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乒乓不再苦大仇深

　　任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有一趟41路公交车，从劲松到东单，途经体育馆路和崇文门，也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国家体委以及北京火车站的所在地。那时候的交通运输系统远没有现在发达，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来国家体委报到、训练都要乘坐这趟公交车。在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里，运动员陈文退役离开时，坐的也是这趟车。电影里这场戏也就一分钟左右，但是很准确，一下子就把观众拉回到那个年代。而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掌控，对历史场景的忠实还原，是本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导演邓超和俞白眉收起了之前过火的嬉皮笑脸，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功课，去挑战有真实历史事件支撑的体育题材。虽然目前票房成绩还不尽如人意，但从他们敢于碰硬的实践精神和影片的完成度来看，还是值得肯定的。
　　很多90后00后，大概以为中国乒乓球的水平一直是冠绝全球的，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乒乓球，尤其是男队，着实经历了一段至暗时刻。瑞典、韩国、比利时分别在奥运会、世锦赛等多项国际赛事中击败中国男乒；再加上比赛规则和技术要求的不断更新，都需要彼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尽快调整状态，重新去审视和应对。本片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描写了中国男乒如何步步为营、走出低谷，最终在1995年的世乒赛艰难地战胜了瑞典队，完成了绝地反击的全过程。
　　邓超扮演的少帅戴敏佳临危受命，回国接管中国男乒。可以说，这项任务是相当沉重的。按照华语体育电影以往的思路，影片多半会聚焦于这份沉重，重在突出集体力量和牺牲精神。必须承认，当时的真实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的体育不仅仅是体育，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承担着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外宣功能。摘金夺冠、实力复仇是那时中国男乒的关键词和首要任务，个体与个性是必须要服务于这个首要任务的。然而，如果沿袭这样的思路去拍电影，电影大概率不会好看。本片在定位上做出了大胆调整，不再囿于史实的还原，转而用当代人的视角去回望，真正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从戴敏佳开始，影片塑造了白民和、黄昭、龚枫、陈文等一批性格各异的运动员形象，甚至倪晓冬、尹超等教练组成员，也都各具人物色彩。剧本的核心逻辑从为国争光这件大事上先跳了出来，让比赛尽可能地回归到竞技体育本身。用体育运动中的坚韧与拼搏精神，取代了民族主义的激情澎湃，唤起观众的共情。片中最清晰的表达是：瑞典五位球员的大幅照片被挂在训练场的墙上，但他们不是仇敌而是对手因为仇敌是用来仇恨和毁灭的，而对手是用来尊重和击败的。
　　为了击败对手，教练组要挖空心思克服资金困难购买分析比赛用的先进设备，队员们除了刻苦训练之外，还要卧底国外联赛以掌握对手的技战术打法。这看上去有些不择手段，但放到竞技体育的大框架里是可以被观众认可的。到了片尾，五位对手的照片换成了五位中国球员，直接烘托出竞技体育中的对手其实永远都是自己的主题，展示出条理分明的叙事层次感。
　　除此之外，影片还极力避免了对弱者心态的过度展示。胶水新规这条线索本来尽可以用来放大民族情绪，甚至制造票房卖点，但主创们却做了淡化处理，让影片的整体基调远离苦大仇深，向开放包容靠拢。这种审慎的创作态度在当前的电影市场上是可贵的。
　　对比赛世界观的调整无疑让影片的类型化表达更为流畅。比如，片尾重头戏中，在决胜盘比赛开始之前，戴敏佳来到更衣室，告诉黄昭要放下包袱去享受比赛。细究起来，这段对话在当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1995年的斯韦思林杯决赛场上，王涛拿下最后一分后掩面倒地的场景被定格为乒乓球史的经典时刻我们都清楚，那不是享受比赛的结果。不过回到艺术范畴，电影中做出的改动和调整不仅是能被接受的，甚至可以算得上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和高级操作。
　　当然，《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只是在关于体育题材操作、华语电影自我比较的纵向维度上做出了一些新意。如果放到横向维度，和其他体育励志类型电影相比，本片则没有太多突破。残兵老将加麻辣教练的人设搭建已经被无数体育电影使用过，因此显得比较陈旧。主角意志坚定，通过不同方式激励队员斗志的套路化表达，可以上溯到《少林足球》甚至《七武士》等很多励志类影片。可以说，本片在戏剧冲突的节奏设定上是过硬的，但在解决冲突的处理上却颇为牵强。比如，戴敏佳初进教练组时和老教练倪晓冬的矛盾十分尖锐，后来矛盾突然就解决了，并且戴敏佳还得到了倪晓冬的坚决拥护这仅仅解释为齐主任的居中斡旋，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最后再说一下邓超的表演。虽然和以往的刻意夸张相比，这一次他收敛了许多，但仍然出现了如张颂文所说的太准确的表演问题。比如，在电话里得知儿子可以开口说话时，父亲戴敏佳的反应就呈现出了一种僵硬的准确，进而让观众产生错愕，甚至哑然失笑。此外，教练戴敏佳脸上时时刻刻挂着一副没有人比我更懂中国乒乓球的迷之自信这种立场先行、过于直白的表演方式反倒削弱了人物塑造上的丰富性，是让人颇感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