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生利家国，古代税制因时制宜，观秦汉以来税制之变迁

　　引言
　　从古至今社会流变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小到家家户户小农家庭经济，大至社会家国财政大局，历朝历代的社会民生的惠与利都与经济息息相关。
　　古言有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百姓生活的实惠利益是整个上层建筑真正应该观照的核心利益，以人为本的民生思想从春秋儒家哲学，甚至从更早就开始萌芽。
　　而要真正惠及百姓，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使人们的生活向好发展，必定要深入研究财政与税收体制。从历史溯源，税制向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事关重要的体制元素。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是占到主体地位的经济生产方式，而到了宋朝，文化与民族交融日益加深，商品经济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百姓，除了家家户户种植纺织之外，有了全新的收入获取来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元素在中国萌芽，经济在各种外来冲击中，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时代的转向发展。
　　税收制度关系着每个百姓的起居生活，由小及大，也就与整个朝代财政运行大局不可分割。
　　图古代生活场景一、仁政惠民儒家风范，春秋时期的税制内核萌芽
　　男耕女织的春秋时代，社会背景处于大割据的状态，在纷纷扰扰、变化万千的历史时局之下，人们仍更加期盼着一种安居乐业、富足和平的小康生活。
　　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治理家国、救济民众的潮流中，他们著书立说，积极地探索着民族与国家的全新出路。古代典籍《尚书舜典》曾写道：食哉惟时。由此不难看出，古代社会对于农业、农时的重视程度。
　　把握适宜的季节气候以及其他自然条件，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各家各户才能够生存。在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主导下，农业生产、作物收获是早期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
　　小农经济之所以有着如此关键的地位，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追求保证小家的温饱，而大家，也就是家国社会的财政发展，则随着社会治理的流变、政治的发展才逐渐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地位。
　　图古代赋税考证图
　　社会政治走向在春秋战国时期几经转折，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儒家思想凭借着智慧、仁德、自立等等文化气质，在一众优秀学派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所谓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孔子这种思想已经透露出了一个社会变化的关键信息，那就是对于大家的关怀、对于国家治理的关注已经加深了。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其思想反映出家庭小农经济已经与国家整体治理息息相关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联，势必推动着统治者站在更为高远的位置考虑国家经济与财政问题。人用与家用的经济观亟待发展演化，只有关注国用，社会经济才能长足发展。
　　当学者与社会思潮转向到国家治理方向上时，财政税收制度也就进入了人们关注与研究的视野当中。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在探讨社会治理问题时，提倡的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在这一主张中，他要探讨的其实是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儒家，用一种积极入世的观点探讨国家治理问题，究其根本，其实最终目标也是实现小康与发展。
　　各家的眼光，落实到财政大局上，他们都已经意识到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是密切关联的，探讨制度上的规范，才能把握经济发展大局，由此也才能使国家政治向好发展。
　　图古代生活场景
　　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千百年以前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百姓大众的生活与君主国家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一句经典古言中，前半部分提及个体的生存处境，而后半部分则探讨民族的存亡问题。
　　一言以蔽之，即大众富足，国家才能够富强。为了从制度层面保障经济基础，人们开始研究赋税体制，从更早以前单纯的耕种自足，发展道路以上层建筑来引导经济发展。
　　税收制度，用更加合理的、有执行力的方式推动着经济向着井井有条的模式迈进，而惠及大众的初心、仁政的推广，也使得初期赋税体制的研究有着以人为本的内核。
　　图古代建筑
　　在税收制度的发展中，不能忽视主流社会思潮的演变。世卿世禄制度、伦理等级观念深刻影响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国家治理已然成为关系到贵族势力、权威的大事。自然而然的，社会体制就与权势的明争暗斗相关联，而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社会发展保证。
　　由此一来，关系到国家财政积累的税收制度，也就成为了统治者们关注的焦点。总无名之暴征而立为常规，春秋时期礼乐崩坏，赋税制度在演变过程中便呈现出了不合理的趋势。过量的税收，能够大大增加国家总体收入，使得居身上层建筑的统治者们获得了巨大利益，仁义向利益悄然转变，这种变化背后是贵族仕族对于土地、财富、政治势力的野心。
　　税收制度在乱世之中萌芽发展，到了后期出现了超出法令、打压百姓的趋势，这种赋税体制当然是不太完善的。但不得不承认，春秋战国时期税收体制的内核还是有着关注民生，休养生息的人文关怀，在当时霸主争权的乱世，这已经是十分难得可贵的体制范本，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图古代赋税考证图三、国富民安历代夙愿，秦汉至大唐的财政税制流变
　　税收制度诞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古今纵向比较之外，中外横向比较研究也必不可少。在中世纪的西方，国王与各级下层的领主是划分开来的，所以财政与税收自然而然也就不能通过一套单一笼统的体制来管理。
　　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分税制度。相比而言，西方这种社会政治状况与我国古代的西周时期有着类似之处。在实施分封制度的西周。周天子与各国诸侯国之间的利益也是要用特殊的体制进行统一。
　　对于当时的财政状况来说，收支项目各种各样非常繁复，从国土上谈有着建筑、屋舍、机构、河湖以及山川管理方方面面；从政治上说，则更加复杂，外交方面的民族交往、贡品礼仪，到社会治理方面的制造生产，再到国防方面的兵器、武装，以上种种都是赋税制度需要涉及和考量的领域。
　　图古代生活场景
　　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家天下之下的双元关系。
　　在西周这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就诞生了属于中国的最早的分税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赋税与国土的关系以及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就得到了较好的维持。而赋税制度的演变以及经济政治的发展则催生出了关于财政的专门机构。
　　在分裂割据的战国时期，分封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关于军事和民众生活生产的费用便开始集中统一的进行管理，治粟内史由此诞生，成为了战国时期管理相关财政收入的专门机构。
　　这种财政机构对于整个古代赋税体制的发展至关重要，也对财政机构的演化有一定的影响。
　　图古代建筑
　　分税制度的出现不是偶然，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这种制度就会对经济政治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如是言也。
　　在两汉南北朝时期，社会再度陷入战乱阶段，政治时局动荡，原有的那套经济体制已经濒临崩溃。在天下三分的时代，赋税与财政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实行过的分税制，在两汉南北朝又再度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分税制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财政收入分配，而是加入了分机构与分权的因素。
　　图古代赋税考证图
　　关于财政收入分配，此前已经谈过，而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中的机构与权力划分，更值得人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
　　首先研究的是赋税管理机构的流变问题，先秦时期，税收制度成立以来，对于其中收支、管理相关的细枝末节越来越复杂，这就推动着官吏学者们去探索专门的管理机构建立问题。在中央集权发展的古代中国，中央的财政收入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源头的，在获取了财政收入后，可靠的管理机构是保障。台传御史的设立便是专门机构的特殊举措，这就为两汉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迈步的体制基础。
　　其次研究的则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南北状况不同，百姓需求就不同。战乱频发的北方无法完全复制南方的赋税制度，要在割据和斗争中巩固统治，就必须以财政牵引权力。
　　古籍记载：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大众的社会地位、中央地方的权势分配与赋税的关系可见一斑，税收杠杆实则平衡着各方权力的比重。
　　图古代生活场景
　　紧接着，赋税制度的探讨进入不可忽视的历史阶段：大唐盛世。分税制度带来的借鉴意义，还有由此衍生出的各种良好的社会效益，使得这一制度历久弥新，延续到了唐朝。
　　大唐税收制度有着继承的性质，元稹在的代表作品《钱货议状》中的一些言论就充分的体现了唐朝赋税制度的这一特征。所谓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三分法就是唐朝财政制度的具体体制，这一机制历经了很长时间，对于唐朝外邦交往、本国民生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大唐盛世，诞生的三分赋税法是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也是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催生的国家治理成果。
　　图古代生活场景三、朝代更迭税制流变，唐明清税制改革的三大转折
　　不同的朝代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孕育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赋税体制。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在税制发展流变的漫长历程之中，有三次税制改革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它们作为整个中国赋税财政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
　　大唐时期所颁布施行的《两税法》，为盛世局面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明朝实施的《一条鞭法》，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秩序；而清朝时期所颁布的《摊丁入亩》，也对时局稳定、统治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唐与明的制度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
　　图古代生活场景
　　在唐朝税制进入历史转折之前，均田制的实施已经有着较长的时间，这种赋税制度的一大特质就是实施对象要有一定的土地资产。在这一体制运行的初期与中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基本民生还能够得到维系。
　　而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种种客观因素加剧了土地兼并，频繁的政变更是使得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动荡。中央的财政需求仍然很大，而部分农民的生活状况却愈发被压低，种种因素充分说明，均田制已经不再适合唐朝当时的发展趋势。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制入。大唐宰相杨炎的建议被当时的统治者唐德宗采纳，中国历史上税制改革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出现了，唐朝由此开始正式实施两税法。
　　在经典古籍《旧唐书》中，记载了两税法实施以来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效应。从经济基础出发，两税法更加符合当时唐朝的客观发展规律，中央财政收入的获取渠道得到了拓展，而以往赋税体制的繁杂环节也得到了很大的简化。
　　经济发展的趋势由此转折，向着较好的方向前进，而中央的统治也因为经济好转的缘故而得到了极大的稳定巩固。将唐朝的这次税制改革放入中国税制流变的全局来看，它为后代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良好体制范本，也揭开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税制改革的序幕。
　　图古代生活图
　　转观明朝的赋税体制改革，同样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大明风华的时代并不是恒久不变的，在明朝发展的中后期，官场的腐败、赋税繁重、农民暴动等等社会问题纷纷涌现。
　　在社会经济隐患重重、矛盾不断加深的明朝中后期，改革经济基础与赋税体制已是必须。《明世宗实录》记载道：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由此不难看出，在不适宜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体制下，明朝的财政状况也并不好。
　　而在重重压力下提出的一条鞭法，则大大改善了当时明朝百姓的生活处境，也挽救了经济发展滞缓的局面。
　　古籍有言：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这便是比较具体地交代了一条鞭法实施的方式与细节。
　　这一科学合理的赋税制度，从其推行的过程来看，也十分有借鉴意义。一条鞭法并非在最初就全国实行，它首先在明朝东南地区试行过一个阶段，在获得了比较正面发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后，明朝中央方决定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这次重大税制改革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在对唐朝税制的借鉴吸收的基础之上，它也影响着清朝的摊丁入亩体制。在这次改革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实物税制转向了货币税制，这也对当时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商业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有利于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
　　图古代赋税考证图
　　结语
　　从先秦到大唐，从明到清，税收制度对于每一个时代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原始的生存需要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始终是封建古代社会的重要统治支柱。它关系到百姓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也关系到政治大局的长治久安。
　　从家用到国用的转变，是一定历史时期财政发展的表现，也是一个朝代巩固统治必须关注的方面，而从国用到家用则是宏观赋税体制对家家户户的具体影响的落实与反映。
　　所谓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
　　中国古代的人们对于经济财政问题的种种看法与体制措施，始终包含着伦理的、政治的影响因素。以人为本的初期民生思想，贯穿在历朝历代的赋税体制的改革之中。
　　在利民利国的核心诉求下，虽然不免经历不合理、冗杂甚至腐败的体制状况，但总体观之，还是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税制发展的良好范例，它们有着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对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图古代钱币参考文献
　　《明世宗实录》
　　《旧唐书》
　　《两税法》
　　《尚书舜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