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被授予少将的外交家伍修权

　　伍修权190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贫困家庭，1923年走上革命道路，曾参加长征、列席遵义会议，参与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1945年9月，为方便与苏军的接洽接收东北事宜，伍修权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就被授予军衔的革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战外交领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将军外交家。
　　留学苏联，辗转回国
　　1921年，伍修权进入武昌高师附小接受教育，在那里遇到了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在其影响下，伍修权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该校第一个团小组组长，物色志同道合的青年加入团组织并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5年在党组织的推荐下，与其他10名同学一起赴苏留学，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了两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因归国通道被切断而滞留莫斯科。其间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革命不掌握武装不行，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上述原拟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人转入苏联各军事院校，为党领导的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基于国内作战形式主要将是游击战争的判断，伍修权选择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接受训练。
　　1929年，伍修权被分配到位于伯力的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之后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当时，他的生活待遇优厚，日子过得相当安定舒适。但伍修权心系国内革命，多次向组织提出回国请求，却都未能成功。后来，他编了一条理由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来到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机关中的中共代表团提出自己的回国请求，又找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才被批准回国，最终几经辗转于1931年回到国内。
　　转战南北，参与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
　　伍修权到达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头后，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之后便被派往苏区。在苏区他先后参与了第三、四次反围剿作战，还参与了瑞金红军学校的创建工作，协助刘伯承编写教材并担任了射击课教员。其间，他将自己训练有素的军人作风和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充分运用到教学、训练的言传身教中，而且工作态度热情、积极、虚心。1933年，伍修权受命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随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1935年列席了遵义会议。
　　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和大批革命者，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作为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大量抗战物资。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上任之初，他首先抓司令部建设，建立了正规化的司令部工作秩序。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1946年6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空军、海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49年毛泽东访苏时，他负责了途经东北时的保卫工作，这也是他在东北军区参谋长任上最后一项任务。
　　脱下军装，驰骋外交战线
　　1950年，伍修权受周恩来急召回到北京，随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新中国首次重大外交活动，直接参与了一批俄文资料的翻译和分析，筹备并亲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毛泽东访苏回国之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与苏方进行若干单项协定和具体协议的会谈与签约工作，奠定了中苏合作的基础。同年11月，他作为大使衔特派代表，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相关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伍修权驳斥了台湾地位未定中立化以及托管等谬论，并在发言指出：说是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台湾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次发言气势恢宏，好像要把中国人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满腔怒火喷发出来。
　　1950年12月，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之后负责中国政府正式接收旅顺、大连回归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工作以及苏联援华专家的统一管理。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考虑到南斯拉夫状况的复杂性，需要派一位政治地位高且经验丰富的人担任大使。伍修权认为自己从事外交已有四五年，很少出去，应该到外面去积累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由于南斯拉夫情况复杂，正好可以锻炼自己。于是，他便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去南斯拉夫赴任。担任大使期间，伍修权对南斯拉夫各方面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考察，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但确立了使馆大力推进与南斯拉夫发展正常关系的认识基础，也为国内正确看待南斯拉夫、制定对南斯拉夫方针提供了客观依据。1958年，伍修权任中联部副部长，从事与兄弟党的政党外交活动。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出席兄弟党会议经常受到苏联带头挑起的批评，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
　　1975年，伍修权重返军队并出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二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