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义仓的特色及其意义

　　宋代首设常平仓在太宗淳化三年。其时京畿丰收，物价偏低，宋廷遂增价收购物资，设常平众以储之，以为减价出染之资，于是下诏宣布。从诏中可知，常平仓之设，其初衷与物价有直接的关联，而且政府直接参与其中，提供常平仓本。然而太宗时期的常平仓只限于京幾地区，有宋常平仓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这一管理模式在真宗之后，基本未有太大变化，惟具体之管理机构在不同时期各有调整（主要体现在地方路一级之管理机构上，这一点与义仓类同）。但常平仓在神宗朝，由于受到新法的影响，其功能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度由平抑物价变为替政府敛财，多有背离其起初设置之初衷。神宗以后，常平仓平抑物价的功能有所恢复此后基本是一个平抑物价与敛财兼备的机构，至宋末未有太大变化。
　　常仓本由政府提供，义仓仓本则出自民间。相较而言，政府介入常平仓的力度比之义仓要大，故常平仓本来源比义仓更有保障。其次，仓本之来源对仓储建置的稳定与否也有影响，宋代义仓虽然也是由政府主导而兴置，其基本的仓本来源却是出自民间，所以民间对义仓态度之好坏对于义仓的存废有着一定影响。常平仓则不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其建置比义仓稳定的重要原因。
　　太宗兴置常平仓之后，不见如同义仓那样的兴废反复的情况，就是最好的实证。复次，常平仓的设置虽也与赈济相关，其直接而主要的功能则是平抑物价，这与义仓主在赈济水旱灾荒的初衷不无差别；与此相关，各自仓储的使用方式也尽相同，常平所储主要是通过抛售与购买等市场交易发挥作用，义仓所储则是无偿俵散。最后还需注意的是，宋代常平仓与义仓的首置时间不同。
　　义仓首置于太祖建隆四年（，较太宗初设常平仓的淳化三年（要早出三十年，虽太祖朝义仓未久而废，真正稳定更是在哲宗绍圣以后，但有宋建国之初就创设义仓的举动，很能体现赈济灾荒之重要性及其与义仓之重要关联。
　　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义仓与常平仓之设置是出于不同的需求，两仓有异有同，然异于同。下面将要讨论的宋代社仓，其出现却不是在常平、义仓之外再开出一主题功能，而是为了尽可能消除义仓（也部分包括常平仓）的流弊。从这个意义上，宋代社仓与义仓在功能上几乎是完全等同的，但二者在仓本来源以及管理与使用等方面又多有不同。朱熹是宋代社仓推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透过他关于社仓的论述，对此会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朱熹首先肯定了义仓、常平仓尚有古法一一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一一之遗意，可见他并未完全否定义仓、常平仓存在的基本用意。但他同时也客观指出了两仓皆藏于州县的事及其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多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局限性；再加上法令限定严格，吏员因避事畏法往往不能及时发放米粟赈济，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己，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壌，而不可食矣。
　　此类问题实际上即是义仓在保管和使用环节的流弊所在，朱子这里的认识与论文第三章关于义仓流弊的讨论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这一系列因素共同造成了民户在遇到灾荒时，无法通过现有仓储获得及时而必要的救济物资。朱熹又更进一步对这一流弊为何长久以来得不到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政府对权力下放有所顾忌，以为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故欲谨其出入，同于官府；而在朱熹看来，此举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朱熹的分析不无道理，论文第三章已借叶适之言，指出地方长吏在义仓管理中确有其的消极影响，而崇安县五夫社仓之所以得以成功兴建，又与该地历任知府爱民虑远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以及朱熹等人皆不鄙吾人以为不足任的品质不无关联，如此两相对照，足见地方官吏在仓储运行过程的重要影响。
　　更重要的是，朱熹在追叙五夫社仓创建经过的同时，也希望其能起到示范作用，促使社仓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故而最后会寄望于后之君子，视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无计私害公，以取疑于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数公之心焉，则是仓之利，夫岂止于一时。其视而效之者，亦将不止于一乡而己也。
　　朱熹对救荒之事是相当看重的，淳熙八年（他得面奏孝宗于延和殿之机会，即向孝宗极陈灾异之由与夫修德任人之说，孝宗亦是动容練听。朱熹在奏剖中详细介绍了建宁府崇安县社仓的基本情况，希望孝宗能听取建议，最终这一推广社仓的设想也确实在此时得以实现。
　　朱裏推广社仓的建议是据其起初的经验而来的。此奏得到了孝宗的认同，不久即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至于宋代社仓的具体特点以及它与义仓的异同，大体可据朱熹之言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宋代社仓的真正推广是在孝宗淳熙八年，首设则可追溯到乾道四年（北宋已有兴置社仓的言论，但未果行，见第一章相关讨论），这比宋代首次设置义仓（在年）要晚两百多年；二、社仓设置地在乡社，较之义仓设于路、州、县，更为接近基层而便于及时赈济。
　　二、社仓的仓本来源最初是从常平仓借支，实际上也是由政府提供，但这只是社仓得以建成的基础本钱，其更为持续的仓本来源是敛散常平米斛的利息；当利息积累到一定数额，最初借支的常平米斛还得归还，而此后敛散的收息比率亦随之大为降低。
　　三、这一点实际上也关乎社仓米斛如何使用这一问题，显然社仓所储并非依义仓例于灾荒时直接俵散于民。从方法上看，它更与青苗法相接近，惟其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的收息比例，甚为惠民而不易给人以借社仓搜刮的印象。
　　四、社仓的管理多委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与本县官同共负责，相较于义仓、常平仓两级三层的管理模式要简单得多，因而更具民间性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户对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人更为熟悉，所以管理人员的选定往往会更为合理，而仓储运行过程中的流弊，或赖之得更为少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四点只是关于宋代社仓建置、运行特点的一般性概括，实际上据朱熹的说法，乡土风俗不同者，也有其随宜立约的可能。如社仓仓本的最初来源也可能是由私人提供，而不愿置立社仓的乡社，官司亦不得抑勒。这些现象表明宋代社仓的设置，较义仓、常平仓而言，更具灵活性。
　　首置时间来看，义仓的兴置在有宋建国之初即提上日程，较之常平仓与社仓，其首置时间最早，从钱物使用方式来看，义仓在赈济灾荒中无偿俵散的方式，较之常平仓、社仓之市易与借贷更为简易直接。
　　结合仓本来源与管理模式两点，可以看到义仓在联系官方与民间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这三个方面是统一而非孤立的，义仓在有宋建国之初即着手兴置，而且与赈济水旱灾荒有直接相关，成为贩济之事的首选载体，当于义仓本身的功能以及运作模式求之。
　　宋代义仓的首要功能是赈济灾荒，这一点在隋代首创义仓即有明确之规定，与宋代常平仓主在平抑物价是有区别的。常平仓虽在水旱之时也可以出粜米粟，但此举不但不限于水旱灾害发生之际，而且其主要用意在于平抑物价，乃是官方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其在客观效果上对救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表示它与救荒的联系比之义仓更为紧密。
　　在宋代义仓存在的两百多年中，每每有对其主体性的强调，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因素；义仓赈济水旱等灾荒的功能与常平仓主在调控物价的用意到底是有所区别的。宋代社仓虽也是主在赈济灾荒，而且在设置地点以及管理等方面，较之义仓甚至更为合理；但它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义仓乃至常平仓的不足，所以从功能这一点来看，南宋推广之社仓不妨看成是义仓的进一步延伸；再加上社仓出现存在）的时间要晚（少）义仓两百年之久（多），所以从赈济灾荒的整体效果来说，义仓起到的作用是超出社仓的。
　　宋代常平仓之管理由官方负责，且仓本亦出自政府，不但来源更有保障，而且类似义仓在收受环节中出现的诸种流弊，在常平仓的运行过程中也更为少。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常平仓设置之后，在存废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争论。而只要其使用得当（如不出现熙宁变法其间借常平仓聚敛的现象，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多是会受惠的。与常平仓相对照，宋代社仓除了在最初设置之时，可以得到官方的暂时资助外（部分甚至无需官方资助），其后官方便相当程度地退出其中，而由基层自理。
　　如果说常平仓的运行更多地是由官方主导，体现着官方的意志，那么社仓的运行，则更为贴近民间的诉求，故而更具民间性质。相较于常平仓、社仓在官方、民间分别各占一头，宋代义仓则是处在官方、民间两者之间，其管理由官方负责，仓本则出自民间，是为联系官方与民间更为紧密的一种仓储机构。这使得官方操控下义仓实际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它在一般民众心中的基本印象，而这一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到义仓的兴废。宋代义仓在物资使用方面采用直接俵散的方式，与这一点当有重要的关联。
　　不过尽管宋代仓储的设置多能体现备先的思想，但从宋人主观意向以及各仓具体特点来看，义仓、常平仓、社仓在实践宋人救荒思想上的地位是不同的。透过上文对宋代三种仓储机构的比较，我们知道常平仓的首要功能是平抑物价，而且官方在其运行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一般民户只是被动受其影响而已。
　　宋人救荒思想虽能部分借此得以实现，但表现并非最为突出，其体现的更多的是政府的意向；宋代社仓承义仓、常平仓之后而起，主要功能亦是賑济水旱之灾，而且制度设置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显然是宋人实践救荒思想的很好载体，但其推广是在南宋孝宗年间，在时间上要大大晚于义仓，所以在宋代济灾荒过程中发挥的整体作用是不及义仓的。
　　相较而言，宋代义仓除了具备首置时间早、联系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首要功能为赈济水旱等性质外，宋人将其视为备先和救荒之具的主观意向也更为明确。这一点尤其能说明宋人视义仓为实践救荒思想最为典型的仓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