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幼儿父母群体因自身的育儿知识不足，而感到养育压力加大

　　流动幼儿家长的育儿压力还是不容乐观，平均得分很接近临界高压力水平，且有近一半的家长压力水平超出正常水平。与同类型的研究相比，流动幼儿父母育儿压力总体得分高于一般学龄前儿童母亲育儿压力得分，低于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的总分。
　　分析原因，从父母角度来看，流动幼儿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整体水平不如其他学龄前儿童父母，尤其是一部分进城务工的体力劳动者，除了每日完成繁重的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学习育儿知识，给予幼儿高质量的陪伴，这可能是流动幼儿父母育儿压力高于普通学龄前儿童母亲育儿压力的部分原因。
　　从儿童层面角度来看，相比孤独症儿童，流动幼儿属于身体健康发展的儿童，能与父母和其他人进行良好的交流和社会互动，因此，流动幼儿父母育儿压力低于孤独症儿童父母。大多数流动幼儿父母育儿压力的主要来源是自身的愁苦感受以及对儿童某些特质的担心，而在亲子互动方面的压力感受较小。
　　学龄前阶段的幼儿处于行为快速发展变化时期，活动范围和环境都比婴儿大，在自我探索和社交行为上遇到问题的的几率更多，需要的关注和指导也更多。尤其流动幼儿父母群体因为自身的育儿知识储备不多，不能正确解读幼儿行为背后的需求，认为幼儿行为有问题，因而感到养育压力加大。
　　亲子互动失调压力感受较小的原因可能是，流动幼儿家长工作时间长，更多精力放在幼儿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上，而较少关注在心理情感等方面的需求，平时与幼儿的情感交流互动并不多，于是亲子互动失调压力感受不明显。
　　研究中发现，育儿压力在填写人身份、职业、学历、收入、子女数和居住环境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父母年龄上无显著性差异。
　　育儿压力总体水平在填写人身份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父亲的困难儿童与亲子互动失调维度显著高于母亲，这与一些关于特殊儿童父母育儿压力研究结果不同。原因可能在于，特殊儿童家庭孩子主要照护人是母亲，长期繁重的照护任务会增加母亲的压力感受。
　　而对于流动幼儿家庭来说，男人是一家之主这样的传统模式让父亲主要做为家里的经济支柱，较少时间精力陪伴孩子，因此，长期与孩子缺少高质量互动，缺乏育儿经验，导致父亲压力感受大于母亲。
　　在填写人职业上，不同职业的父母育儿压力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事后分析发现，体力劳动者与全职妈妈爸爸的压力感受最大，高层管理人员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育儿压力最小。原因可能是体力劳动者大多从事的是技术含量低且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如建筑工、清洁工、保安、小商贩等，与从事高层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工作时间长且不固定，收入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他们没有时间顾及到幼儿的学习成长，甚至不能保证幼儿到年龄入学。全职妈妈爸爸因为要在家照顾孩子而无法出去谋生，一方面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因社交面受限，加上照料幼儿日常生活学习的繁琐，都会无形之中增加心理压力，从而影响其育儿行为。
　　在学历上，不同组别的父母育儿压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父母育儿压力整体水平和各维度，都显著低于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父母。
　　可能是一些流动幼儿父母相比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而言，自身所储备的科学育儿等方面的知识不够，不能很好地进行亲子互动，当他们在育儿过程中遇到困难与压力时，周围人际圈无法提供有效的资源来解决面临的育儿问题。
　　并且流动幼儿家长受教育程度低，多数只能从事收入较低、不稳定且工作时间较长的体力工作，他们往往忙于挣钱，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关注子女的养育问题。在不同家庭年收入水平上，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家庭年收入越高，父母感受到的育儿压力越低。
　　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家庭父母育儿压力基本处于正常水平范围，另有12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育儿压力处于非常高水平。14。9的家庭年收入在35万之间，育儿压力处于高水平。
　　究其原因，受教育程度低，在劳动就业、职业、收入等方面不能摆脱弱势地位，属于流入地的低收入阶层。收入较低的家庭不仅面临着较大的育儿压力，同时还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经济压力会进一步影响其育儿压力，面对孩子在城市生活学习的高成本，父母可能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自责等负性情绪；而收入较高的家庭，经济压力相对较小，更有能力支持满足孩子的生活学习所需，因此亲子关系可能更好，父母感受到的育儿愁苦和育儿压力也相对较小。
　　在子女数上，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其中54。1的家庭有两个孩子，13。9的家庭则有三个及以上孩子，两孩和三孩父母的育儿压力显著高于一孩父母。
　　分析原因，可能与在城市生活的育儿成本有关，目前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到37岁儿童，而流动幼儿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在适龄阶段都需要进入幼儿园学习，两孩三孩的学杂生活费叠加起来比一孩要高，增加了父母的经济压力。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孩与两孩父母的困难儿童压力感受最大，而三孩及以上父母的育儿愁苦压力感受最大，这可能与父母在养育多个低龄孩子时，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有关，流动幼儿家长本身的工作相对比较繁重，工作之余还需照顾多个孩子生活学习，几乎被为人父母的责任绑定，留给自己的闲暇时间已经很少，导致育儿愁苦感受增强。
　　在居住环境上，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商业小区的家庭育儿压力普遍低于居住在城区街道，城中村以及郊区的家庭。其中11。1的家庭居住在郊区，育儿压力高于正常水平。有研究证明，良好的社会环境，如居住环境和学习风气等会对儿童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有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而商业小区的居住环境和安全系数普遍高于其他三个区域。
　　幼儿阶段的孩子好奇心强，运动能力不断发展，生活中需要较多的空间探索来满足其发展需要，城中村和郊区相对比较缺乏适合的空间，因此，幼儿的自主探索空间受阻，也容易导致幼儿的发展不平衡而产生行为问题，让父母感觉到压力加大。
　　此外，在研究中分析了流动幼儿父母育儿压力在父母年龄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并未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无论流动幼儿父母年龄大小，并不影响其育儿压力的大小，这可能与本次填写问卷的父母年龄比较集中有关，70集中在2635岁，其中40。4的家长处于在3135岁。这个年龄段的父母处于身体状况比较好，精力比较旺盛的阶段，更容易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由于中国家庭人员结构和国外不同导致的，一般中国家庭结构都包括夫妻双方的父母，并且双方父母都会尽力为子女提供各种支持，以此提高了家庭支持能力。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乡人口为了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向大中城市涌入，虽然个体生活环境结构发生改变，家庭关系仍是个体社会网络组成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流动幼儿家庭就是这部分群体，本次研究中省内外农业户籍的家庭占比达82。1，这些家庭的各种社会关系在居住地相对本地家庭没有那么多，因此，家庭支持仍然是流动幼儿父母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这一现象也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当流动时间在十年以下，流动幼儿父母获得的社会支持并没有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只有流动时间超过十年的流动幼儿父母社会支持水平才显著高于流动时间十年以下的父母。
　　研究发现，流动幼儿父母社会支持在填写人户籍与留在当前城市生活的意愿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孩子年龄上无显著性差异。
　　在不同户籍来源上，流动幼儿父母社会支持存在显著差异，省内外农业户籍家庭得到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省外非农业户籍家庭，省外农业户籍家庭得到的社会支持最低，省外非农业户籍的家庭得到的社会支持最高。
　　这可能与流动人口的结构有关，省内外农业户籍的家庭属于城乡流动，而省外非农业户籍的家庭属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城乡流动的家庭大部分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因而获取社会支持的来源与方式都不如城市家庭。
　　社会支持在孩子的年龄上并无显著差异，说明当前城市给提供给流动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还有待完善。本研究发现，流动幼儿父母的育儿压力在孩子的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大班以上的孩子的父母育儿压力显著大于中小班孩子的父母。
　　幼儿处于幼升小的阶段，因流动幼儿父母自身工作的不确定性，以及小学择校的困难度，幼儿父母在辅导幼儿学习以及择校方面都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流动幼儿家庭与特殊孩子家庭同属于处境不利家庭，但特殊儿童家庭父母的心理弹性往往低于国内正常儿童父母。有研究显示，处境不利既是危险性因素，也是保护性因素，心理弹性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至少存在个体、家庭和社会等三个保护性因素。
　　危险性因素并不一定导致不良的发展结果，而是会增加产生不良后果的可能性。从个体因数来看，流动幼儿父母通过自身努力，寻找各种途径把幼儿带来城市共同生活，而非让幼儿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其自身的坚韧性与对外部资源利用的能力可见一斑。