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与突厥经济关系的特点是什么，两者又存在什么问题呢

　　一、特点
　　（一）贡赐贸易中双方的目的不同
　　东突厥奉隋朝正朔后，岁岁朝贡不绝，而这些朝贡都是带有物资交换的色彩的，因而吸引突厥各部落首领亦纷纷向隋朝贡献各种牲畜及皮毛，从而获得朝廷的大批礼物回赠。
　　从隋朝方面说，它的回赐是一种政治需求大于经济利益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出于政治和外交目的，是一种安抚边境，维持与突厥友好关系的重要政策。在贡赐贸易中，隋朝的赏赐一般是突厥进贡物品的数倍，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并不是隋朝追求的主要目的，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扩大国威，示中国之盛，粉饰太平，起到威抚突厥的目的。
　　（二）互市不同于前代
　　首先，但隋朝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它的生活以自给自足为主，因而它没有与突厥进行经济交往的强烈愿望，往往认为开边互市是给游牧的突厥民族很大的优惠，同时，又害怕因互市促进突厥经济的发展，培养出强大的敌人。所以，只有在突厥与中原朝廷的关系极为和谐，并且不构成威胁时，才开边互市，而且往往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放。见于史料记载的隋朝开设的互市仅有张掖、伊吾、幽州、马邑、太原和榆林几个。
　　其次，在官方主持下的互市以绢马互市为主，隋朝的统治者需要突厥的马匹来补充战马需要，扩大军事力量，突厥的上层阶级则非常青睐内地的丝织品。而且有时交易的规模比较大，比如，隋初突厥就尝与中国交市，《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曾谈到交市，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筐，价值八百万，这是一笔交易额相当可观的边贸。
　　第三，隋朝开辟了管理互市的先河。隋以前，互市已有所发展，但国家尚未设置专掌机构。
　　（一）贡赐贸易中双方的目的不同
　　因而它与隋朝密切的政治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为经济服务的，是通过加强对隋的政治联系来促进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如东突厥奉隋朝正朔后，岁岁朝贡不绝，而这些朝贡都是带有物资交换的色彩的，因而吸引突厥各部落首领亦纷纷向隋朝贡献各种牲畜及皮毛，从而获得朝廷的大批礼物回赠。
　　从隋朝方面说，它的回赐是一种政治需求大于经济利益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出于政治和外交目的，是一种安抚边境，维持与突厥友好关系的重要政策。在贡赐贸易中，隋朝的赏赐一般是突厥进贡物品的数倍，起到威抚突厥的目的。
　　（二）互市不同于前代
　　隋朝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它的生活以自给自足为主，因而它没有与突厥进行经济交往的强烈愿望，往往认为开边互市是给游牧的突厥民族很大的优惠，同时，又害怕因互市促进突厥经济的发展，培养出强大的敌人。所以，只有在突厥与中原朝廷的关系极为和谐，并且不构成威胁时，才开边互市，而且往往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放。见于史料记载的隋朝开设的互市仅有张掖、伊吾、幽州、马邑、太原和榆林几个。
　　其次，在官方主持下的互市以绢马互市为主，隋朝的统治者需要突厥的马匹来补充战马需要，扩大军事力量，突厥的上层阶级则非常青睐内地的丝织品。而且有时交易的规模比较大，比如，隋初突厥就尝与中国交市，《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曾谈到交市，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筐，价值八百万，这是一笔交易额相当可观的边贸。
　　第四，隋朝开辟了管理互市的先河。隋以前，互市已有所发展，还设置了专掌互市的管理机构互市监，将互市改由中央控制，由中央直接派专人掌管。
　　第五，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娴熟中西交通的吏部待郎裴矩前往张掖主持互市；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又命令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领军队与裴矩共同经略伊吾（今新疆哈密），于伊吾设市，以便西域各国与隋朝互市，说明隋对互市的重视。
　　（三）和亲中的地位影响经济关系
　　在隋朝以前如西魏、北周、北齐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和亲大多是被动的，为讨好突厥，争取突厥的支持而进行的，他们倾尽府库中缯絮绵彩增送突厥，成为被动付出的沉重负担，这在周齐对峙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隋朝统一了全国，并且在隋文帝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后迅速强盛起来，与此对比的是突厥分裂后力量的削弱，因而隋与突厥的和亲虽不完全是处于主动地位，但对于赏赐的陪嫁物品数量却能够主动把握，比如，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和十九年（公元599年），隋朝分别将安义公主和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使其内附和臣服，对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隋朝积极主动的利用与启民可汗的和亲，使隋的边境有入附的启民可汗为之保塞，维持了与突厥相安无事的局面，为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四）民间交往普遍他们居无定所，走街串巷，赶集趁墟，贸贩有无，更多的是贩卖粮食、布匹、盐等日用生活必需品，并且分散在全国，人数甚多，给各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少的便利。
　　但是，隋朝对民间贸易有诸多限制，并不是任由民间自由经商，在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交易时间和场所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在交易的商品方面，禁止铜铁及兵器外流，对粮食和一些丝织品的交易也有严格的限制。
　　一般记载的是与官府尤其中央有关的事，因而对民间的贸易交往记载较少。另外，隋朝支持下的贡赐贸易、绢马贸易与和亲中存在着政治和外交的，而隋与突厥的民间交往以经济交换为主要目的，经济色彩浓厚。
　　（五）经济关系承上启下
　　隋与突厥的经济关系是在西魏、北周、北齐与突厥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又为唐朝的经济关系，尤其是为唐朝时茶马贸易的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基础。成为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主体，但在某些时期茶马互市还明显地带有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的浓厚色彩。
　　因而，隋朝虽然是一个短暂的王朝，但在民族关系史上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与突厥的经济关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政策失误
　　民族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了隋朝的动荡不安。隋朝为显示大国富强，对突厥及西域商贾采取单方面厚利相让的优惠政策，贡赐贸易赏赐的物品一般是进贡物品的几倍，这不仅增加了的财政负担，也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而且，隋朝统治者还命沿途州郡无偿对商贾提供服务，这就使得沿途州郡疲于迎送，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苦不堪言。难怪《资治通鉴》中认为由于以上原因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
　　（二）交换的物品单一
　　隋与突厥的经济交往主要是把中原盛产而周边游牧民族比较匮乏的缯、粮食、酒、屏风等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与突厥盛产的马、牛、羊、驼等牲畜进行交换，并且一般是以物易物，交换物品的种类单一，会造成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平衡。从已知的记载来看，突厥人用来进行贸易的物品大体上主要是马、牛、羊、驼等畜产品，珠宝等奢侈品以及奴婢，而他们从内地得到的物品则主要是各种纺织品和珍物。
　　张掖互市虽然兴盛，但用于互市的大部分商品却是通过行政手段从内地运来的，河西地区大规模的互市，成了盘剥河西当地居民的一种苛政，送往迎来，所费人力、物力和财力颇多，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
　　另外，隋朝对互市的地点和开放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一点限制了双方的经济关系。隋朝见于史料记载的仅有张掖和伊吾两个较大的互市，这远远不能满足突厥对中原产品的需要，因而突厥对中原内地的劫掠是不可避免的。
　　（四）经济关系受制于政治关系
　　第一，隋与突厥的友好的经济交往关系是间断的、不连续的，这是由双方时战时和的政治关系决定的。如隋初，由于隋朝改变周齐为争取突厥的支持而讨好策略，对突厥待之甚薄，因而沙钵略可汗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发兵攻隋。
　　由于突厥经常地发动掠夺战争，致使双方的贸易关系时被中断。后来随着突厥的内附，双方维持了友好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启民可汗时代是突厥入寇的最低潮。但在隋朝末年，由于中原内地的混乱，突厥又恢复对中原的掠夺，企图从中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隋与突厥经济关系受制于政治关系不利于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贡赐贸易、绢马贸易与和亲中存在的政治和外交目的，但由于受当时整个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及重农轻商传统观念的影响，互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商品交换，而是首先为了扩大国威，示中国之盛，粉饰太平，起到威抚突厥、吐谷浑等的目的，其政治、外交和国防等方面的目的明显地超过了经济目的。如隋炀帝西巡张掖并亲自主持张掖盛大国际交易会，这样做的真正用意在于使河西地区的经济示中国之盛。
　　从上文所论述的贡赐贸易、绢马贸易以及和亲等诸多事实可以看出，隋朝跟突厥的交往更多的是看重其政治和外交作用，丝绸是隋王朝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有力的外交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