经营川边功不可没，但是也因操之过急，方法不当而沦为暴政，同时赵尔丰在镇压保路运动中手段残忍，制造成都血案，时人称赵屠夫，所谓时也命也，盖棺定论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历史学家去分析吧。
　　但是，这次康藏川边戡乱的事情，27岁的尹昌衡，积极筹办、认真承担起出兵救藏的民族责任的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一个自小崇拜岳飞的人，再怎么说还是有些家国情怀在里面。
　　比较蔡锷，仅仅是派出殷承瓛一支队伍攻取盐井，暂解巴塘之危，并未倾其所有援藏出兵，如果尹昌衡也像蔡锷一样，仅仅派出周骏或彭光烈一支队伍梭巡川边，自己后来也不至于丢掉四川都督的肥缺，从这里也可看出，尹昌衡是全力救藏的。
　　后袁世凯恐尹昌衡及蔡锷等人坐大起事，遂以商讨边务为名，召蔡锷、尹昌衡等到北京，而实际上是软禁了他们。蔡锷运气好，找机会逃出了北京，组织军队讨伐袁世凯。而尹昌衡却没这么好运，多次逃跑都失败了。后来被罗织危害川省人民利益，判处九年徒刑。
　　至1916年，黎元洪任大总统时，才将尹昌衡释放。此后尹昌衡又被段祺瑞、徐世昌羁留北京长达两年，于1920年辗转回到重庆，公开发表《归隐宣言》。之后，尹昌衡便一直幽居于成都忠烈祠街，潜心著书，不理政事。
　　尹昌衡饱读兵书、熟知兵法，在治理边疆的政治、军事实践之中，也有自己的探索历程，特别是他提出的如果要仗恃军队的威力而开疆拓土，最后就会导致钱财枯竭，民力疲困，治理藏地边疆百姓，需要顺应地方风俗，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颇为有见地。
　　意大利人恢复罗马教廷，崇拜耶稣，满族入主中原，更加推崇孔子。如果不是借助地方风俗进行治理，那么就会发生时而征战时而安抚、有时背叛有时投降的事情，则没等到边疆安定，神州自身就已消耗殆尽了。尹昌衡认为秦始皇、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尹昌衡通过实地走访侦查，细致地了解风土人情，真正走入当地百姓的生活之中，并吸取了赵尔丰急于求成的改革而失去民心的案例，提出了以佛治边的策略，虽然尹昌衡的策略没有得到实施就被抓入狱。
　　但是在尹昌衡西征20多年之后的1936年，西康省省长刘文辉发表《西康建省委员会治康方针》中提出把佛教与政治结合起来，尊重当地的信仰习惯，护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因此得到西康人民的爱戴与拥护。
　　由于治康策略得当，刘文辉一方面稳定了自己对于西康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使得藏地活佛与民众对其产生好感。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尹昌衡以佛治边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及可行性。而尹昌衡未完成的事情，也交由了后来者延续并修正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